中國農業濫用化肥和生長劑
北京
中國農民因使用大量化學生長劑致使田里大批西瓜爆裂。中國江蘇省的不少瓜地裡到處能夠看到爆炸了的西瓜。濫用殺蟲劑和化肥的做法在中國農業領域十分普遍。中國農業大學的一位教授稱，西瓜爆炸事件證明，國家有必要為農業使用化肥制定明確的規定，並對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保護。中國政府對食品中大量使用色素和增甜劑的做法也表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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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 2011.05.17
中共高官稱公民社會為西方陷阱
中共中央半月理論刊物《求是》近日登出周本順題為"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的文章。文章認為，公民社會應當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是政府統一指揮下的一個環節。但這一觀點並非得到普遍認可。
公民社會是不是陷阱？
《求是》近日登出周本順題為"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的文章。因為作者係中共中央宗治委副主任、同時兼任中共政法委秘書長，文章的分量自然得到加重。
周本順寫道，"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是我們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的具體體現，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根本，要大力加以完善"，"防止誤信、誤傳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
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有關公民社會是不是陷阱的問題，是可以展開討論的。他說，也許以上觀點只是周本順的個人意見。而他本人在這一領域，則更喜歡使用公益慈善的詞彙。公益慈善組織是公民社會的一個部分。王振耀說，中國民眾開始捐款，中國社會裡的和諧機制開始出現，這是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不曾有過的新事。這一發展是積極的，正面的。
在他看來，同西方社會相比較，社會的服務功能在中國還是較為新穎的概念，服務的對象包括老年群體、殘疾人以及兒童。以前許多政府管理的服務性部門，現在就漸漸轉向社會。在這裡，"中國落後於西方好幾百年"。
公民社會抗議行為並不是反政府
但周本順在文中尤其批評人們對國外社會管理的"小政府、大社會"的誤區，指出，實際上，很多大國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擔著社會管理的主要任務。的確，政府的職責不能替代，尤其是在大範圍內的調配資源進行集中統籌的項目方面。比如救災。 2009年夏天，台灣發生了特級颱風災難，損失慘重。人們這時希望看到一個具有行動力的大政府。當時，台灣的很多民間團體就對馬英九政府抗災不利提出嚴厲批評。不過，台灣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林德昌教授認為，民間的抗議行動不代表跟馬英九政府的對立：
"台灣很多非政府組織對馬政府的批評，並不代表他們要推翻馬政府。它代表人民對政府的一個期許。中國大陸習慣把這種議題擴大。對政府的任何抗議或提出看法，我不認為是跟政府對立。"
不是領導和被領導關係，更不是敵對關係
周本順的文章強調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認為這一優勢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林德昌表示，發展公民社會需要製定行為規範，這一職責在政府，由政府行使權力，規定契約，以使公民社會得到健康發展。政府同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中，林教授說，根據很多西方國家以及台灣的發展經驗，政府、國家跟非政府組織基本是一種相輔相成、合作夥伴的關係，它們不是領導和被領導、更不是敵對關係。
公民社會敏感的原因
周本順的文章中也提到行為規範，認為要在政府有效的管理之下培育發展社會組織，事先設好"安全閥"，"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社會組織繁殖起來"。即便不使用"敵對"一詞，但這裡已表現出高度的警惕與堤防。林德昌教授認為，這裡敏感的原因在於：
“非政府組織是民間的，它們追求的是人類發展，那麼，它必定要牽涉到一些很敏感的議題，其中包括人權、民主以及環保問題。一些這樣的議題在大陸還是禁忌，因此，它們在那裡的敏感度也比較高。”
一些學者專家認為，中國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NGO，因為它們同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政府也可以控制NGO。但林教授表示，中國的民間組織是在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下產生的，他們是在追求為社會服務，作很多環保議題，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作者: 李魚
責編: 葉宣
新闻报道 | 2011.05.17
中共高官称公民社会为西方陷阱
公民社会是不是陷阱？
《求是》近日登出周本顺题为"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的文章。因为作者系中共中央宗治委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政法委秘书长，文章的分量自然得到加重。
周本顺写道，"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我们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要大力加以完善"，"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有关公民社会是不是陷阱的问题，是可以展开讨论的。他说，也许以上观点只是周本顺 的个人意见。而他本人在这一领域，则更喜欢使用公益慈善的词汇。公益慈善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王振耀说，中国民众开始捐款，中国社会里的和谐机制开 始出现，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新事。这一发展是积极的，正面的。
在他看来，同西方社会相比较，社会的服务功能在中国还是较为新颖的概念，服务的对象包括老年群体、残疾人以及儿童。以前许多政府管理的服务性部门，现在就渐渐转向社会。在这里，"中国落后于西方好几百年"。
公民社会抗议行为并不是反政府
但周本顺在文中尤其批评人们对国外社会管理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误区，指出，实际上，很多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 的确，政府的职责不能替代，尤其是在大范围内的调配资源进行集中统筹的项目方面。比如救灾。2009年夏天，台湾发生了特级台风灾难，损失惨重。人们这时 希望看到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大政府。当时，台湾的很多民间团体就对马英九政府抗灾不利提出严厉批评。不过，台湾中山大学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林德昌教 授认为，民间的抗议行动不代表跟马英九政府的对立：
"台湾很多非政府组织对马政府的批评，并不代表他们要推翻马政府。它代表人民对政府的一个期许。中国大陆习惯把这种议题扩大。对政府的任何抗议或提出看法，我不认为是跟政府对立。"
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更不是敌对关系
周本顺的文章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认为这一优势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林德昌表示，发展公民社会需要制定行为规范，这一职责在政府，由政府行使权力，规定契约，以使公民社会得到健康发展。政府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林 教授说，根据很多西方国家以及台湾的发展经验，政府、国家跟非政府组织基本是一种相辅相成、合作伙伴的关系，它们不是领导和被领导、更不是敌对关系。
公民社会敏感的原因
周本顺的文章中也提到行为规范，认为要在政府有效的管理之下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即便不使用"敌对"一词，但这里已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与堤防。林德昌教授认为，这里敏感的原因在于：
“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的，它们追求的是人类发展，那么，它必定要牵涉到一些很敏感的议题，其中包括人权、民主以及环保问题。一些这样的议题在大陆还是禁忌，因此，它们在那里的敏感度也比较高。”
一些学者专家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NGO，因为它们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政府也可以控制NGO。但林教授表示，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是在追求为社会服务，作很多环保议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作者: 李鱼
责编: 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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