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7日 星期三

韓國 15年甩開台灣/ 策略成功與苦幹

觀點

韓國「漢江奇蹟」源於苦幹


韓國人喜歡說“Yeolsimhi haeyo”,意思是“努力工作”。他們總是說這句話,既可以當做口號,也用來提醒人們,沒人喜歡愛發牢騷的人。而且,不論一名學生學習多麼努力,他(她)總可以更加努力,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
畢竟,這個國家就是通過埋頭苦幹,在經歷了日本幾十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朝鮮戰爭的劫灰之後,實現了復興的。韓國成了經濟增長的典範,還舉辦了奧運會和世界盃,創造了所謂的“漢江奇蹟”。
韓國學生每年上學200多天,每天早晨,在我教英語的這所韓國頂尖預備學校,學生們7:40到校。老師和執勤的學生會在校門外等候,檢查學生們的頭髮(長度和髮型,燙髮染髮是不允許的)和着裝(校服襯衣要扎進去,裙長要過膝,要穿正裝鞋)。

然後,他們上樓梯,來到自己的固定教室。他們拖地、擦桌子、擦窗戶,清理垃圾。正式的學習生活從8點開始,中間有10分鐘休息時間,50分鐘的午飯時間。晚飯時間一小時,5點開始。
我通常會在下午6點關閉電腦,而此時學生們還需要在教室里自習四個小時。其間,老師會對他們進行監督,確保他們不會打瞌睡、聊天或者干學習之外的事 情。直到晚上10:20,學生才會回家。恢復自由的孩子們會去公交站等車回家(很少有學生住在附近)。大多數學生直到後半夜才能睡覺。有一句古話建議,為 了能考進最好的大學,每晚最好只睡四個小時。
在這所高中執教的這些年中,我目睹了學校、家長和整個國家對這些孩子們寄予了怎樣的期望,而這些學生又是如何努力地爭取不負重望,我既驚嘆又悚懼。

有時候,我離開學校晚一些,大概在8點或9點左右。我會朝教室里張望,看看那些努力學習的孩子們。他們有的在埋頭苦讀,有的為了驅趕睡意,站在教室 後面。所有學生似乎都已經下定決心,不辜負自己身上背負的期望。有時候,當我在校園燈光的照耀下走下山路的時候會想,他們的青春年華又該如何呢?

回到美國之後,一位老教授請我在他給大一學生上的哲學課上講講我在亞洲的經歷。我欣然從命,準備了一個演講,同時想到我在韓國的那個學校,和那些默默苦讀的學生們。

站在20多名大一學生的面前,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幾乎每個人的桌子上都擺放着電子設備——手機、筆記本電腦和iPad。演講開始幾分鐘後,我看見一 個男生在桌子下面擺弄手機,另一個學生在筆記本電腦上打字,又一個則公然玩手機。“請集中注意力,好嗎?”我問。他們露出不耐煩的表情,將注意力重新放到 課堂上,但並沒有持續多久。過了幾分鐘,他們又開始擺弄電子設備了。後來的課也沒有太大差別。

隨後,在這位教授的辦公室里,我向他提起了韓國的學生,並詢問他這裡的學生的表現。
“退休之後,我要寫一本關於美國大學教育失敗的書,”他告訴我,“學生沒有求知的慾望,一點不用功。”

我問,“您如何看待那些電子設備?”
“到處都是,”他說,“即便學校禁止,孩子們還是會想出辦法來用。”

這個評價的確很悲觀,然而這位執教長達30年的教授繼續說,差不多有五個學生認真聽了我的課。他們能提出問題,表現出了興趣。他們將來將會不可限量,因為他們“對自己,對你都是嚴肅認真的”,他這樣說道。

演講結束了。我穿過新英格蘭大學安靜的校園,呼吸着秋季涼爽的空氣,想起大洋彼岸現在應該是早上9點鐘的樣子。這個時候,學生們應該正坐在課桌前專心地聽講或者努力做功課。他們是那麼認真,很可能比大多數美國的孩子要認真得多了,不管這算是好事還是壞事。

約翰·M·羅傑斯(John M. Rodgers)在新罕布殊爾普利茅斯州立大學(Plymouth State University)擔任兼職教授,是《三隻聰明猴子》(The Three Wise Monkeys)的總編、《韓國律動》(Groove Korea)的自由編輯。
翻譯:陳柳



韓國 15年甩開台灣

2012-10-17 天下雜誌 508期 作者:吳琬瑜、黃亦筠

......經濟部長施顏祥不諱言,「從國際競爭角度來看,韓國FTA佈局比我們早,速度比我們快,規模比我們大,對我們形成壓力。」
施顏祥解釋,因外交因素,台灣花了十二年,才加入WTO;○二到一○年,完成中美洲邦交五國的四個FTA,但只佔台灣貿易總額的千分之二。一○年,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五百多項的早收清單,全部加起來,「佔台灣貿易總額不到五%。」
研究過去六十年,台韓貿易量的消長發現,台灣出口金額曾是韓國的四倍以上,而一九七五至九四年以前,雙方也都勢均力敵。
然而九七年後,台韓出口競爭力逆轉,雙方差距愈來愈大,○三年起韓國更加速猛簽FTA,如今已大幅甩開台灣,無論是出口金額或貿易總額,都幾乎是台灣的兩倍。
台灣的前五大貿易地區,是中國大陸、東協、美國、歐盟、日本。去年,在這五大地區的市佔率,台灣全盤皆輸韓國。
但若以為韓國模式,就靠FTA的國門大開,讓產業自己在「市場」競爭,就大錯特錯。
韓裔的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張夏準,在《富國的糖衣》一書中指出,外界以為韓國是新自由經濟的代表,市場愈自由愈好,政府干預愈少愈好。
事實上,韓國的成功是選擇特定產業扶植保護,直到成長足與國際抗衡的程度。可見,韓國政府對產業環境的保護,有清楚的拿捏。

關鍵抉擇二:政策落實vs.口號計劃
 
韓國最大網路公司、最大遊戲入口網站、市值最高(超過三千五百億台幣)的網路企業NHN,執行長金相憲接受《天下》專訪時,承認政府對他的成功有貢獻。
在網路初興的九○年代末期,韓國政府就大力扶植網路產業。在全韓鋪設基礎設施,成為全球網路最快速、覆蓋率最高的國家。
「韓國政府永遠走在市場需求之前,」金相憲說,韓國政府發展網路產業,並不是直接金援重點企業,把它養大;而是創造好的環境,讓企業自己拚。
而且,從台韓「關鍵時刻的關鍵抉擇」年表看出,韓國政府的政策(FTA藍圖、推動韓流、重振汽車產業等)落實度都高,具國際競爭力;台灣政府的政策(自由貿易港區、六大新興產業等),執行成效不彰,也不具國際競爭力。
「要談FTA,一定要先鞏固國內產業的實力。否則,企業一定死一地,」一位前財經官員焦慮地說。
上週國慶演講中,馬英九總統指出要推出「自由經濟示範區」、加速與各國簽免稅協定、並大幅放寬外來資金投入台灣產業的限制,「未來開放是常態,管制是例外,」他說。

但比起韓國政府的「準備」功夫,台灣還差很大一截。
以FTA的談判人員為例,韓國外交部的通商交涉本部,就有二百二十個談判人才,而台灣經濟部的核心貿易談判人才,只有三十四人,無論是人數與經驗,都需要急起直追。

關鍵抉擇三:價值導向vs.成本導向


企業的抉擇,也區別了台韓的成功模式。
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後,韓國中小企業爆發倒閉潮,大財團大宇也不支倒地。面對全球化競爭,韓國與台灣採取兩種不同的路線。
韓國集合全國之力,扶植大企業,走價值提升和品牌路線;台灣則選擇不斷壓低成本,為人代工。
清華大學教授彭明輝分析,同時間台灣也面臨十字路口,前面擺著產業外移或是產業升級兩條路。大部份台商選擇了第一條路,大量西進,結合大陸便宜的土地、勞力、水電、甚至環保成本,繼續擴張。

彭明輝感慨,台商選擇賺「easy money」(輕鬆錢),以購買「turnkey solution」(統包解決方案)的外國機台、進口原料,追求製程良率與更低的生產成本。
相反地,韓國企業卻是選擇投資技術研發與建立全球品牌。
十年來,韓國研究開發佔GDP比例,一直高於台灣;○六年,韓國整體研發經費佔GDP比例超過三%,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

台韓不同發展路線的後果,也愈來愈分明。
去年,韓國在手機、面板(LCD電視)、DRAM居世界第一,半導體居世界第二,僅次美國。
以十吋以上的面板為例,○七年,台灣與韓國各佔全球四成市場,旗鼓相當,友達甚至位居全球龍頭地位。但到今年第二季,韓國市佔率已經躍升全球五成以上,LG、三星分居第一、第二名。


韓國服務業也急起直追。韓國國家智庫開發研究院院長玄旿錫指出,由於韓國必須對外開放服務業,除了以更高透明度與世界接軌,「未來移民政策將以吸引白領專業人士為主,包括法律、金融與醫療專業人才。」
相反地,台灣吸引台商回流的政策,是以開放外勞比例為誘因,繼續走壓低成本的老路。
今年,韓國啟動韓資企業回流計劃,以賦稅與土地優惠為主,但外勞開放上限,僅有條件的引進一○%。而台灣外勞上限已高達四○%,且有台商與立委持續關說施壓,要再拉高比例。
前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在《天下雜誌》專訪中,說明新競爭年代,台灣需要的企業抉擇,「當全球都要吸引企業回國投資,韓國跟美國用的是租稅優惠,台灣卻總是希 望以開放外勞比例當誘因。我們要思考,要吸引怎樣的台商回來?是追逐廉價勞力?還是可以為台灣社會創造附加價值與好工作?」

代價一:連炒年糕,都得吃財閥品牌
當然,韓國的發展模式,也產生極大後作用力,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大財團壓迫中小企業,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蓄積了反撲的政經勢力。
《國際先鋒論壇報》的特派員崔相熙,在韓定食餐廳裡,批評韓國大財團壓迫中小企業毫不留情。「韓國現在最重要的思潮是『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讓全民共享財富,」他說。

三星集團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也靠削減上游供應商利潤。「我們稱這個體系是『三星動物園』,小公司的利潤結構由三星決定。就像居住在動物園裡的動物,我餵你什麼食物,你就吃什麼。」
崔相熙指出,在李明博擔任總統時期,大財團更加擴張勢力與領域,大小通吃,「甚至是庶民小吃的辣炒年糕、豆腐與泡菜。」
例如,韓國現代汽車投入養牛業;LG集團做竹鹽牙膏;GS集團大股東,要開炒年糕全國連鎖店。
被貼上靠攏大財團標籤的總統李明博,邀請前總理鄭雲燦,主持「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共同成長委員會」,希望改善貧富差距。
出身貧寒的鄭雲燦,提出許多具體建議,包括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利潤分享制度;列出八十二個行業,希望大企業不要介入經營;今年並公布五十六大企業的雙贏指標,衡量大企業是否對中小企業友善。但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與韓國工業總會強力反彈。

代價二:貧富兩極、社會對立
去年底,鄭雲燦進總統府青瓦台,希望爭取更多的預算與影響力,當場李明博沉默。
「他對於公平正義的想法是表面的,我卻是盡了最大努力貢獻,所以我就提出辭呈,」鄭雲燦在新的智庫辦公室,接受《天下》採訪說。

獨立候選人安哲秀的政治旋風,就是例子。《朝鮮日報》評論指出,「這個時代渴望安哲秀的現象,背後所象徵的政治價值就是『福利和正義』。」
韓國模式,值得學嗎?

韓國從國家、社會、企業所信仰的「優勝劣敗」生存法則,像一刀兩刃,成就了一個經濟強人,卻同時是個「幸福弱者」。IMD專家也提醒,韓國模式容易大起大落。
台灣經濟發展,落後韓國。但韓國模式,台灣要學嗎?
長年觀察台灣企業發展,東海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高承恕認為,台灣一直對刻意扶植大財團,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台灣是二元結構,除了公營事業外,一大塊是不計其數的中小企業。非政府刻意培植,而是從農業社會轉型代工製造的外銷型中小企業,像一群螞蟻雄兵,」高承恕說。
相較於韓國垂直整合的大財團,台灣中小企業走水平分工。曾到台灣工業園區參觀過,首爾大學經濟系教授李根,非常羨慕台灣特殊的產業聚落。
「上下游都在附近,高度分工的生態體系,中小企業活動力很強,不像韓國,都在集團內分工,」李根認為,這是台灣的特色和優勢。
相較於台灣中小企業的多元活力,韓國中小企業研發動能極低,因為只能仰賴大財閥餵養。
根據台經院數據,比較美、日、德、韓、台,三百到九九九人的中型企業的研發密度,韓國只有一.二%,低於台灣的一.八%,只有日本的約一半。

鄭雲燦並不寂寞。社會反撲的民意,反映在今年年底的韓國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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