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餓死三千六百萬人

有此浩劫看此墓碑　 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　（柳 蘇）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三四十年前，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三千六百萬人活活地餓死了。也就是說，有超過五個香港這麼多的人口都餓得活不下去。因飢餓造成出 生率下降，當時出生的人數估計減少了四千萬之多，死去和未生而死的，加起來就是七千多萬，這就比十個香港的人口還要多了。你說恐怖不恐怖？

　　這樣恐怖的事情，香港人是不會明白的，至少是不清楚有多恐怖，因為不是發生在香港，只是散布在全國各地。官方不說，人們就不知道，就以為真的天下太平。

立碑記「過」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當時在深圳和廣東曾經發生過逃亡潮，每天都有難民逃來香港找尋生路、找一口飯吃。人們看到的只是香港的一角、廣東的一角，卻看不到遠離廣東的中國內地。

　　內地許多人是怎麼活下來的呢？先吃草根、樹皮，這些都沒有就只有活活等死。這本書的作者楊繼繩是湖北人，他父親就是最後餓了三天，活活餓死的。那些更遠的地區，如西北地區，人們就更難逃過餓死的命運了。

　 　人死了，活著的人為他立碑，以作紀念。作者眼見這許多餓死的人，禁不住著書代碑，記載其事，豎在人們心裏，叫後人知道人間竟有如此餓死人的大悲劇。古代 人立碑以記功，他這樣的立碑卻是記「過」，追記六十年代中國曾經大量活活餓死人。而且此事非小，餓死的是三千六百萬人，時間長達三四年之久。

　 　為什麼會這樣？官方的說法是：三年的自然災害，影響收成；蘇聯的背信棄義，停止援助，撤走專家，影響生產。事實又如何呢？照專家的意見，一九五八年至一 九六一年，雖說不上風調雨順，卻是一般的常年，而不是凶年，並沒有影響到糧食的生產。至於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那都是有關工業的事，和農業並沒有什麼 關係，而且蘇聯這樣做，已是中國出現大饑荒的一兩年之後，根本談不上是蘇聯的危害了。

　 　中國的大饑荒既賴不到蘇聯的頭上，也賴不到老天爺的頭上，那主要是自己要「大躍進」、「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自討苦吃。「人民公社好」，鄉人辦食堂， 日日吃三餐，把米都吃光了。領導們還在口沫橫飛，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這才發現糧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少得不夠吃了。那就少吃吧。先是少吃，繼而沒得 吃，爆發各種疫症，百姓紛紛餓死病死。

官方沒有勇氣認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在四五千萬之間，雖然比中國大饑荒死掉的三千六百萬為多，但這是發生在歐洲、亞洲、非洲三大洲之間，而且是七八年之久的事，不 像中國在三四年之間就死掉這麼多人；中國抗日戰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但大饑荒的死亡數字竟然超過中國抗日戰爭的死亡數字。

　　這麼重大的死亡事件，中國官方至今還沒有正式承認過，只是把這三四年的情況，說成是「三年困難時期」。困難，當然是困難了，但豈僅僅是普普通通的困難？

冒政治風險著作

　 　這上下兩厚冊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是第一次的文字記載。作者楊繼繩是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二○○○年起任《炎黃春 秋》雜誌副社長。這書不在北京，而在香港出版，固然是「一國兩制」的一個小小的證明，但人們不能不問，為什麼不能在北京出版？其實能在香港出版也是好的。 這至少證明，官方並不準備對天下人都諱言其事，不準備對香港的中國人諱言其事，也不準備對一般的中國人始終諱言其事。

　 　但就連本書的作者本人，也對他這書的前途不敢作出什麼肯定。他在本書的前言中用的標題是《永久的墓碑》，有著多重意義﹕一是為餓死的父親立碑，二是為三 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碑，四是為自己立碑。他說：「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可見 他是知道這有「政治風險」，他自己可能因此有「不測」。

　　謹向這巨大無比的「墓碑」致哀！並向這史無前例的《墓碑》的作者致敬！

　　（作者是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