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克魯曼:佔中是財閥統治對抗民主

克魯曼:佔中是財閥統治對抗民主

 
 
香港《獨立媒體網》報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批評梁振英月入四萬以下不配有提名權的言論。他認為這些想法由來而久,在美國也有不少,但大抵不會宣之於口。

例如會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挑撥種族分野,或者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

而梁振英就說了出來。克魯曼堅稱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他總結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和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以下為克魯曼評論全文,由香港《獨立媒體網》摘譯。
(余浚安/綜合外電報導)

當領袖說真話,尤其在無特別動機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們應該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領導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為他認為示威者不會成功爭取民主:有普選的話,「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後會著重這部份人。」這些政策,大抵是令減少富人財富,扶助低收入群體。

所以,梁振英擔心,那五成的香港市民,因為他們掙不夠錢,會支持差劣的政策。這好像羅姆尼(Mitt Romney)(按: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共和黨提名候選人)所說,47%的美國人會不投票給他,因為他們沒有交稅,所以不會替自己負責任。又或者,好像共和黨眾議員Paul Ryan認為,有60%的美國人會令社會有危險,因為他們是「接受者」("takers"),從政府裡取的東西較付出的少。的確,這些說話大同小異。

政治右派對於民主不安。即使保守派在選舉有多亮麗,即使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如何籠罩論述,他們骨子裡藏著一種恐懼,低下階層會投票給左派議員,左派議員會向富人抽稅,大灑金錢到窮人,從而破壞經濟。

事實上,保守主張的成功,只會加深恐懼。很多右翼──我不只是指林博(Rush Limbaug)h(按:美國親共和黨的名嘴)的粉絲,而是指政治菁英──生活在平行時空(至少在部份時間)。美國在過去幾十年極速走進牢役之路。他們沒有理會鍍金時代(Gilded Age)實施減稅及鬆開金融制度,他們在看《當國家充斥好吃懶做的人:美國福利成災》(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堅持問題在於失控的再分配。

這是個狂想。然而,究竟對經濟民粹主義的恐懼,會否導致經濟災難?不像是。低收入選民支持有利他們的政策,其程度較富人高,他們總體支持最高收入的人多交稅。不過,如果擔心他們瘋狂、貪婪,抽乾抽盡老闆收入,歷史證明你們錯誤。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必定對貧窮國民支援較多。但你不會看到這些國家走入加稅-花費的惡性循環。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

縱然「著重這部份人的政治和政策」不會摧毀經濟,那1%的收入和財富的確會縮水。那0.1%的稅項,相信會比羅姆尼執政的時候多很多。那麼,財閥應如何回應?

一個答案是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向創造職位的人減稅,會創造整體繁榮。儘管減稅的寓言屢屢不會實現,這信念仍縈繞保守派(美國堪薩斯州就是這樣)。有一大堆受巨額資助的智庫和媒體日夜推廣這信念。

另一個答案是,擴大種族和族群分野。這是美國傳統吧。「你知道嗎,政府只會幫助那群人。」自由派嘛,是目中無人又討厭美國的菁英。

第三個答案是,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

不過,這些保護財閥免受暴民攻擊的策略,既間接,又不完美。梁振英的答案明顯是,不讓那半數底層人,或許是九成的底層人投票。

我們知道,為何右翼會對選民詐騙(voter fraud)無比憤懣,即使這只是指控而且幾乎不曾存在,又極力支持選民登記法案(voter ID laws),令窮人和工人階級難以投票。(按:該法案要求新登記的選民必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才能投票。反對團體指這會剝奪窮人、長者等弱勢群體選民參與選舉,因為他們不少沒有適合的身份證明文件。)美國的政客不會直接說只有富人才有政治權,至少仍未這樣做。不過,如果你跟從政治右派的思路,你會得到如斯結論。

實情是,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統治與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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