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丁學良：我看「胡溫十年」
到
訪科技大學這一天，香港的天氣突然降溫轉涼。丁學良教授穿着一件淺色的襯衫出現了，當天學校裡有學生活動，非常熱鬧，丁教授説，找個安靜的地方吧。兜兜轉
轉，在一個樓梯轉角看海的地方坐了下來，當然也十分風涼。採訪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丁教授的狀態始終很飽滿，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小到農村農民的生活，大到
國家的行政體制改革，都有自己細微的觀察和獨到的見解，當然，當天的採訪焦點還是集中在即將任期屆滿的胡溫身上。對此，丁學良教授提供了他一貫風格明确的
看法，如下就是南華早報中文網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的專訪內容。
胡溫改善了中國社會最脆弱的群體
胡溫這十年，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評價，有些可能還需要等一段時間，人們在做出一個評價的時候，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它都是在一個比較的方向，是一 個相對的觀念。有些東西，馬上你就能夠相對起來，還有一些，馬上就相對不起來，為什麼這麽説，對胡溫的評價，必然要牽涉到江澤民的執政時代。江澤民為最高 領導的十三年，前後還有兩個搭檔，前面是李鵬，後面是朱鎔基，這兩個搭檔還完全不一樣。記得江當時屆滿的時候，我在歐洲，有人問起對江十三年的評價，我當 時説，我能想到的最負面的東西，大家都知道，跟八九六四後面的那一段有關，以及後來法輪功的事情，我本人並不認為法輪功是一個什麽好的不得了的宗教組織， 但是我並不認同當時中國政府的一些做法，侵犯基本人權。即便講在江時代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比如出了陳良宇的事情，但是，我講有一點，我認為是 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就是江領導的十三年，在中國處理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問題上，做過一些重要的決策，這個要給予非常重要的評價。也許江澤民這樣的人，在做出 這樣重要的決策的時候，他想的是其它的目標，其它的利益，但是在客觀上，中國社會跟國際社會是連接的，開始是通過經濟的、文化的交流，然後慢慢的深入到其 它的領域，只要這個渠道是連接的，不是完全堵住的，那麽，在中國社會里，全面爆發一些極端事件就不太可能。進入21世紀，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強大 的還是落後的國家，發生那種大面積最可怕的事情，都是對外閉塞。因為國內的力量拿執政者沒辦法，國際社會又無法知道，中國的「文革」，大饑荒，蘇聯二三十 年代的「肅反」，都是這個情況。我的看法是，只要中國在基本的經濟貿易的層面上，和國際社會是互通的，中國社會就不至於發生全面倒退，它可能在一個領域里 倒退，但不可能發生全面的倒退。
說回胡溫。胡溫上台的時候，面臨的最多的壓力實際上是兩點，一是中國社會的農村尤其是偏遠的地區實在是太糟糕了，太苦了，苦到甚至是難以生存。因 此，他們兩人上台的時候，做了好幾件事情，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群眾，基層幹部對這些都是正面評價的。比如農業稅的問題，農村教育問題，還有就是實現村村通電 通水的問題，儘管做到這些有的用了行政的專制的手段，但是，在中國做好事，往往就會想到專制的辦法，它想不到第二種辦法，因為可以不講理，等不及了嘛，他 們通常認為講理會很慢。這是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壓力，説是穩定政權也好，穩定共產黨在廣大農村的群眾基礎也好，他們自己的宣傳是「執政為民」，當然我們認為 是為了「永遠執政」，但是客觀上改善了中國很多農村地區的生存面貌，也是中國社會最脆弱的群體——農民的生活環境。這一點我們要給予正面評價。
胡溫凸顯中國的「主體性」
第二點，胡溫上台的時候遇到的另一個巨大壓力是，江澤民時代的遺留問題。江十三年的後期，就是鄧小平去世以後，江澤民會越來越的一個人拍板做事，在 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對外關係方面，被中國的黨政軍系統裡面，當然不是所有的人，相當一部分人，而且是相當一部分掌權的人，認為他「對外太軟」，放棄了這 個體製的「核心利益」，有的甚至指責他是「賣國賊」，認為這是江內心太過尊崇西方導致的。這都是體制內的相當一部分的意見。所以，胡溫上台以後，一是降 速，一是扭偏。越來越強調凸顯中國的「主體性」。這在國際上會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對胡溫，我的負面評價當然還是集中在人權方面的倒退，像把劉曉波關進監獄，新疆、西藏的民族關係的嚴重的衝突流血事件。尤其是「維穩」方面，即便不 是胡溫直接的指示，至少他們沒有阻止所謂的「維穩」越來越使用非法的手段。胡錦濤作為最高領導人，即便他不能百分之百阻止，阻止百分之五十總可以吧。
胡溫十年 ，在人權法制方面的退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法制方面強調的不是依法，是強調保持所謂政治正確。這個我想大家都是可以找到根據的，直到發生「重慶事件」。
因為發生「重慶事件」，使得他們在前面的八年半往左的方向，特別是往保守的方向，甚至在有些方面是倒退的方向所做的事情，得到了一次嚴峻的衝擊和警示，這也讓他們警醒：你只要仍然按照那個方向走下去，就一定會出現重慶這樣的事情。
「重慶事件」對中共執政當局最大的警示在於，不管你是為了做好事還是怎麽樣，都不能夠「胡來」，不能一切規矩不講。重慶的這個「胡來」到了什麽程 度，從可以看到的報道里、材料上可以瞭解，以及我個人在當地的觀察，不單是不講法，憲法，連共產黨自己的黨紀也不講。共產黨有黨紀的，這麽大的組織沒有紀 律怎麽走的下去。
我負責任的講，重慶事件的惡質在於用黑社會的辦法來管共產黨。
「重慶事件」不僅是中國社會發生的惡質事件，也是中共歷史上非常惡性的事件，對這個事件的及時危機處理，也為後來的習李樹立了一個很好的負面警示， 就是防止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把重慶這個事情端出來，雖然還沒有完全處理妥當，我個人認為，這個意義就胡溫執政的十年而言，就應該抵消他們十年中間三分之 一在人權和法制方面的倒退。為什麼這麽説，因為示範的力量太大了。「重慶事件」等於把中國維穩、中國打黑、中國的官商關係等等最最壞的部分，做了一個試驗 田，集中的試驗田。
處理「薄熙來事件」為中國的人權建立清除了地雷
當然，我並不認為他們處理薄的事情處理的很好，但是，僅僅就是把這個事情攤開來已經很不容易。熟悉中國政治體系的人都知道，處理薄熙來不是處理陳希 同、陳良宇，薄的家族在共產黨的這個體系里可以用「樹大根深」來形容，在中共的政治豪門里，進得了前五名的。胡溫在任期的最後一年半里，發生了「重慶事 件」，他們也下決心把薄熙來這個事情拔了出來，這個事情雖然還沒有最後的審判，但是已經為中國下一個十年在人權、法制建立上清除了地雷。
當然對一個人的政治表現做評價也不能脫離一個人的成長。什麽是一個人的成長？一個人的世界觀，一個人的風格，一個人做事的方式，一個人的心態，最後 到一個人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都是從他最初的教育開始，這個影響會非常深遠。胡的成長，從小就是好孩子，好幹部，他成長是在中國教育最教條主義也最單一化的 時代，觀念資源最貧乏的時代，即便胡本人智商很高，不高也考不進清華，他讀書讀的非常好，進了大學其實也怎麽好好展開，然後就是下鄉，等到中國開放了，他 們已經進入了做官這個系統，這又是一個常規化的系統。胡溫執政風格的呆板，也和他們的成長有關，但是這些，都要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再去解讀。
劉怡是《南華早報》中文網策劃編輯
胡溫改善了中國社會最脆弱的群體
胡溫這十年，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評價，有些可能還需要等一段時間，人們在做出一個評價的時候，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它都是在一個比較的方向，是一 個相對的觀念。有些東西，馬上你就能夠相對起來，還有一些，馬上就相對不起來，為什麼這麽説，對胡溫的評價，必然要牽涉到江澤民的執政時代。江澤民為最高 領導的十三年，前後還有兩個搭檔，前面是李鵬，後面是朱鎔基，這兩個搭檔還完全不一樣。記得江當時屆滿的時候，我在歐洲，有人問起對江十三年的評價，我當 時説，我能想到的最負面的東西，大家都知道，跟八九六四後面的那一段有關，以及後來法輪功的事情，我本人並不認為法輪功是一個什麽好的不得了的宗教組織， 但是我並不認同當時中國政府的一些做法，侵犯基本人權。即便講在江時代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比如出了陳良宇的事情，但是，我講有一點，我認為是 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就是江領導的十三年，在中國處理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問題上，做過一些重要的決策，這個要給予非常重要的評價。也許江澤民這樣的人，在做出 這樣重要的決策的時候，他想的是其它的目標，其它的利益，但是在客觀上，中國社會跟國際社會是連接的，開始是通過經濟的、文化的交流，然後慢慢的深入到其 它的領域，只要這個渠道是連接的，不是完全堵住的，那麽，在中國社會里，全面爆發一些極端事件就不太可能。進入21世紀，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強大 的還是落後的國家，發生那種大面積最可怕的事情，都是對外閉塞。因為國內的力量拿執政者沒辦法，國際社會又無法知道，中國的「文革」，大饑荒，蘇聯二三十 年代的「肅反」，都是這個情況。我的看法是，只要中國在基本的經濟貿易的層面上，和國際社會是互通的，中國社會就不至於發生全面倒退，它可能在一個領域里 倒退，但不可能發生全面的倒退。
說回胡溫。胡溫上台的時候，面臨的最多的壓力實際上是兩點，一是中國社會的農村尤其是偏遠的地區實在是太糟糕了，太苦了，苦到甚至是難以生存。因 此，他們兩人上台的時候，做了好幾件事情，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群眾，基層幹部對這些都是正面評價的。比如農業稅的問題，農村教育問題，還有就是實現村村通電 通水的問題，儘管做到這些有的用了行政的專制的手段，但是，在中國做好事，往往就會想到專制的辦法，它想不到第二種辦法，因為可以不講理，等不及了嘛，他 們通常認為講理會很慢。這是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壓力，説是穩定政權也好，穩定共產黨在廣大農村的群眾基礎也好，他們自己的宣傳是「執政為民」，當然我們認為 是為了「永遠執政」，但是客觀上改善了中國很多農村地區的生存面貌，也是中國社會最脆弱的群體——農民的生活環境。這一點我們要給予正面評價。
胡溫凸顯中國的「主體性」
第二點，胡溫上台的時候遇到的另一個巨大壓力是，江澤民時代的遺留問題。江十三年的後期，就是鄧小平去世以後，江澤民會越來越的一個人拍板做事，在 一些重要的經濟政策、對外關係方面，被中國的黨政軍系統裡面，當然不是所有的人，相當一部分人，而且是相當一部分掌權的人，認為他「對外太軟」，放棄了這 個體製的「核心利益」，有的甚至指責他是「賣國賊」，認為這是江內心太過尊崇西方導致的。這都是體制內的相當一部分的意見。所以，胡溫上台以後，一是降 速，一是扭偏。越來越強調凸顯中國的「主體性」。這在國際上會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對胡溫，我的負面評價當然還是集中在人權方面的倒退，像把劉曉波關進監獄，新疆、西藏的民族關係的嚴重的衝突流血事件。尤其是「維穩」方面，即便不 是胡溫直接的指示，至少他們沒有阻止所謂的「維穩」越來越使用非法的手段。胡錦濤作為最高領導人，即便他不能百分之百阻止，阻止百分之五十總可以吧。
胡溫十年 ，在人權法制方面的退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法制方面強調的不是依法，是強調保持所謂政治正確。這個我想大家都是可以找到根據的，直到發生「重慶事件」。
因為發生「重慶事件」，使得他們在前面的八年半往左的方向，特別是往保守的方向，甚至在有些方面是倒退的方向所做的事情，得到了一次嚴峻的衝擊和警示，這也讓他們警醒：你只要仍然按照那個方向走下去，就一定會出現重慶這樣的事情。
「重慶事件」對中共執政當局最大的警示在於，不管你是為了做好事還是怎麽樣，都不能夠「胡來」，不能一切規矩不講。重慶的這個「胡來」到了什麽程 度，從可以看到的報道里、材料上可以瞭解，以及我個人在當地的觀察，不單是不講法，憲法，連共產黨自己的黨紀也不講。共產黨有黨紀的，這麽大的組織沒有紀 律怎麽走的下去。
我負責任的講，重慶事件的惡質在於用黑社會的辦法來管共產黨。
「重慶事件」不僅是中國社會發生的惡質事件，也是中共歷史上非常惡性的事件，對這個事件的及時危機處理，也為後來的習李樹立了一個很好的負面警示， 就是防止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把重慶這個事情端出來，雖然還沒有完全處理妥當，我個人認為，這個意義就胡溫執政的十年而言，就應該抵消他們十年中間三分之 一在人權和法制方面的倒退。為什麼這麽説，因為示範的力量太大了。「重慶事件」等於把中國維穩、中國打黑、中國的官商關係等等最最壞的部分，做了一個試驗 田，集中的試驗田。
處理「薄熙來事件」為中國的人權建立清除了地雷
當然，我並不認為他們處理薄的事情處理的很好，但是，僅僅就是把這個事情攤開來已經很不容易。熟悉中國政治體系的人都知道，處理薄熙來不是處理陳希 同、陳良宇，薄的家族在共產黨的這個體系里可以用「樹大根深」來形容，在中共的政治豪門里，進得了前五名的。胡溫在任期的最後一年半里，發生了「重慶事 件」，他們也下決心把薄熙來這個事情拔了出來，這個事情雖然還沒有最後的審判，但是已經為中國下一個十年在人權、法制建立上清除了地雷。
當然對一個人的政治表現做評價也不能脫離一個人的成長。什麽是一個人的成長？一個人的世界觀，一個人的風格，一個人做事的方式，一個人的心態，最後 到一個人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都是從他最初的教育開始，這個影響會非常深遠。胡的成長，從小就是好孩子，好幹部，他成長是在中國教育最教條主義也最單一化的 時代，觀念資源最貧乏的時代，即便胡本人智商很高，不高也考不進清華，他讀書讀的非常好，進了大學其實也怎麽好好展開，然後就是下鄉，等到中國開放了，他 們已經進入了做官這個系統，這又是一個常規化的系統。胡溫執政風格的呆板，也和他們的成長有關，但是這些，都要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再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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