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走向分裂》 當代美國的“上智”與“下愚” (黃湘)

當代美國的“上智”與“下愚”

黃湘

精

英與大眾的關系，是任何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在傳統社會，這一問題易於解決，精英在政治和文化兩方面都擁有對大眾的領導權，是大眾理應效仿的對象。但是在民主社會，精英在政治上有賴於大眾的選票，大眾在文化上並沒有義務效仿精英，兩者之間的關系又會呈現出何種面貌呢？

2012年的美國暢銷書《走向分裂：美國白人的國家 1960-2010》（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就是探討這一話題的重要著作。作者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生於1943年，長期供職於著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雖然擁有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博士學位，但是主流學術界並不承認他是嚴肅的學者，而是將其視為富於煽動力的保守主義公共知識分子。他的特點是總能選準時機，拋出爆炸性的研究成果，引發美國公共輿論的大論戰。

1984年，默裡出版了《失去的基礎：美國社會政策1950-1980》（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嚴詞抨擊美國20世紀60、70年代的社會福利政策。此前學術界對福利政策的批評僅僅是認為其缺乏效率，默裡卻宣稱這些政策本質上就是有害的，理由是它們雖然短期而言改善了窮人的生活條件，但卻助長了他們放任自流的生活態度和對救濟的依賴性，長期而言會讓窮人更加貧窮。此書問世之際，正值裡根成功連任總統，它為裡根政府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的保守主義政綱提供了一套新穎的道德辯護。

1994年，默裡和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 Richard Herrnstein）合著的《鐘形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力與階級結構》（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出版，引起軒然大波。書中宣稱，許多旨在幫助底層百姓的政府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忽略了這些人的低智商。智商是天生的，在不同種族中的分布是固定的，與社會地位、經濟條件無關。黑人的智商總體上比白人低，這是他們不如白人成功的根本原因。許多學者批駁兩位作者的高論是種族主義的翻版，其研究方法也是先設定結論，再曲解數據。不過這並不妨礙此書巨大的宣傳效果，很多右翼白人讀者在閱讀此書以後，益發堅信下層黑人的生活窘境純屬“自作孽，不可活”，根本不該由政府花錢救濟。

然而，在《走向分裂》中，默裡卻將火力對準了白人勞工階級。由於美國歷史的獨特性，白人勞工階級長期被視為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但如今他們在相當程度上“無產階級化”了。2012年，在4600萬依靠食品券生活的美國人中間，大多數是白人勞工及其家庭成員。

對於最近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存在兩派截然對立的觀點。一派認為，美國犧牲了中產階級的利益，付出了經濟危機的代價，向好逸惡勞的底層民眾提供各種免費午餐；另一派認為，美國犧牲了中產階級的利益，付出了經濟危機的代價，向為富不仁的頂層精英提供各種免費午餐。近年美國民間興起的兩大政治運動，茶黨屬於前一派，“佔領華爾街”則屬於後一派。

默裡無疑屬於前一派，他完全無視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結構、全球化和產業轉型等因素對勞工階級的影響，一口咬定這一階級的“無產階級化”主要源於其自身的道德滑坡。默裡在書裡梳理了大量數據，旨在論証：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白人勞工階級逐漸喪失了四種主要的美國傳統美德──勤奮、誠懇、忠於婚姻、宗教虔誠。他們變得越來越遊手好閑，愛耍滑頭，離婚率高，遠離教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誘人飲鴆止渴的福利政策的後果。

默裡聲稱，在當今美國，社會頂層5%精英群體的自由派立場，正在縱容白人勞工階級的道德滑坡每況癒下。這一指控本身就有漏洞，因為美國社會頂層5%精英群體裡有很多是保守派的舊式精英，只有那些憑借自身智力優勢而崛起的新式精英或許才傾向自由派──沒錯，默裡說的就是這些人。有必要指出，他們主要是白人。

默裡延續了在《鐘形曲線》中對智商的推崇，認為新式精英的高收入來自其高智商，而新式精英之間的通婚又會使高智商代代遺傳下去。默裡進而讚許新式精英不僅智商高，而且工作勤奮，處世誠懇，離婚率低，常去教堂，繼承了美國賴以立國的傳統美德。這在和白人勞工階級對比時尤為明顯，例如，從1960年到2010年，頂層5%精英群體的離婚率從1%上升到了6%，而白人勞工階級的離婚率從4%上升到了35%。

有論者質疑，默裡只看見了勞工階級的“遊手好閑、愛耍滑頭、離婚率高、遠離教堂”，卻無視精英的貪婪。不過，對默裡來說，貪婪並沒有罪，反而是資本主義強大繁榮的動力之源，遊手好閑才有罪。

默裡相信，高智商的新式精英及其後代將會長期穩坐美國上層階級的寶座。惟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們的自由派立場。默裡說，新式精英自己高智商，守規則，所以正確地覺得福利政策並不會對自己的行為產生負面影響；但是他們卻錯誤地以己度人，認為福利政策也不會對其他任何人的行為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他們了解那些勞工階級的普通人是何等冥頑不靈，他們就會明白福利政策是多麼有害，會讓勞工階級更加道德滑坡，最終導致更深的貧困。

默裡的解決方案是，新式精英應該向勞工階級“宣揚你所實踐的”，教化勞工階層像他們一樣，重新樹立美國賴以立國的傳統美德。換言之，新式精英應該在美國社會確立文化領導權。這番論述不免讓人聯想起孔子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只不過，孔子主張“君子”向“小人”教化宗法社會的綱常倫理，默裡則要求新式精英向勞工階級教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倫理──這是否過於一廂情願了？

有論者指出，默裡的真正目的其實並不是拉近白人精英和白人勞工階級的距離，而是另有所謀。美國人口結構正在經歷決定性的轉變，再過幾十年，有色人種將成為多數，而白人將成為少數。此前共和黨的選戰策略是盡可能多贏白人的選票，即可保証多數，這也是默裡當初撰寫《鐘形曲線》，強化白人群體認同的原因。但是這一策略未來將不再奏效，即使得到全體白人的支持也未必能贏得選戰。因此默裡轉變態度，摒棄失敗的“劣質”白人勞工階級，確保“優質”白人精英長期擁有領導權。

然而，讓少數白人精英長期擁有領導權，顯然有悖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移民國家屬性。要想在美國建立“上智”對“下愚”的領導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近年來美國知識界已經開始有人為此舖設道路。

一個例子就是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布賴恩•卡普蘭（Bryan Caplan）2007年出版的《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有中譯本）。此書宣稱，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其實縱容了選民的胡鬧，導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只有那些“有水準的選民”才適合民主制度，因此需要減少民主的量而增加民主的質──這無疑是在暗示“精英統治”。

與默裡不同，卡普蘭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但是他確實和默裡遙相呼應。默裡把“智商”當成惟一標準，抨擊黑人和勞工階級的低智商，卡普蘭則把“理性”當成惟一標準，抨擊選民的“理性的非理性（Rational irrationality）”。卡普蘭也承認，默裡是對自己有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之一。

盡管《走向分裂》是一份“選擇性失明”的意識形態宣傳品，但是不可否認，它揭示了當代美國精英與大眾的嚴重隔閡，這是無法通過福利政策消除的。這不僅是美國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都難以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