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變成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該高興嗎？
張可：解析數十位旅台陸生的經驗，發現陸生不但沒有成為促進和解的中堅力量，反而對台灣的感情變得更加疏離。
......筆者作為旅台陸生群體中的一員，借助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在將近七年的時間內，對數十位陸生的旅台經驗和國族認同變化情況進行解析，獲得了與陸生政策的初衷截然不同的發現。相當一批陸生來到台灣之後，不但沒有成為增進理解、促進和解的中堅力量，反而對台灣的感情變得更加疏離，而台灣變成了滋長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成為了形式上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從文化想像到文化震撼
對於一些陸生而言，台灣作為他們眼中華人社會理想政治制度與傳統文化存續的代表，從抽象層面上，構成了他們最初選擇來到台灣重要的驅動力之一。
2010年左右，“太平洋的民國風”刮得正勁，“朦朧美”使得不少大陸人都覺得，台灣是就是一個比中國更中國，比中國更像中國的地方。作為一種對過去“國民政府”在大陸時美好想像的延續，如同今天台灣經常見到對日治時期的懷念一樣，引發了一種集體嚮往的情感。
可是很快，當陸生踏足台灣，與當地社會長期實際接觸之後，開始發現自己過去對台灣的認知，和現實當中存在著巨大落差。在中國的國族教育中，界定國家的疆域從來就是其核心工作之一，諸如“祖國的寶島”、“祖國東南海上的明珠”、“我愛祖國的阿里山”這類的語言幾乎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它們不僅在教科書中隨處可尋，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附著於媒體報導，成為一句搬不開也挪不走的固定搭配。與此同時，台灣民族主義以一種台灣主體性作為宣稱，長期以來與中國民族主義在歷史、文化、政治等領域存在激烈衝突。而陸生國族的“震撼教育”，首當其衝便是顛覆其對台灣人統獨的認知，原來支持統一的人這麼少，緊隨其後的“當頭棒喝”則是發現，在許多台灣人的認知裡面，台灣與大陸竟然是不同的“國家”。
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人的國族認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根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長期追踪調查，今天超過55%的台灣民眾在選擇自身的身份認同時，選擇了本土認同，即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則由1992年的25%，下降至3%左右，並長期相對保持穩定。就有陸生曾表示，剛來台灣第一個月就開始寫博客表達一個觀念，跟沒來過的大陸人想的不一樣，台灣的“中華民國”不是你們想的“中華民國”，不要老是抱著幻想做夢。
認識衝突與互相傷害
之所以當陸生甫一登陸台灣，很快就在日常生活實作中時常感受到有“刺刺的東西”，這是因為兩岸經過一個甲子，雙方無論在製度和文化的認識框架上，都已經構成了巨大的差異。
從國族制度上來看，今天台灣（中華民國）宣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作為一個與“中國”對立的他者，有別於宣稱“台灣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具體實踐中，大陸人去台灣旅行需要由台灣簽發的“入台證”，反之台灣人去大陸則需要申領“台胞證”。
從認識框架上來看，今天台灣的歷史觀基本上受到四種不同的脈絡交織而成。從最初滿清移民口中的“原鄉唐山”，到日據時代崇尚殖民現代性而出現的“落後支那”，再到國民黨黨化教育下的“赤縣匪區”，以及當代某些台灣名嘴和媒體人口中“沒有人情味的中國”。而從大陸的國族教育來看，台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後一塊拼圖，彷彿只要集齊這最後一塊，就可以洗刷“百年國恥”，與過去悲慘的近代歷史記憶從此做個了斷。
從情感結構來看，不少台灣人覺得自己就好像吳濁流筆下的“亞細亞孤兒”，從日本殖民者到國民黨，台灣人的命運受人擺佈，不能當家做主，無法甚至不可以說出自己的認同。反觀從大陸的視角來看，中國夢適逢其時，而美國人夥同台灣的“不肖子孫”，妄圖扼殺中華民族的複興，這同樣充滿了悲情和怨憤。
有鑑於此，受到大陸與台灣彼此差異的製度與國族認識的影響，也導致了雙方針對旅台陸生和旅中台生有截然不同的政策設計。對於大陸而言，既然台灣是自己領土的一部分，那麼台灣同胞自然也是“祖國”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針對旅中台生的政策和衍生的製度，均建立在承認與同化的基礎之上，也就是所謂的準國民或超國民待遇，台生享受大陸的醫療保險，特別編列豐厚的獎學金，使用台胞證比照大陸公民身份證享受交通和通關便利。反觀台灣，伴隨著截然不同的國族想像和日益高漲的台灣民族主義，自然極力撇清與大陸的關係，因此陸生在台灣面對的更多是身份與製度上的排他甚至杯葛，陸生無法享有台灣健保、沒有獎學金、不能在台工作等等不一而足。
而由制度和認識框架差異進一步觸發的，則是彼此情感上的對撞。兩岸在國族問題上長期積蓄的恩怨情仇，不可避免使得台灣人產生被打壓的心態。久而久之，累積了許多的“報復衝動”。這些報復衝動無處宣洩，除了容易導致怨恨心態外，也極力在其他事情上面尋求心理補償，陸生則成為最容易獲取的目標，構成了情感上互相傷害的導火索。諸如一些陸生在言談之間不經意流露出“兩岸一家親”、“我們都是一家人”等“不假思索”的“自然態度”，故而經常招致周遭台灣本地人的反彈。在我的訪談中，有的新生在第一堂課向老師介紹自己來自“大陸”，結果卻被老師故意反問什麼大陸，是“非洲大陸”還是“美洲大陸”？還有的陸生在課堂談及兩岸某些詞語發音的差異，卻出其不意受到台灣同學回應：“因為國家不一樣所以念的不一樣”。長此以往，使得陸生在台灣也產生了巨大挫敗感，甚至有陸生表示旅台的一些經驗是“世界觀的摧毀”。
面對突然襲擊式的攻訐、醜化卻無法還口辯駁，不少陸生的心中也逐漸對台灣社會累積了報復衝動，這種報復衝動同樣也足以形成怨恨心態。在此情形下，也產生出自我防衛的國族主義認同。在我訪談中，就有陸生認為，其個人非常強烈的中國認同是來台灣之後被形塑的。以至於在陸生群體中，台灣被戲稱為大陸最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當台灣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然後呢？
有網民恐怕會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誰叫陸生自己“賤骨頭”跑去台灣唸書，非但無法獲得如同在台僑生或外籍生一般的公平待遇，淪為“二等公民” ，更遑論像旅中台生一般被視為“座上客”和“統戰對象”，到頭來還落得個不被兩邊所信任，自討苦吃的下場（既可能被看做是“共諜”，也可能被看做是“台諜”）。若是對台灣“同仇敵愾”，亮劍出鞘，快刀斬亂麻，或許早就解決“台灣問題”了。這樣的說法，恰恰反映出毛澤東的“敵我觀”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劃分“敵我”，所依靠的乃是一套階級分析的方法，屬於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反動階級的毫無疑問是敵人，而全世界的無產者、勞動者以及工農兵則是無產階級，屬於“人民”中的“我”。這一套在文革中“臻至化境”的“敵我”分析標準，在告別革命的經濟改革之後逐漸被揚棄。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準的判斷標準。簡言之，承認自己屬於“中華民族”、“中華兒女”的，以及支持或不反對“中國”這個意義符號的，皆可被視為“我”。反之那些拒絕承認自己“中華”、“中國”認同的“中國人”，非我族類中抵抗甚至反對“中國”意符的，則為“敵”，而對敵人是不需要客氣和憐憫的。
這樣的敵我標準，造成了一種弔詭的現象。首先，長期以來的製度安排（從國民教育到公開日常的宣傳），使得我們不證自明的認為，“台灣”這個意義符號從來都是被安置於“中國”這個概念之下，而“台灣”自然屬於“我”的範疇之中，至少是應該屬於這個範疇。而當我們同“台灣”這個本體產生實踐的時候（在台灣長期學習生活），卻不可避免的與現實發生了斷裂，而台灣變成大多數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原因即在於此。其次，在這種“大是大非”的二元世界觀支配之下，“台灣”的敵我身份，不僅具有剛性，有時候還隨著不同時期國家的指揮棒而在“敵友”之間不斷來迴轉換。這種“敵友”的變化，在民間的表現，往往因為台灣人政治不正確的“污點”，一夜之間“同胞”也可以被打為仇窛。雖然我們也曾試圖區別對待所謂台灣的“獨派”和“統派”，而實際上在這種剛性區辯敵我的標準之下，只是機械和徒勞的，除了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懼心態，強化“同胞們”權宜之計的行為選擇，也帶來更多尚未“登陸”的台灣“同胞”的抗拒和逆反心理。
雖然毛澤東所提出的“敵我論”早已過去，但是卻仍然留下一個需要我們重新進行認識的問題。之所以造成今日兩岸彼此心生厭惡，相互鄙夷，皆來自數十年來雙方意識形態、國家名稱以及國族認同的衝突。而造成這種衝突的根源，除了彼此南轅北轍的製度和對歷史文化的認識框架之外，更是一種感性的情感的對立。正如同許多台灣人和大陸人就算在理智上能夠了解對方為何追求獨立和希望統一，但是在情感上就是無法接受它發生一樣。換句話說，民族——國家的終極問題，是一個情感的問題。假如不從這一點出發來重新思考解決方案，從官方的角度來看，大陸對台灣再多的“統戰”，也只有短期一時的效果，到頭來只是助長一些人的“短期套利”行為。
而從民間陸生的視角出發，相較於早先旅台的榮民、陸配和依親者，陸生毫無疑問屬於“告別革命”的世代，從他們身上所展現的，既不是榮民的流亡敘事，也不同於早年陸配、依親者面對大陸經濟社會的窘迫，遠赴他鄉所留下的壓抑、陰鬱的故事。這些陸生親歷了中國經濟的起飛，國力的壯大，同時也在新時代所大力宣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話語之下，接受了一套中國崛起的話語，“雄赳赳氣昂昂”地來到台灣。一方是帶著驕傲和想像，而另一方的台灣，所呈現的是受到打壓的委屈和受壓抑的怨恨，“天然統”與“天然獨”就這樣相遇了，而驕傲與怨恨的背後都是情感的流露，認同的衝突也是情感的衝突。兩岸交流越是進入“深水區”，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只會越多。只要情感的問題無法解決，最終必然引發的是全方面的“敵我”衝突和對抗，結果不僅是個體情感、認同的對撞，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對壘與製度的對決，直至最後你死我活兵戎相見。
這篇文章成文之時，“台諜案”的新聞尚未發生。坦白來說，凡是有關兩岸的政治和經濟紅利，從來就與陸生無緣，可是當兩岸交惡，城頭變幻大王旗，當炮灰的總少不了他們。在這個“短線操作”的時代，對於民間來說更多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避免成為時代的犧牲品，而不是盲從。
對於決策者來說，假如我們仍然對戰爭和武力的使用，抱有最後一絲敬畏，雙方應該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摒棄短線的政治算計，尋找都可以接受的，新的價值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認識開始逐漸累積文化共識。或許能夠為我們的文明，尋找到解決衝突的新出路。
（本文源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與作者的合作研究《“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完整論文在今年6月發表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期刊。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Pool photo by How Hwee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