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 | 2010.10.22
北京当局软禁余杰 监控骚扰多名异议人士
没有理由，这是上面的命令
中国独立作家余杰于10月14日结束美国的交流活动回到中国后，立即收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通知：如果出门，必须通知警方并由警察陪同。据余杰介 绍，10月14日至10月17日期间，每当他外出购物或是参加教会活动，都必须乘坐警方车辆，3、4名警察贴身跟随监视。监控程度已经超过奥运会期间中国 警方对他的监控。从10月18日起，警方限制他出门，有4名警察搬来桌子，在他的居所楼下设岗，对他实行更为严格的软禁。
10月19日，一位日本记者到余杰的住所访问，余杰下楼去接，被警察强行拦回家中，日本记者也被阻止在小区的门口。10月22日，奥地利驻中国使馆 负责人权事务的一秘雷勇翰及使馆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探访余杰，警察将他们带至小区附近的警务室，详细查问身份，后来北京公安局来人向两位使馆人员交待不允许 和余杰见面，但未告知理由并强迫他们离开。当余杰向警方询问对他"软禁"的理由和依据的法律时，对方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理由，而是上面的命令。
余杰认为此次被软禁第一是和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关；第二是和正在南非举行的一次世界基督教会议有关。余杰作为刘晓波的好友和基督教徒，很可能被列入中国政府现阶段的"软禁"名单。
中共当局这些行动是最坏的选择
在刘晓波获奖后，中国政府持续打压异议、维权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仅在两天内就有北京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中国自由派代表人物徐友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被国保问讯或阻止参加公开活动。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
德国之声就此请余杰作出评论，他认为，"从这一系列的事件，包括我个人的遭遇、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在家里，还有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夫妇被软禁等 等一系列的事件，在我看来，中共当局所采取的这些行动都是最坏的选择，即便使用'公安灾难'来形容，我个人都觉得太轻了，他们让自己的专横、野蛮和丑恶暴 露在全世界的面前，他们所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这些法律，也和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时的讲话'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渴望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背道而驰，彻底体现出中国政府完全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一个流氓政权、一个最大的黑帮，从另外一方面看也是个好事情，让更多的民众、让国际社会看 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了真相，也看到了中国政权的本质是什么。"
作为一位异议作家，余杰最新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并由德国之声制作成音频，引起公众热议，这也引起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当德国之声问到，就当前形势，他最想对温家宝表达的诉求是什么时，他说：
"我会劝诫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做的事情会比他说的事情更重要，我希望他能践行他的所说，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刘晓波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他 应该亲自和刘晓波去谈判，来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就好象当年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样，如果他这样做了，未来中国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未尝 不可能是他。"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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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劉曉波得獎，談中國的未來」座談會 ------------------------------------ 日 期：2010年10月30日（六）7:30pm~9:00pm(7:00入場) 地 點：綠逗豬式會社咖啡館（台北市松江路69巷8-1號） TEL(02)2516-6981 www.beanstalk.com.tw 主 持：曾建元教授／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與 談：余杰、王丹、林保華 主 辦：台灣公民社／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允晨文化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歡迎參加。 人數限制：80人，有有興趣的讀者，請來電(02)2507-2606或傳真(02)2507-4260或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註明參加「『從劉曉波得獎 ，談中國的未來』講座」、姓名、人數，以便為您保留座位。 | ||||||||||||||
| 【關於本書】《泥足巨人》是中國異議作家余杰最新力作，從文明探索的角度切入，檢視一個影響近代中國及世界最劇的帝國盛衰啟示錄；進入二十一世紀，昨天的俄羅斯已一去不返，今天的中國會是昨天的俄羅斯嗎？ 在尚未掌握最高權力的時候，戈巴契夫以長期在基層工作的經驗，對蘇聯這艘大船漏洞百出的狀況有了深切瞭解。他熟悉農業方面的事務，親身經歷了史達林時代人為的大饑荒如何奪去村莊裡三分之一人的生命，也深知布里茲涅夫時代處於何種可悲的停滯狀態。當他在權力體系中艱難跋涉之時，不得不對這一切不合理的現狀保持沉默，甚至違心地表態迎合上級；而當他成為「連喪三元」（布里茲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便開始雷厲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並呼喚蘇聯社會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道德復興」。 要改革，就必須面對制度危機，恢復正在急遽流失的統治的合法性。當「統治集團淪為犯罪集團」的時候，作為最高領袖，有沒有勇氣拿這一群體開刀呢？戈巴契夫認為，這樣的局面和這樣的生活再也不能一成不變地持續下去，他對蘇共對蘇聯人民犯下的罪行充滿負罪感和恥辱感，他坦率地說：「在體驗過史達林主義的悲慘和恐怖之後，在仔細端詳那些無罪的人們的苦惱與悲傷，經歷和忍受過戰後饑餓時代的人們——如我以及與我同齡的人，所追求的幾乎是一種本能的、立志於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擺脫史達林主義的沉重遺產，完全獲得解放。」 【關於作者】余杰，被讀者看作敢於說真話的中國作家之一，也是一名關注言論自由、公民權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公共知識份子。余杰在文學創作、政治評論和人文學術研究方面都有所建樹。近年來，關注點集中于近代思想史和學術史、基督教信仰、知識份子的精神變遷、中國社會的轉型等方面。一九九八年，處女作《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 「十大好書」（文學類）之一；二○○○年，評論《為自由而戰》獲《亞洲週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銳評論獎」；二○○二年，獲紐約萬人傑基金會之「萬人傑文化新聞獎」；二○○三年，入選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計畫」；二○○四年，入選法國外交部訪問學者；二○○六年，長篇小說《香草山》獲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基金會之「年度文藝獎」；二○○八年，入選德國外交部及歌德學院訪問學者 ，先後赴歐美及港臺數十所大學訪問和演講；二○○九年，出版《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允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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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失敗是制度、文化和精神的三重衰敗 | |||||||||||||||
| 借鏡蘇聯 鑑照中國 －－－－－－－－－－－－－－－－－－－－－－－－－－－－－ | |||||||||||||||
| 本書的作者─余杰先生，出生於專制的中共政權之下。在思想鉗制、言論禁錮的氛圍下，所表現出寫實且深刻的筆調，讓讀者能如同身歷其境般，體驗與瞭解共黨統治下，國家機器的運作機制及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章節安排上，作者透過蘇聯改革者、反對者及旁觀者的多方面向重建當時真實的社會背景與情勢，來論述蘇聯解體的原因，試圖藉蘇聯經驗中諸多相似之處，作為今日中國的發展反思的借鏡。更可貴的是，作者在內文中，蒐集並穿插有關照片；這不但可以提升讀者的真實感，同時也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見證）。筆者認為，本書豐富而生動的實證描述與透視，如果能夠放在該學術領域專業學理的理論模式框架下來觀察，應該更能夠掌握本書所試圖呈現的理念。 西方著名的蘇聯學專家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與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對極權主義模式（TotalitarianModel）之內涵歸結出六大表徵： 如果我們把這一個定義作為座標，來檢視蘇聯與共產中國政治體制的定位，應該不難發現，史達林治下的蘇聯政治體制與毛澤東治下的中共政權體制，與上述極權主義模式六大特徵的定義幾乎完全吻合；而該兩個共黨政權的其他統治階段，則可以在此一極權主義模式的座標上不同距離的方位上找到他們適當的位置：威權主義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官僚主義模式（BureaucraticModel）、寡頭政治模式（Oligarchic Model）、現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 Model）、帝國統治模式（Imperial Model）。 二十世紀期間，一股轉型至民主政體的政治變遷浪潮，迅速席捲全球，衝擊所有專制政權：甫自1970年代中葉的南歐、1980年代初期的拉丁美洲與部份亞洲地區，進而延燒至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後於1980年代末葉，終於衝垮曾經是牢不可破的共產區塊，包括蘇聯與中東歐等國家，此一銳不可當的政治轉型浪潮即漢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之「第三波民主化」。 1991年底，曾經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爭霸全球的超級強權─蘇聯共產政權─突然崩解。對此，蘇聯史學暨政論家梅德斐介夫（Roy Medvedev）認為，「蘇聯走向民主化是必然的趨勢」；羅馬尼亞裔英國學者幽聶斯古（Ghita Ionescu）評論說，「隨著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發展，在蘇聯出現多元化與民主化，其實並不意外」；另外，捷克學者杜意奇（Karl Deutsch）亦持相同意見，他指出，「多元化的發展與共產體制的崩解乃大勢之所趨」。 一言以蔽之，蘇聯統治的脆弱性及其終歸解體的現象，乃是專制制度壟斷政權的設計與深植人心追求自由的渴望之間，長期矛盾互動發展的必然結果。 余杰先生在本書「泥足巨人—蘇聯解體的秘密」中，提供給我們觀察此一矛盾的關鍵指標，並斷言人民追求自由的力量終必衝垮專制體制的禁錮。本書共分為八章。首先，在其第一章「蘇聯滅亡的N種說法」中，作者爬梳各國文獻資料而從制度面、文化面及精神面等三個面向，來對蘇聯由盛轉衰的原因，進行探討與分析。作者認為導致蘇聯解體的因素，絕非單一驅動力所造成。根據本書的分析框架，盤根錯結的民族問題、歷代孕育形成的文化傳統、僵固無效的政經制度等，皆為誘發蘇聯解體的觸媒。當然，蘇聯解體最重要的動因，應可歸結為蘇共政權恐怖統治的崩盤與愚民政策的失效；一旦思想禁錮的控制產生缺口，勢將導致執政當局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民意反撲。當初1917年革命，就是利用此一民心思變之勢推翻帝俄，卻未料在列寧建立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74年之後，再度歷史重演，人民不滿的力量敲起蘇聯解體的喪鐘。 第二章「改革者無力回天的悲劇」。作者認為，蘇聯在史達林確立專制統治後，此一恐怖主義的氛圍籠罩整個蘇聯帝國的大地近30年，直至赫魯雪夫上台後，在所謂「鞭屍史達林」（de-Stalinization）的激烈行動下，方才開啟蘇聯改革的契機 (p. 46)。 然而，赫氏此一改革的努力，歷經10年又被布列日涅夫等「新史達林主義者」（neo-Stalinists）所推翻；改革的腳步宣告停滯，改革的方向被扭轉過來。布氏於1982年死後，其繼承者安德洛波夫雖然致力改革，然而由於安氏執政15個月之後就逝世，其剛起步的改革又被繼承者車爾年科擱置。一直要等到13個月後，1985年3月，車氏去世，戈爾巴秋夫上台後，才又重新啟動改革的引擎。 作者稱許戈爾巴秋夫能擺脫權力的魔戒 (pp. 66-67)，進行更寬廣更多面向的改革措施。改革過程的苦悶與痛楚，在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俄國國力的快速下滑中，可以見其一斑。其中，許多持不同意見者，譬如雷日柯夫等，皆提出質疑的聲浪 (p.82)。然而，此一改革之勢沛然莫之能禦，或許正如雅柯夫列夫所說的「一杯不能不吞下的苦酒」(p. 68L) 那般苦澀而難以下嚥。 第三章「警察國家的窮途末路」。誠如作者所說的，「動刀之人必死於刀下」 (p. 90)。蘇聯自史達林以降，對政權的鞏固所賴以維繫的，乃是嚴密且繁複的警調特務網絡，對政敵、異己份子予以剷除。許多曾為史達林鞏固權力過程中的劊子手，其中不乏權傾一時的元帥，亦紛紛喪生於那把至高無上的刀下。蘇聯特務系統的惡名昭著，舉世皆知，然仍有若干僥倖餘生、緬懷過往的特務人員拒絕懺悔，繼續為該一血腥制度進行辯駁 (pp. 137-45)。 第四章「那些不屈服的靈魂」。愈是在不堪的、苦難的環境下，愈能顯出格調與精神；人人皆然，知識份子更是如此。俄國文哲托爾斯泰終身奉行此道；雖每受斥責謾罵，仍屢次上書沙皇，希望能對俄國的政體進行改革。惜乎篤信權力的俄國沙皇總是嗤之以鼻、依然故我，而終至滅亡 (pp. 148-54)。沙皇時期為求有效統治，對書籍文獻採取嚴格的管制。在此一時期，不少智識份子仍堅持真理，甘冒遭受特務機關斲殺之風險，積極出版刊物以讓人民了解真相，實屬不易。杜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那苦難的年代中，少數能勇於撰文發聲，不屈服於沙皇爪牙迫害的先知(pp. 167-74)。而俄羅斯傳統智識份子此一嶙峋的風骨，也在蘇聯時期高壓統治下屹立不搖，時窮現節。 第五章「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作者藉由探訪普希金故居、托爾斯泰莊園、契訶夫故居、杜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與高爾基故居，及參觀相關手稿文卷，以更深入體會在那艱困的年代，先哲堅持真理的情操。其中，作者特別探索蘇聯時期的高爾基，可謂史達林的御用作家，在當時獲得其他學者所未有之禮遇與對待，之後卻又因受史達林所猜忌而被軟禁，成為「被囚禁的海燕」(pp. 224-33)。 第六章「旁觀者清」。蘇聯時期，國家為獲得政權的合法性與國際的支持，經常會邀請國際間享譽盛名的人士訪問俄國，並藉此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當然，受邀人在俄國境內所參觀見識到的景象往往失真，常為蘇聯所精心營造下的場景。可惜的是，也許受到當時國際間左派思想高張氛圍的感染，許多歸國後的參訪者紛紛違心指陳在俄國所見識的美好與和諧。然其中，仍有具道德勇氣且能細心觀察的受訪者吐露出事實的真相。例如，印度文哲泰戈爾即對蘇聯受限制的言論思想，以及國家對人民的專制統治提出質疑，並指陳蘇聯的行徑與法西斯可謂殊途同歸 (pp.243-49)。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雖未直接在極權國家生活過，然對蔣家政權在台灣的威權統治，亦感受深刻；殷氏曾翻譯美國學者熱希達所著的「怎樣研究蘇俄」，並對該專制政體一針見血批判：「蘇俄不是鐵桶的江山，而是紙紮的房子」(pp. 257-8)。 第七章「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在今日俄羅斯的大都會中，相對於莫斯科的官僚匠氣，聖彼得堡可謂多了份浪漫的人文氣息。聖彼得堡為彼得大帝在其推動西化政策時所建造，因此，聖彼得堡自始即瀰漫濃厚的歐洲風格。在知識的傳遞上更為俄國攝取西方思想的窗口，為啟蒙浪潮在俄國的發祥地。千禧之交，普欽上任後，藉著能源價格高漲之勢，迅速復甦俄羅斯的國力；因此，普欽終其任內在俄國境內一直享有極高的支持度 (p.296)。然而，身為葉里欽的接班人，特務系統出生的普欽似乎未能延續葉里欽的民主化進程，並逐步開俄羅斯的民主倒車。作者譏之為「缺乏轉型正義的偽民主國家」(p. 291)。 第八章「中國與蘇俄的恩怨糾葛」。中國與蘇俄的關係可回溯至民國初年。當時無論為俄國軍事顧問團，或是技術顧問團皆幫助國民政府建構國家機制的雛型。而在援助中國的同時，俄國特務系統則藉機大肆滲透中國。當然，推動共產國際始終為俄國的初衷 (pp. 300-6)。而與台灣淵源最深的莫過於做為人質留置俄國的蔣經國。蔣經國平安歸返後，為蔣介石的當然繼任人選，殆無疑義。蔣經國在台灣妥善運用在俄國所學習的特務情報系統，嚴密監控台灣人民的政治生活與思想模式，從而鞏固蔣氏政權(322-6)。於其晚年，在國內外強大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壓力下，逐漸放鬆對台灣的政治壓制，爾後方有台灣寧靜革命民主化的發生(326-7)。 綜觀而言，作者藉由回溯蘇聯歷史的發展軌跡，並嘗試從體制面、文化面及精神面等多重面向，以分析驅動蘇聯解體的因素。同時，透過對當時各階層主要人物手稿文卷的檢視，以瞭解當時俄國的社會情形與發展；並藉蘇聯的經驗返視現今中國政經發展的優劣良窳，從而據此提出相關論點與評述。讀者如果能夠循著此一脈絡研讀本書，就更能夠掌握本書的精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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