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髒話此起彼伏。比起七個字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過度陳舊的“抵制日貨”，“小日本，X你媽”、“野田佳彥，傻X”與“血洗東京”、“對日宣戰”的口號，顯得乾脆有力，更帶有一種暴虐式的快感。遊行是封閉循環式的。你先在德國學校門口，加入一個正在集合的隊伍，等到人數到了一百多人以後，就可以出發了。在路上，它們形成一個接一個的鬆散的方陣。有的隊伍人數眾多，紅旗招展，有更多的標語，聲音更嘹亮，有的則鬆散、氣勢不足。但每個隊伍第一排總有人舉著毛澤東像，也總有人手中拿著擴音器，帶頭喊口號，還有一些人唱起了“我的中國心”與“義勇軍進行曲”。隊伍時走時停，讓人想起運動會的入場室。兩旁則是欄杆與藍色警服的警察，宣傳車則一刻不停播放著這樣的呼籲：政府與人們的心情是一樣的，必將捍衛釣魚島的主權，但請人們理性地表達愛國熱情。你熟悉那種音調，似乎粉碎四人幫、天安門事件，都是這樣腔調的宣傳，充盈著“黨”的味道，它總和你站在一起、總理解你的內心、總有義務指導你，總用空洞的抒情的來表達。在經過日本使館時，口號聲更嘹亮，人們甩出了手中的礦泉水瓶與雞蛋，它們穿過一排排的手拿透明盾牌的防暴警察與漆黑鐵門，進入了只有警察與兩位攝影師的院落裡，或是在砸在四層灰色樓房牆壁上，上面掛滿蛋青與蛋黃。樓裡似乎空無一人，比起馬路上的吵鬧，它散發出一種令人特別的鎮定，像是一種高度壓抑後的沉默。不知館內的工作人員對這一切會做何想。他們一定會有一種深深的被圍困感，其中混雜著屈辱和莫名的神秘，舊大使的車上的國旗被人路上搶走了，新大使在上任前卻突然逝世。我突然想起了1999年夏天那一幕，當成群示威者向美國使館仍石塊後，李潔明頹然在只殘存幾片碎玻璃的窗前的向外張望。中國人仍很少意識到，在我們高呼“日本帝國主義”或“美國帝國主義”時，在世界的眼中，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新帝國。在我們仍覺得自己是歷史的受害者時，很多地區的人們則認定中國正在給他們帶來新的恐懼與傷害。二遊行隊伍沿著亮馬橋路北側向東，直到一個高瀾大廈的路口再折回，最終回到德國學校門口，倘若你願意，可以一直循環的走下去。這是北京最富有的地區之一，你看得到凱賓斯基、四季酒店的高樓，也經過加拿大國際學校與好運街上的成串餐廳。它們都是一個迅速豐裕、開放的社會的象徵。但是在過去的幾天裡，這新的繁榮顯得如此脆弱。我打量著周圍的人，這些熱衷於拿著手機拍照人們，真的在乎釣魚島，真的憤怒於日本的所為，真的有勇氣沖進旁邊的酒店，砸爛玻璃嗎？在過去的幾天裡，遍布中國的反日遊行，演變成一場社會騷亂。除去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還有令人瞠目的極端情緒的複蘇。當你看遊行隊伍中的毛澤東像，或是“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寧願中國遍地墳，也要殺光小日本“的標語時，你真感到黑暗亡靈再度復活，扼住了這個民族的咽喉。這場反日遊行，跳過了五四運動以來的遊行傳統，直接與義和團銜接了起來，它以空洞的仇外為名義，行所有的罪惡之事。
僅僅用“烏合之眾”或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來概括嗎？在騷亂發生後，香港人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大陸人民以實際行動證明，洗腦教育的危害性。同樣是群體示威，比起香港人，大陸人的表現混亂且殘酷。這也令人想起埃里克•霍弗的著名比喻，他用西紅柿與龍葵來比喻不同類型的群眾運動——它們都屬於茄科的植物，它們在形態與內在都有諸多相似之處，西紅柿營養豐富，龍葵則有毒。我們正品嚐的龍葵，既與長期的扭曲歷史教育有關，是一個失敗的公民社會的必然後果，但更重要的是，它明顯被上層的政治鬥爭操縱。但這一次示威的暴力與粗鄙程度都超越了人們的想像，“殺光日本人”與“活捉蒼井空”這樣的口號並存。它與幾年來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相關，人們的不滿需要宣洩，失意者很容易演變成狂熱分子，釣魚島或是日本只是這種情緒的藉口。但不要以為這是一群狂熱分子的衝動。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一定知道倘若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難去砸毀路邊的商場的，儘管人們哀嘆道德淪喪，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們對於“非暴力”早已達成默契。在這樣超級的維穩狀況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場普遍性的城市騷亂。而這一切，也必然與上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倘若沒有慈禧的默許，義和團不可能進京，沒有毛澤東的上層權力鬥爭，文革式的混亂很難發生。而如今這場社會騷亂，也伴隨著新的權力交替。
三用了40分鐘，我走完了示威路線。看得出，大部分人著迷於這行動本身。抗議仍是個新鮮事，或許在他們的一生中，也很少有機會走在馬路中央，呼喊口號。他們拼命的拍路旁的景象、還有自己，享受著觀看別人也被別人觀看的過程。對於釣魚島、日本，他們必定都一無所知。倘若觀察他們臉上的表情，你會知道他既很難熱愛什麼，也很難仇恨什麼。他們是高度功利的，也是高度表演性的。即使走在了一起，喊了共同的口號，你也感覺不到陌生人之間萌發出的親近感，激發出共同情緒，人們只是鬆散的湊到了一起。不過，每個隊伍的一頭一尾，都看得到這樣的活躍者，他們大多皮膚黝黑，留著平頭或光頭，他們舉著毛澤東的畫像，或者拿著話筒，他們帶頭喊口號，催促人們步子快一些，聲音大一些。“這畫像從哪來”，在遊行快結束時，我走到前面，問這個舉畫像的小伙子。“是自己做的”，他說。“那為什麼每個隊伍的都一樣？”我繼續問。“哦……”他的表情有點尷尬。“是發的，發的”，他身旁的一位光頭大漢不耐煩的說，“問那麼多幹嗎？”（注
It is perhaps not superfluous to add a word of caution.
When we speak of the family likeness of mass movements,
we use the word 'family' in a taxonomical sense. The tomato
and the nightshade are of the same family, the Solanaceae.
Though the one is nutritious and the other poisonous, they
have many morphological, anatomical and physiological
traits in common so that even the non-botanist senses a
family likeness. The assumption that mass movements
have many traits in common does not imply that all
movements are equally beneficent or poisonous.
The book passes no judgments, and expresses no
preferences. It merely tries to explain; and the explanations
-- all of them theories -- are in the nature of suggestions
and arguments even when they are stated in what seems
a categorical tone. I can do no better than quote Montaigne:
"All I say is by way of discourse, and nothing by way of
advice. I should not speak so boldly if it were my due to
be b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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