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 2008.11.30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谈今日中国农村
作家夫妇陈桂棣和吴春桃2004年因纪实文学作品"中国农民调查"闻名中国及海外，获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中国农民调查"以安徽阜阳农村为例， 揭露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农民沉重的负担。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正是在安徽农村，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 3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作家陈桂棣。
德国之声：陈桂棣先生，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您和爱人吴春桃女士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众多奖项肯 定。这本书是从揭露安徽阜阳一个村子里的不公现象入手的。我想知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安徽农村，在您这本书出版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桂棣：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我们那本书主要是反映了农民的负担，因为当时安徽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准备推向全国。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因 为我们介绍了安徽进行试点的全过程。当时中央的这个方案是有缺陷的。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安徽进行的税费改革试点基本终止了。我们的书结束时间不长， 中央就出来一号文件，提到要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了，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或是正在得到解决。我们重点反映粮食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为 什么中国农民的粮食就不能进入市场呢？要国家统购统销？作品发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粮食市场放开了，价格也放开了。从05年，全国是06年，把农业税取 消了，这点农民还是非常欢迎的。还有我们反映的农民的教育问题，现在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农村的孩子基本上学杂费都给免了。这都是一些变化。
德国之声：您通过纪实文学创作实地进行考察接触了不少农民，走访了不少村庄。据您的了解，中国农民对改革开放有怎样的评价？
陈桂棣：第一个呢，毕竟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人民公社那一大"公"基本被废除了，大锅饭也不吃了，大家干活的大呼隆也没有了。而且种什 么，怎么种都有农民自己决定。总体来讲，农民对改革开放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改革30年了，"大包干"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应该讲还是 很大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进入城市以后，农民看到的这个改革呢，就是好像与农民没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就只是增加农民负担。
德国之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常被引用，但是现在中国上下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您觉得，中国在农村建立"和谐社会"应该从哪下手？
陈桂棣：现在"和谐社会"的这个概念提出来了就是因为社会不和谐。最主要的不和谐就是城乡的差别，不是中国历史上了，应该讲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怎 么解决呢？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城乡分治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城市一套治理办法，农村一套。而治理城市是牺牲农民的利益。这样一种以户籍制度 为标志的二元体制结构必须要改变，否则谈不上和谐。
德国之声：今年9月召开的中共17届三中全会围绕三农问题，确定了土地流转政策，您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否会因此有所改变或是改善？
陈桂棣：这个问题还有些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的流转肯定会使一部分农民富起来，流转了以后，土地向会种地的这部分农民手里集中。就是规模化的经 营，他肯定会富起来。现在问题中国是9亿农民，我们根据资料得知有2亿3000万农户。也就是18亿亩地由2.3亿农户种，他肯定不会富裕起来。土地集中 起来每家至少要有100亩他才能看到富裕。那就问题大了。他只能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富裕问题，而绝大多数人在土地流转当中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要有配 套的政策。土地流转以后，大量剩余劳动力必须要解决出路问题。就要解决农民工的一些政策问题。如果没有配套政策只是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德国之声：陈桂棣先生，如果让您简单概括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给您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您会怎么说？
陈桂棣：我有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带来很大变化，比如大多数人不愁吃不愁穿。相对来讲也敢讲讲真话，起码我能接受你的采访不会有 敌台卖国的嫌疑。这是中国一个变化。但是差别太大了，印象太深刻了。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收入差距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生病了。还 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搞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但是政治改革是滞后的。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司法不公，越来越复杂。也就是社会繁荣 的同时还多潜在的危机都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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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袭警案被告杨佳本周被执行死刑。杨佳二审的代理律师刘晓原说，“杨佳死了，公正也同样死了。”杨佳一案的许多疑点、尤其杨佳指责警方对他殴打虐待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柏林日报看到，杨佳对警察的报复行动得到许多人的同情，人们把他称为“上海的罗宾汉”：
"这是因为杨佳一案集中表现了中国公众对警察不受惩罚地使用暴力和法庭审理不透明的不满。十月份，哈尔滨的警察把一名22岁的大学生殴打致死。这场暴力行为的一部分被夜总会门前的监视摄像头记录下来，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在全中国引起了愤怒。
这些不正当的做法并非仅仅是警察的一时胡作非为，在法庭审理和死刑判决时也一样。几天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指责中国'广为采用成为惯例的刑讯方法'。无数消息来源证实，中国警察使用酷刑逼供。而中国外交部说，这些说法完全是'编造'，'中国反对酷刑，尽力保护人权'。"
世界报发现，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罢工的出租汽车司机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中国的一些城市领导对罢工的出租汽车司机不再采用对抗的做法，而是进行对话：
"过去北京领导人毫不客气地打击自发罢工，而这次他们对罢工司机做出让步、甚至向他们支付金钱，确实非同一般。同样，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也前所未见。这份党的机关报对反对剥削而示威的出租汽车司机表示理解。报纸甚至建议他们成立自己的工会，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中国的这一变化后面，隐藏的并非是政治改革新试验，而是清醒的考量。北京担心，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使国内政治形势陷入动荡。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自己的 网页上公开说，中国一百多万出租汽车司机'加快'成立自己的工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接触的人很多'，如果他们罢工，就会成为 其它民众抗议的榜样，危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北京处于高度警惕状态。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部要求地方政府'注意可能出现的大批解雇工人和发生劳动冲突的问题'，要求制定紧急措施，对应破产企业诈骗工人工资的行为。
一些省区发布禁令，例如山东和湖北两省的企业在没有获得劳动局或企业工会的同意前不得解雇工人。如果解雇的工人超过四十名，必须事先通知政府当局。北京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现实经济以及劳动密集型廉价生产的对出口下跌的反应多么敏感，会多么轻易地引发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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