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erick MacFarquhar 談中國前景

馬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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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1930年12月2日－），是歷史及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前英國政治人物，專精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現任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父親為英國外交官亞歷山大·麥克法誇爾爵士。
馬若德195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遠東研究專業，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他成為《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報導中國新聞。在代表英國工黨多次參加競選後，他於1974年被選入英國下議院。但是不久以後，馬若德開始批評工黨領導層，這導致他在1979年失去了議席。1981年，馬若德轉投社會民主黨，同年被倫敦大學授予博士學位。

學術著作

•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劍橋中國史》第15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 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 1966-1982年》（與費正清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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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1960)
•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1963)
•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1972)
• The Forbidden City (1972
•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1974)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4)
•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1983)
•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1987)
• The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89 (1993)
• Towards a New World Order (1993)
• The Politics of China :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1997)
•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1997)
•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1999)
• Mao's Last Revolution (2006), with Michael Schoenhals

外部連結

• 哈佛官方給出馬諾德個人介紹.
• 紐約時報書評.
• 2009年南方周末專訪馬若德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15/cc15macfarquhar/zh-hk/

漢學新語

麥克法考爾：毛澤東的遺產

歐陽斌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09月15日

 

.......先生曾分別於2011年2月和2012年8月兩次在辦公室接受筆者的採訪，本文即由這兩次採訪組成。

毛澤東既狡猾又浪漫
問: 從個人角度你如何評價毛澤東？
答：我認為就像很多中國同行說的那樣，毛澤東很明顯是一個非常浪漫主義的革命者，某種程度上他不像斯大林、列寧 那樣是一個冷酷的、精準的規劃者。因為他在動亂中成為革命者，並陶醉其中。1949年以後，他遠離革命，他發動但是不直接參与革命。作為一個政治家，溫和 地來說，他很狡猾。也許所有的政治家都狡猾，但是他操縱高崗事件的方式、1957年”百花齊放”、”引蛇出洞”和開展反右運動，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肅清跟隨他三四十年的高級領導人，在這些事件中，毛很狡猾。就他和他的同僚們的相處而言，我認為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的政治家，但是從總的革命來說，他崇尚革 命中的人海戰術，又是非常的浪漫主義。
作為一個普通人，也很難把他身上革命者的性格分隔開。但是還是那句話，他某種程度上非常的浪漫。他非常依賴張玉鳳，毛澤東把這個年輕的女士帶回家並 且極度地信任她，他們曾經吵過架，張玉鳳離家出走，但是毛澤東傾盡全力把她又找回來。但是另一方面，他似乎一直讓自己遠離正常的丈夫和父親的情緒。他在延 安時期和江青有過某種形式的愛情，但沒有人準確地知道這段感情什麼時候褪色的。他對拋棄妻子（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沒有任何後悔，他似乎也從來不是 一個特別關心孩子的父親。我說“似乎”是因為外人無法從遠處判斷這個，沒有人知道這些親密的事情。或許你就會說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領袖為了他們的事業都 會在一定程度上遠離那些普通人的情緒，但是他卻比這些人更過分。
共產黨不能沒有毛澤東
問：毛澤東死後，鄧小平評價毛澤東“七分功三分過”，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功過比例？
答：鄧小平必須那麼說。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犯了一個大錯。因為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另一方面他也必須維護毛澤東的名譽，因為這是整個中國革命合法性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他的照片依然掛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原因。但是我想把它反過來：七分過，三分功。
三分功是因為他領導共產主義革命走向勝利，在一個世紀里第一次給中國帶來和平團結，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但是這之後，兩次針對反革命的運動、血流成 河的土地革命、打擊腐敗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所有的這些運動導致大量的人員死亡，具體的數據我們不知道，我們有的數據就是毛澤東說八十萬 人在這些運動中死亡或者被處決。但是這些運動也沒有建立起新民主主義制度。
而這些運動比起大躍進的規模來就顯得蒼白無力，三四千萬的人死於大躍進，這些人本不應該死。毛澤東浪漫地相信通過農民的艱苦勞動就能完成躍進，他也 不接受大躍進期間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的批評意見，這些都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結果就是很多人死亡，然後接下來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許沒有在大饑荒中死的人多， 但是整個國家陷入可怕的動蕩中，毛澤東和共產黨在1949年給中國帶來的和平團結被徹底破壞了整整十年。
問：毛的遺產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還有意義嗎？
答：共產黨也知道因為腐敗，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等等，共產黨的合法性比起1949年剛執政的時候要削弱很多。 但是現在毛還具有合法性，鄧小平一直把毛澤東的照片掛在天安門上，他們一直堅持忠於毛澤東思想，當然沒有人去查閱毛的作品然後決定他們的政策，但是他們迫 切需要毛來讓他們的統治顯得合法。
只有兩件事能讓共產黨的統治合法，一個是作為建立者的毛澤東，如果他的名聲被完全玷污的話，共產黨將會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第二個當然是經濟的發展，只要經濟還在發展，共產黨就會說：“看看我們為中國做了什麼，我們是合法的統治者。”
毛非常重要，因為經濟發展只能持續一段時間，中國已經持續了特別長的一段時間，但是終究會有問題，那時候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的合法性就會消失，就只有毛主席了。所以你必須讓毛主席一直在那。
問：所以你認為中共領導人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
答：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方式其實和鄧小平1981年決心總結文化大革命，給毛澤東的錯誤一個評價一樣，必須清除壞的東西。經歷過苦難時期的人們需要從共產黨那裡得到一個他們為什麼那麼做的解釋。赫魯曉夫也是這樣：人們在斯大林時期遭受的苦難必須被消除。
但是赫魯曉夫和鄧小平有很大的不同，赫魯曉夫運氣好，他還可以依賴列寧。斯大林的墳墓最終被挖，但列寧的墓到今天一直存在。如果你拿掉毛澤東，有誰 可以代替呢？沒有人。如果有天共產黨說我們要拿掉毛澤東的像，說我們不再堅持毛澤東思想了，我認為那將是共產黨開始消亡的一天。
問：可以說前段時間的重慶模式是對毛的遺產的另一種挖掘嗎？
答：我認為重慶模式有點像騙局，但是這個騙局的能量讓它變得真實，正是這種能量讓北京害怕。我不認為薄熙來是一 個毛派，大家都說他父親是個忠誠的毛派，所以理所當然他也是毛派。但是他父親曾被毛澤東嚴厲批評過。我不認為薄熙來或者這個時代中的任何人是毛派。薄熙來 利用了兩件事：一個是老百姓對腐敗和犯罪勾結的憤怒，另一個是在中國社會身份的缺失。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問題，基督教傳播的原因之一就是沒人知道要去信什麼 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之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不再是人們尋求的東西。人們在尋找一些社會的概念，但是至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家有。我認為薄熙來 複興毛澤東主義的歌曲和他做的一些好事，比如給貧困戶提供便宜的住房等等，給了大家這樣一個印象：他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我認為重慶模式是被有意設計去振動 北京領導層的。“嗨，看我在做什麼，人民喜歡我，正在發生的事情很受歡迎，所以你們不能踢我出局。”
但是在北京卻造成了相反的影響，他們很擔心。首先，中央政府不喜歡被看上去在處理犯罪和腐敗上無能軟弱。其次，他們把他看成——用中國出名的老話來 說——眼中釘，他們想打壓他，因為他是領導層的威脅，他可能成為一個絕對的領導者，但是他們對絕對領導者不再有興趣。他們不想讓這個有強大個性的人進入政 治局常委會去施加影響，他可能會成為另一個獨裁者。他們喜歡現在的方式，每個人得去適應它，但他不會這樣。
也許有一個真正擔憂：薄在重慶的這種政治會導致另一場文化大革命，溫家寶就曾表達過這種擔心。這就是我之前說的，它以騙局開始，但是一旦讓這些事情 運轉起來，就會有自己的邏輯。溫家寶認為，或許胡錦濤也這樣認為，這會成為另一場運動的開始，這確實會成為另一場文化大革命。我認為重慶模式確實是一個模 式，很多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都覺得把毛澤東主義理想和消除貧困、制裁犯罪結合在一起很好。不僅僅在重慶，在重慶之外也是這樣。
問：那麼你怎麼看待民間對毛的遺產的態度？
答：現在在中國有一個支持毛澤東的新左派，人數眾多。他們對改革開放三十年帶來的嚴重腐敗問題非常擔心，而且他 們相信採用一些毛澤東式的方法可以防止腐敗，當然這也會阻礙繁榮。理所當然地有人想回到毛澤東領導時期，那個時候國家似乎沒有腐敗，也被很好的領導着，當 然除了我剛才提到的特殊時期。他們相信被帶到中國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腐敗這樣惡劣的社會破壞。
過去一些年我和一些中國人聊過，這些人年齡很大，知道共產主義時代是什麼樣子，他們說現在的腐敗比國民黨統治時期嚴重的多，當然，腐敗也是國民黨失 去城市中產階級支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會有一種對過去浪漫主義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後的一些中國領導人想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為那似乎是一段穩定的時期，那時候中國正期望 按照蘇聯的經濟路線向前發展。所以你可以想像會有人說：“腐敗的資本主義社會終會倒塌，我們必須去改變它。”
我在1993年毛澤東誕辰百年的時候看到還有另一種形式的毛澤東狂熱：毛澤東成為了家庭的守護神。我沒有參觀過農民的家，但是有故事說農民的家裡擺 着佛像和毛澤東的照片。他一直被家庭所喜愛。除了沿海的三、四億人，這個社會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教育還是非常有限。所以人們把毛澤東當成護身符，向他尋求保 護一點也不新奇。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一輛擋風玻璃上有毛澤東照片的的士撞上了一輛公交車，公交車司機死了，但是的士上的人都沒事，儘管的士要小的多。所以這也刺激了把毛澤東當成家庭守護神來崇拜。
政權的可持續性
問：人們經常預測中國共產黨將在比如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之後衰落，但是為什麼沒有呢？
答：其實它差不多就要倒了。在大饑荒中共產黨還是紀律嚴明的，否則也不會有大躍進。在饑荒中人們很餓很虛弱，非 常想反抗。但是你得去組織反抗，他們沒有這個條件。在毛澤東和他的同僚的領導下，共產黨還是非常地有組織。受到彭德懷和其他一些人的影響，但是共產黨從整 體上來說還是紀律嚴明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本來可能會有真正的問題：不是反抗共產黨而更有可能是國家的分裂。 毛澤東派紅衛兵下到農村，讓軍隊重新整合國家並把它置於嚴格紀律之下，他通過這些方式來防止危機，要是沒有這些的話，國家就會陷入戰爭中。所以危險是在於分裂國家而不是發動反抗。
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你看到的是共產黨在凝聚力方面是多麼的令人絕望，鄧小平領導的“八老”不得不決定讓解放軍去清理天安門廣場。但是這表明 政治活動已經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一旦依靠武力就表明這個政黨多麼虛弱。所以我認為1989年確實有危險，但是鄧小平看到了，並且動用軍隊挽救了毛澤東的革 命成果。
問： 1997年鄧小平去世，中國的強人政治已經結束。那麼共產黨現在仍然能夠全面控制社會的原因是什麼？
答：中國共產黨有超過七千五百萬黨員，雖然現在沒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那麼紀律嚴明，很多人加入共產黨並不是懷 有改變中國的理想，而是想通過關係謀求一個更好的職業或者想貪更多的錢。但是共產黨仍是一個非常牢固的組織。受過教育的人要麼是害怕要麼是被收買了。商人 們被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政策拉攏過來，他們被允許加入共產黨 。數百萬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其實非常滿意現在的政體。
我曾經問過一個我非常熟悉的學者型高級官員這樣一個問題：你怎麼看民主的可能性？答案非常有趣和令人深省。他說：“民主？過去的50年一直是農民領 導我們，如果有民主的話，農民會一直統治我們。”他說文化階層——如果你想用老的說法，可以說官僚階層——也對現在的情況很滿意，因為在這之前紅色背景比 專業知識重要，但是現在專業知識變得重要。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文化人，儘管你沒有像商人那樣賺數百萬，但是你還是可以在這個權力結構里受到尊敬，所以為什麼 要投票反對它呢？
第三點是共產黨在阻止全國性組織崛起從而保護自己這方面一直很成功，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突然察覺到法輪功在全國範圍內是那麼強大，察覺到它怎樣號召 從不知名的民眾到公安局裡的信徒在中南海門口集會後，江澤民動用非常強大的力量去鎮壓他們。在中國每年確實有上萬個各種各樣的群體性事件，但是都在地方 上。只要能控制它在地方，政體就是安全的，所要做的就是阻止任何事情擴展到國家層面。
我認為共產黨唯一會有的問題是領導層分裂。中國的領導層和其他國家沒有什麼不同，肯定也會對某些政策有爭論，但是領導層知道有一件事情最重要：他們要麼團結要麼分裂。正是在高層要達成共識的迫切感強化了他們領導的政黨。
問：那麼現在呢？這個政權也是可持續性的？
答：我告訴我的學生，中國是一個穩定繁榮、向前發展的國家，但是政治制度很脆弱，它脆弱是因為沒有一個政治領導 人可以真正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共產黨不再像以前那樣那麼有紀律，腐敗也使得這個黨不再像毛澤東時期那樣有權威性和合法性。不再有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把黨 和社會團結在一起，所以這是一個脆弱的政治體制，就像一個沙塔，你建造一個非常牢固的沙塔，它一直在那，直到一個浪來打壞它。你永遠不知道那個浪什麼時候 來或者帶來什麼樣的破壞。
但是黨的領導人確實擔心這個。比如你可以從他們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應看出這個。你可以看出共產黨是多麼緊張，它堅持在任何時候出現的任何危險都必須馬 上消除。人民也變得難以駕馭了，這讓共產黨非常擔心，因為他們還是想控制住人民，上帝知道他們雇了多少萬人去控制網絡，但是沒有成功，或者只能說部分成 功。
坦白來說，我覺得他們會走上允許黨內派系的道路，儘管沒有共產黨曾經願意這樣做，去做日本自民黨在當權的四五十年里做過的事。中國有着相似的情況，但是日本有一個強大的安全閥：民主制度。
問：黨內的派系這個觀點有點令人吃驚，因為無論是毛還是鄧，都對黨內派系有着嚴厲的批評。
答：所有的政黨都批評派系。毛的批評是為了警告人們，要公開，不要搞四人幫。但是他自己一直都和康生、江青密謀。這一點上他很偽善。
問：你認為中國會成為另一個蘇聯，逐漸衰弱，然後分崩離析嗎？還是它可能像台灣和韓國那樣，經濟改革後逐漸實現民主？
答： 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從1964年開始執政直到1982年去世，蘇聯官員腐敗、政府癱瘓、經濟衰退。同時，還面臨龐大的軍費開支以應對美國的“星球大戰”計 劃。戈爾巴喬夫上任後下令進行改革。戈爾巴喬夫的確是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選舉出來的領導人，這一點在中國仍未實現。他下令進行改革，事實上他的確試 圖加強蘇共的領導力，實現現代化，像鄧小平那樣讓共產黨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但是戈爾巴喬夫想要改變整個蘇聯的局勢，他希望建立一個更民主的共產主義 社會，但是當時的條件還不允許建立這樣的社會，所以他的改革導致了整個政權的瓦解。我記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下令拍過一部電影來總結蘇聯模式的教訓。我認為他 們完全吸收了蘇聯的教訓，所以才會避免重蹈覆轍。
中國不走“蘇聯模式”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大躍進”和文革前的“五年計劃”中，中國一直發展的很好。雖然五年計劃和公有制不利於經濟增長，但是至少 它能令中國的經濟實現增長。中國社會比蘇聯社會更有組織性是因為它是中國，不是因為它堅持共產主義的思想。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大批有能力的經濟官員。 他們的決策並不總是正確的，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錯。雖然他們會盡一切可能地壓制私營企業，尤其是在私人貸款這方面。但是私營經濟依然很繁榮，國營經濟 也在某種程度上非常繁榮。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的管理形式比過去要好多了。
我認為中國不會走上台灣的道路。台灣經歷經濟改革後能實現民主的原因在於國民黨在產生時就說會完成民主進程。孫中山說可能會有一段“訓政時期”，這 個過程比較長，但在國民黨成立伊始，實現民主就是其最終目標。所以接納這個觀念不意味着背叛任何人。第二，國民黨是一個不恪守列寧主義的列寧主義政黨。它 沒有一個像共產黨那樣將所有成員緊密聯繫的意識形態。所以蔣經國說開展民主要容易得多，特別是在美國的影響下，而且很多台灣人曾在美國接受過教育。這在意 識形態上和制度上都沒有反對意見。當然，蔣經國有着極高的聲望，他能說：“現在是結束訓政的時候了。”但現今的中國共產黨中，沒有人有這種威望。
問：或許鄧小平是有這種威望的最後一個領導人？
答：非常正確。他在經濟方面大膽改革而在政治方面卻非常保守。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在1989年的時候那樣做的原 因。他是有能力進行政治改革的，但是他卻不想那樣做。那些像鄧小平及其同僚那樣見證了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人，都是在年輕的時候（少年時期或是二 十歲左右）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了。想要他們否定共產黨非常困難。要知道，在鄧小平執政的後十至十五年中，趙紫陽和胡耀邦才意識到民主是唯一的道路。
在鄧小平掌權之後，共產黨就確信只有經濟發展他們才能維持政權，所以對快速發展堅定不移，必須一直推進經濟發展。現在這個國家已經非常富裕了，但是 財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裡，現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規劃工作議程去提升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印度相比，中國已經做的很好了，但是按照中國的標準，還有幾億人 生活貧困。現在也要下功夫去治理河流、湖泊和藍天，中國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國家，但是它正遭到破壞。現在的領導人非常擅長去完成鄧小平設定的目標：發展。他 說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但是現在情況變得很糟糕，貧富差距遠遠超出了預期。現在需要的是不同於過去二十年的領導方式，領導人不應害怕去做一些事情，去做一些 改變。

歐陽斌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項目，現為專欄作者。
王鑫和Adam Century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