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认为,薄熙来案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他也不是政治局唯一的害群之马;中共政权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若不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就难以维持长久。
“薄熙来不是唯一的害群之马”
针对薄熙来案不断曝光的真相,《明镜周刊》4月25日文章称,中国政治是“一个充满贪婪、阴谋甚至谋杀的泥潭”。
该刊认为:“现在还不清楚,中共如何让这个尴尬事件继续下去。会进行公开审判、将所有事实都摆到桌面上来吗?还是有一天官方新华社发一个5行的消息报道薄家的结局?
“也许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凡是了解中共内幕的几乎没有人认为薄是政治局的唯一害群之马。其他那些拥有小公国和大帐号的省委书记、省长及其家人又该怎样呢?
“中共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再次—仅仅杀一儆百,还是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契机,认真地就自己阵营的腐败进行反思。”
“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
《德国金融时报》4月25日刊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章,他写道:“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薄熙来这位党的领导层曾经的候选人,其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中共领导人给薄及其家人罗列了大量指 控,是为了保全自己。然而,这样做却难以掩饰在最高层蔓延的恐慌。”
文章认为,中共统治的成功是基于不同于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民主的合法性”,它有3个来源:“政绩合法性”,“政治精英阶层”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简言 之,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政权立刻面临垮台,要强调的是‘立刻’。若没有深刻的政治改革,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不民主来源不会长久。
“‘政绩合法性’随着经济现状而改变。中国统治者依然被视作最好的经济管理者,其合法性在危机时代甚至会增强。当中国消除了贫困,真正的困难会出现。中共 就得转向人民的伦理和智识发展,正如孔子倡导的那样。也就是给予中国人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更多的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最高层也有些腐朽”
“此外,强调中共干部的精英阶层既指道德也指能力。在过去,道德合法性来源于对儒家价值观的自觉奉献。但在今天,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道德败坏,没有 真正奉献于某种伦理制度。人民的大部分愤怒是针对下层的腐败官员,但薄熙来案表明,最高层也有些腐朽了。中国领导人被看作对整个民族的道德状态负有责任, 人们觉得道德状态很糟糕。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善人们对道德沦丧的看法,他们就无法抗拒人民要求领导层广泛变革。”
作者指出:“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民族主义是有问题的。建立国家权力的理由在于确保政治稳定,当中国受外国人欺侮时,可能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拥有欺侮别人的能力,儒家改革者主张更加人道形式的民族主义,使之基于博爱与和谐那样的价值观。
“全世界都着迷于薄的故事,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之超乎寻常。但是,面对这个丑闻,有必要理解中国政权不是尽管通过一种不民主的方式,而是怎样通过一种不民主的方法获得的合法性。只有这样,西方观察家才能认清未来中国的脆弱性迹象。”
摘编:林泉
责编:洪沙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针对薄熙来案不断曝光的真相,《明镜周刊》4月25日文章称,中国政治是“一个充满贪婪、阴谋甚至谋杀的泥潭”。
该刊认为:“现在还不清楚,中共如何让这个尴尬事件继续下去。会进行公开审判、将所有事实都摆到桌面上来吗?还是有一天官方新华社发一个5行的消息报道薄家的结局?
“也许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凡是了解中共内幕的几乎没有人认为薄是政治局的唯一害群之马。其他那些拥有小公国和大帐号的省委书记、省长及其家人又该怎样呢?
“中共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再次—仅仅杀一儆百,还是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契机,认真地就自己阵营的腐败进行反思。”
“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
《德国金融时报》4月25日刊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章,他写道:“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薄熙来这位党的领导层曾经的候选人,其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中共领导人给薄及其家人罗列了大量指 控,是为了保全自己。然而,这样做却难以掩饰在最高层蔓延的恐慌。”
文章认为,中共统治的成功是基于不同于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民主的合法性”,它有3个来源:“政绩合法性”,“政治精英阶层”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简言 之,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政权立刻面临垮台,要强调的是‘立刻’。若没有深刻的政治改革,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不民主来源不会长久。
“‘政绩合法性’随着经济现状而改变。中国统治者依然被视作最好的经济管理者,其合法性在危机时代甚至会增强。当中国消除了贫困,真正的困难会出现。中共 就得转向人民的伦理和智识发展,正如孔子倡导的那样。也就是给予中国人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更多的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最高层也有些腐朽”
“此外,强调中共干部的精英阶层既指道德也指能力。在过去,道德合法性来源于对儒家价值观的自觉奉献。但在今天,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道德败坏,没有 真正奉献于某种伦理制度。人民的大部分愤怒是针对下层的腐败官员,但薄熙来案表明,最高层也有些腐朽了。中国领导人被看作对整个民族的道德状态负有责任, 人们觉得道德状态很糟糕。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善人们对道德沦丧的看法,他们就无法抗拒人民要求领导层广泛变革。”
作者指出:“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民族主义是有问题的。建立国家权力的理由在于确保政治稳定,当中国受外国人欺侮时,可能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拥有欺侮别人的能力,儒家改革者主张更加人道形式的民族主义,使之基于博爱与和谐那样的价值观。
“全世界都着迷于薄的故事,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之超乎寻常。但是,面对这个丑闻,有必要理解中国政权不是尽管通过一种不民主的方式,而是怎样通过一种不民主的方法获得的合法性。只有这样,西方观察家才能认清未来中国的脆弱性迹象。”
摘编: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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