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官訓斥人的苦衷
丁學良：我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體係比較的層面，對中國外交官訓斥外國人作出“同情理解”的適度詮釋。
中国外交官训斥人的苦衷 
......本篇評論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體係比較的層面，對中國外交官訓斥外國人這類公開表現，作出同情理解的適度詮釋。同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在這裡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同意對方的說法或做法，也能置身於對方的情境中真切理解對方為什麼那麼說那麼做。中國畢竟已經成為國際政治包括軍事和安全事務的最重量級參與者之一，同情理解中國外交官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表達和表現方式，至少有助於抑制從最壞的可能去測度對方的惡性互動循環。
革命外交的傳統和理性立場的護罩首先我們要理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是源於“革命外交”譜系的，雖然當下北京已經不再對外頻繁使用這個術語，但革命外交的傳統並沒有截斷，其核心精神是把外交當作“鬥爭”和“戰線”，把外交場合當作“戰場”。如果把上面提及的那場加拿大風波放在革命外交的傳統裡看，它並不特別地刺激人。20世紀下半葉最令人難忘的革命外交事態，還是蘇聯所展示的那個超級大國總理的那一言和那一行：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時面對著美國官員說“我們要埋葬你們”；1960年10月在聯合國大會上被菲律賓代表所激，惹得赫魯曉夫及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脫下鞋子敲擊桌子，事後被罰款。
如果我們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找到一位夠格的革命外交鬥士，當屬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訪華、得意於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時，表現也可圈可點。當江青陪同尼克松觀看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時候，他試圖表現出西方紳士的風度，江青卻咄咄逼人：“你為什麼拖到現在才來？”所幸舞台上此刻革命音樂喧聲大作，免去了尼克鬆的麻煩——他得費力辯解美國19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主義和1960年代越戰的政治險阻，令任何美國政界高層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壘中國來（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們不僅僅局限於高層官員的圈子，中國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現，還有一個非同凡響的實例：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武裝衝突，你轟我炸，雙方死傷不輕。蘇聯最高層擔心邊界局部戰爭失控，想與中國最高層對話了結衝突。蘇聯總理柯西金親自通過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講話。中方的話務員一聽對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經授權，就擅自把對方大罵一通：“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了。時任中國第三把手的周恩來為此極為惱火，親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澤東、林彪寫信反映（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頁）。
不過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外交傳統中高層官員的火爆表達，未必就是該官員的真實政策立場。有時恰好相反，火爆表達者私下里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觀的見解，他在公開場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為著在適當關頭提出穩健政策建議而設的保護罩。我們很多人都記得外交部長陳毅當年那番震撼東西方的公開叫板：美帝國主義你有膽量就打過來，我等你這麼多年了，頭髮都等白了！可是這位多年裡被外界視為“極端好戰分子”的外交部長，1969年9月中旬卻私下里給北京決策層建言：中美之間有必要舉行部長級或更高層的會談，以緩解中國的國際安全處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名義上的對等和背後的不對等
除了以上兩大方面，第三個因素也很關鍵，忽視了它，我們就難以同情地理解中國外交官的某些表達和表現方式為什麼是這樣那樣，此乃“級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外交部長是總理周恩來本人兼任（1949-1958年），第二任部長陳毅是副總理兼任（1958-1972年）。他們是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級別的，也就是說，是黨政核心領導圈的成員。參與頂層決策、知曉頂層意圖、有正常機會向頂層反映外界動向，使得他們在公開場合下說話既有底氣也有分寸，知道如何周旋拿捏。
而最近幾屆的中國外交部長，就是正部級，既不是國務委員（字面上相當於西方的內閣成員），也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更不是政治局成員，距離當下的黨政頂層隔了好幾個台階。這就使外交部長在公開場合下，表達和表現俱受沉重的約束。絕大多數時候，他只好寧硬勿軟，寧苛勿松，寧狠勿柔，總之一句話，寧左勿右，此乃官場之常情，每個稍有社會閱歷的中國人都明白。即便我們目前尚無法從中方當事人那裡直接獲知其中的般般細節，也能夠從和他們打過交道的外國政要那邊，側面透視其中的一些奧妙，以下是近期的兩個實例。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發生的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機相撞事件。中國軍機墜毀，美國機組24人迫降在海南島，這對美中關係是突發的嚴重危機。尤其考慮到美國的政治生態現實，當務之急是要中國把他們的人釋放回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先前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火燒眉毛地給中國外交部長打熱線電話，可是沒人接話。多番周旋之後，焦頭爛額的美方才跟中方說上了話，危機逐步緩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後不久鮑威爾赴新加坡出席亞太區域安全會議時，親切地握著中國外交部長的手說：下次遇上這種緊急重大事件，我給你打熱線電話，請你務必馬上接聽！中國外交部長笑笑點點頭。
當筆者看著電視上鮑威爾對記者復述這個細節時，很是感慨：你們美國高官實在太不了解中國的決策過程了！發生這等突發大事件，中國的一個正部級官員怎麼可能立刻跟你對話？那要經過多少級別、多少系統、黨政軍情報警察一路下來都搞定了，才能輪上外交部長去跟美國外交部門首長傳話。你以為中國的外交部長等於美國的外交部長（即國務卿）呀？稍微熟悉美國政治體制的讀者都知道，就外交事務而言，美國國務卿是直接向國家元首、三軍統帥總統本人負責的，二者之間沒有更多的層次隔開了。而在中國的體系裡，二者間隔了多少層次？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率領代表團來北京參加第二屆“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希拉里以前雖然也來過北京，但那時是以第一夫人身份來的。這次她作為美國外交部門首長來華，率領的是一個200多名官員的龐大代表團，其中有好幾位正部級和副部級的美國官員（“US-China 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會議結束希拉里回到美國，對記者訴說這番談判是多麼重要多麼艱難，其中提到一個生動的細節：當她走進會議廳的時候，中美雙方代表團高官名字的牌子擺在兩邊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邊看，正對面卻看不到中國外交部長人名的牌子，就問：“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對應官員在哪兒？”）在這個場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員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然後是書記處書記，然後是國務委員，再然後是部長，等等。
令希拉里不解、發出疑問的緣故，和上述鮑威爾的例子是一回事：她以為中國的外交部長就等於美國外交部門的首長。嚴格講起來，在當今的中國行政體系裡，沒有任何一位單個的官員，堪稱是美國國務卿的“counterpart”，你得要數一串中國官職才能跟美方對應。
理解“中國特色”的起步
以上兩個實例是筆者講述比較政治社會學和國際關係課程上極具啟迪價值的素材，有助於讓西方學生明白中國行政體系的異常複雜性。筆者費力解釋完以後，總是要用一個比喻：你們西方的行政系統像三明治，我們中國的行政系統像千層餅。理解你們西方的國家治理架構，主要看紙上是怎麼寫的；理解我們中國的國家治理機構，主要不看紙上是怎麼寫的。諸位欲搞清楚什麼是“中國特色”，必須從這裡起步走。
末尾要說明一下，本篇評論裡所列舉的實例，沒有寫明最近幾屆中國外交部長的名字，因為筆者並不是針對具體個人而發這些議論，實乃藉這些案例來解析中國的政治文化和行政體系。本文開頭所說的“同情理解”，這個考慮也是包含在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