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意对国企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 -...... 上海大胆推进国企改革获肯定; 何清漣：中國國企“改革”：時光倒流30年

『中共无意对国企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 -专访美国企业研究所 #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 』

中国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仍在放缓。同时，有关中国是否会继续推动再平衡，当局如何对积债如山的国企进行改革的讨论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间断。
http://www.voachinese.com/a/voa-interview-scis…/3471543.html

上海大胆推进国企改革获肯定
在国家层面的国企改革陷入停滞之际，上海却通过将所管国企划分为不同类型并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而赢得官方媒体赞扬。

最近，关于中国的大新闻应该是 ‪#‎习近平‬、‪#‎李克强‬ 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国企改革方面的严重分歧。可惜的是，国外分析多着眼于权力斗争，以及李克强可能将不再任中国总理，却很少去分析所谓习氏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

全文：http://goo.gl/Wr142p

何清漣：國企“改革”：時光倒流30年



最近，關於中國的大新聞應該是習近平、李克強這兩位中國領導人在國企改革方面的嚴重分歧。可惜的是，國外分析多著眼於權力鬥爭，以及李克強可能將不再任中國總理，卻很少去分析所謂習氏國企改革已經進入死胡同。

關於國企改革的習李分歧

早在7月1日，中國媒體就發現，中國上市國企章程紛紛增設黨建條款，規定黨委將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7月4日，習近平和李克強分別對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發出南轅北轍的指示和批示：習近平指示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李克強的批示強調，需要對國有企業“瘦身健體提質增效”，在國企改革中要“遵循市場規律”。兩相比較，習氏“國企改革”實際上是退回到80年代中期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時提倡政企分開，黨組織退出企業經營管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之前；李克強的方針則是90年代以來一直堅持卻始終踟躕難行的市場化方向，這一方向服務於“與國際接軌”這一長遠目標。

兩位領導人方向相反的指示，讓執行層難以抉擇。從多年經濟工作經驗出發，他們知道李克強提出的方向是對的；從政治風險角度來看，他們深知習近平的意志是不能違拗的。執行層猶豫、掙扎了一番之後，通過美國《華爾街日報》，批評習近平包攬太多而導致李克強無法有效治國理政，剝奪了李克強和其他更能勝任經濟管理工作的官員應有的權力，結果是有關當局駁斥了華爾街日報的說法與猜測。

向來對政策少有尖銳批評的經濟學家盛洪接受中​​評網（總部設香港）的採訪，談《我為什麼否定這次“國企改革”》，認為將國企做大做強是錯的​​，真正的改革應該破除國企壟斷，針對國企壟斷權、國企免費和低價使用國有資源、不上交利潤、國企內部沒有限制分配的問題等進行改革。他甚至說了本來只有體制外的人才願意發出的批評之語：國企的存在就是問題。

這些批評無法阻止習近平將國企做大做強的步伐，勉盡人事而已。

為何說習氏“國企改革”是時光倒流30 年？

45歲以下的人可能不熟悉，習氏國企改革的方向，正好與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模式下的國企經營方式相同。

做大做強這個方向並非習近平首創，是李榮融2003年出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以後提出的國企改革方針。李的“做大做強”，其實就是依托政治權力介入資源分配，讓國企免費拿到盡可能多的資源、爭取國有銀行盡可能多的金融支持，做大做強，當然，李也提到做強做大之後，國企應該盡社會責任。在溫家寶主理國務院期間，李榮融這一做大做強政策的結果，是導致國進民退，這方面的抱怨批評很多，後果也很嚴重。

但是，習氏“國企改革”，比李榮融更進一步，黨管企業一項，明確地回到了朱鎔基國企改革之前的狀態。從已經發布的國企章程來看，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新增黨委和紀委，並明確其七大職權。董事會決定公司重大問題時，應當事先聽取公司黨委的意見；公司黨委對董事會、總經理辦公會擬決策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除了否決權之外，一切都回歸朱鎔基改革之前。

朱鎔基當年為何要推進國企改革？

中共建政之後，從1950年代開始，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公有製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此後20餘年間，社會主義國家的國企存在的弊端，中國的國企一樣也不少，虧損嚴重。直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重新出山，開始推行經濟改革，提出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但准許個體的小規模私營經濟經營，同時削弱計劃經濟。鄧小平於1997年2月去世，同年中國政府決定，立即全面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實質上是不公開承認的私有化）。時任總理的朱鎔基之所以如此決策，出自兩點考慮：

第一，國有企業無法歸還銀行貸款，導致國有銀行系統瀕臨崩潰。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無法解決國有企業的弊端，例如冗員過多、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浪費驚人、企業虧損嚴重等，只能長期依賴國有銀行的貸款支撐企業的運轉。隨著經營狀況日益惡化，許多國有企業停止償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不再支付，1996年國有銀行的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佔貸款總額的70%左右，如果繼續為國企注資，金融系統將被國企拖垮。

第二，中國急於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以便擴大出口。當時，WTO接納中國有個前提，即以15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即取消計劃經濟和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如果不能證明它實行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無法獲准加入WTO 。

朱鎔基於1997年底開始推行國企改革，當時這一政策被稱為“抓大放小”的“國企改制”。所謂“抓大”，就是指資產規模大且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金融、能源、電力、電信、交通等企業，准許其經過資產重組後上市。這裡的資產重組，是指國企可以向外部人和外資出售部分股份，但國家仍然控股（51%以上或者必須成為第一大股東；所謂“放小”，是將市場前景不佳或虧損嚴重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出售，允許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

中國這一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左右，主題是中​​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原廠長、經理等私人擁有的企業。第二階段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大約從2002年開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國有企業改組後上市、管理層持股（MBO，Management Buyout）、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等。由於這些企業資產規模龐大，廠長經理們無法獨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送給企業高中層管理幹部，並用送股份的辦法賄賂那些有權批准企業上市的政府部門官員及其家屬，形成利益共謀。這些共產黨的國企幹部和政府官員不花任何成本，便成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憑藉職位優勢成了資產所有者。李小琳等百餘位紅二代，就是通過這種MBO的方式化公為私，成為巨富。

“做大做強”國企是沒有前途的事業

上世紀90年代末，為了推進市場化，中國人忍受了一次化公為私的掠奪。但自胡錦濤晚期開始的國進民退，國企實際上又回到了朱鎔基國企改革前的狀態：佔有大量優質資源，享受了政府賜予的各種優惠政策，最後還是成了大量吞食巨額公共資源卻效益低下的怪物。至於政府為何要維持這種國有企業，我已經在《中國銀行、國企與職工深陷“囚徒困境”》（VOA，2016年4月4日）一文中談得很清楚：主要是基於國企承擔的政治功能：一、國企是中共執政的經濟基礎。通過壟斷資源和壟斷行業，可攫取巨額利潤輸送給政府；二、國企成為非正常政治活動的小金庫，大量非正常的政治費用需要通過國企的平台轉移和支付，可隱藏統治集團特殊的統治成本。

習氏“國企改革”現在被稱作“第二次國企改革”，以區別於朱鎔基1997年開始的第一次國企改革。從其方向與內容上來看，無非是回到30年前政企不分那種狀態。也就是說，這30年圍繞國企的所有折騰，無非是富了一批黨官、國企廠長經理與紅二代之外，中國人甚麼都沒得到，連一個曾經許諾的“市場化方向”都失去了。

有趣的是，這兩次方向相反的改革都被稱之為“國企改革”，這充分證明，我14年前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裡說過的話，在中共政府那裡，無論是向前向後，向左向右，所有動作都被冠上改革之名，終於使改革徒剩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