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6日 星期四

王立軍起訴/ 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機Bo Xilai Wang Lijun 監聽案

 

  Police Chief in Bo Scandal Faces Charges in Chengdu

The former police chief of the Chinese city of Chongqing, who fled to a U.S. consulate in February, triggering the scandal surrounding Bo Xilai, has been charged with defection, power abuse, bribe-taking and "bending the law for selfish ends."
• China's Political Scandal


 王立軍 被控叛逃等四罪

〔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報導〕繼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妻谷開來,因謀 殺英國商人海伍德案被起訴並判刑後,中國新華社五日報導,今年二月逃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庇護,引爆中國近二十多年來最大政治危機的前重慶市副市長、 公安局長王立軍,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犯罪一案,近日已由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將擇日開庭審理。
此前,據香港媒體報導,王立軍一案已於八月十三日在成都市中級法院秘密開審,但未獲官方證實。一般認為,谷開來案已判刑,王立軍即將受審,下一個應該是薄熙來,但谷、王兩案迄今法律文件始終沒有出現薄熙來的名字,讓人產生更多聯想。
據 報導,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指控,王立軍明知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妻谷開來,有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的重大嫌疑,卻違背職責、徇私枉法,以使谷開 來不受刑事追究,已構成徇私枉法罪;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已構成叛逃罪;未經批准或偽造批准手續,違法使用技術偵查措施, 已構成濫用職權罪;利用職務之便收受鉅額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已構成受賄罪。
林中斌︰審判可能循谷開來模式
由 於報導中未見「薄熙來」三字,外界質疑薄熙來如何能與王立軍案,乃至谷開來案完全切割。也有分析認為,薄熙來涉案部分不無可能獨立出來另案審理。我國國防 部前副部長林中斌則認為,王立軍案或可能接踵而至的薄熙來案,都極可能循「谷開來模式」發展,先是重判,然後再網開一面,「輕輕放下」。

  2012.5

 

中国系香港紙元社長の李子誦氏死去 天安門事件を批判

 香港の中国系紙「文匯報」の李子誦(レイ・チソン)元社長が11日、香港で死去した。100歳だった。文匯報は中国政府の影響下にある日刊紙で、 1948年創刊。李氏は51年から社長を務めた。89年の天安門事件を前に北京市に戒厳令が敷かれた5月19日の翌々日の朝刊に、大きく「痛心疾首!(ひ どく悲しみ恨む)」とだけ書いた社説を掲載。李氏は、中国系紙としては異例の報道姿勢を社長として擁護した。同年7月、中国政府の窓口機関の役割を担って いた新華社香港分社と対立し、社長を解任された。(広州)

 

【明報專訊】1989年學運期間,決定在《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字的前社長李子誦上周五逝世,享年 100歲。過去38年與李子誦「出生入死」的時事評論員程翔,形容李子誦是報界典範,又透露至今仍記得在「開天窗」後的兩件事,包括中共高層約見李子誦 「談和解」,程翔指李立場堅定,「他說,是非黑白不能話轉就轉」、「如果見到鄧小平都不能平反六四,那我去見來做什麼?」
看不到改革 報社希冀變憤怒
程翔1974年加入《文匯報》,認識當年的社長李子誦,至今已38個年頭。李子誦逝世當天,身處加拿大的程翔,從同屬前《文匯報》記者的劉銳紹處得知消息。程翔說,自己兩個月前才探望李子誦,雖然他近月身體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好強,沒想到當天已是最後的碰面。
程 翔昨日接受商台《左右大局》訪問時憶述,1980年代國家改革開放,本來大家滿心期待,隨之而來會是政治改革,但直至1980年代末,不但看不到改革,反 而形勢逆轉,報社內的人心情亦由「希望」漸漸化成「憤怒」,直至看到學生運動併發,政府仍「無妥協迹象」,故決定向政府表達不滿,促成「開天窗」社論。
40人離開文匯報
程翔說,自己當時身處北京採訪,《文匯報》刊登「痛心疾首」四字那天,報章變成最搶手報紙。他說,當年社論是由前老總曾敏之草擬、董事金堯如和李子誦同意下落實,他相信該4字佔了中國新聞史上重要一頁,「當日動員了百萬人上街,簡單四字,發揮了千軍萬馬的作用」。
不過,當鄧小平高調支持鎮壓後,報社內不少人急速轉軚,「秋後算帳」的責任亦由李子誦與金堯如承擔,「其實說一句不了解內地情况就可以過關,但對李子誦和金堯如來說,是非黑白不能話轉就轉,而鎮壓學生是大是大非問題」。後來編輯部40人,包括程翔,選擇離開。
晚年仍堅持平反六四
程 翔又說,李子誦即使離開報社後轉趨低調,亦從沒放棄過平反六四,「即使到晚年,他亦對我說,六四這問題一定遲早會推翻」。他續稱李早年曾親口向他表示,在 1990年代,北京曾派人求見,指「希望社長到北京行一行,並說想見任何人都可以」,意即包括鄧小平,但李當時回覆說,「假如去了北京見到鄧小平,是有利 於平反六四我就去;如果見到鄧小平都不能平反六四,那我去來做什麼?」

 Bo Xilai Wang Lijun 監聽案

 媒體看中國
“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機”

德媒認為,薄熙來案或許只是冰山一角,他也不是政治局唯一的害群之馬;中共政權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機,若不進行廣泛的政治改革就難以維持長久。

“薄熙來不是唯一的害群之馬”

針對薄熙來案不斷曝光的真相,《明鏡周刊》4月25日文章稱,中國政治是“一個充滿貪婪、陰謀甚至謀殺的泥潭”。

該刊認為:“現在還不清楚,中共如何讓這個尷尬事件繼續下去。會進行公開審判、將所有事實都擺到桌面上來嗎?還是有一天官方新華社發一個5行的消息報導薄家的結局?

“也許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凡是了解中共內幕的幾乎沒有人認為薄是政治局的唯一害群之馬。其他那些擁有小公國和大帳號的省委書記、省長及其家人又該怎樣呢?

“中共現在必須決定,是否—再次—僅僅殺一儆百,還是利用這個事件作為契機,認真地就自己陣營的腐敗進行反思。”

“醜聞對政權構成威脅”

《德國金融時報》4月25日刊登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文章,他寫道:“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機。薄熙來這位黨的領導層曾經的候選人,其醜聞對政權構成威脅。中共領導人給薄及其家人羅列了大量指控,是為了保全自己。然而,這樣做卻難以掩飾在最高層蔓延的恐慌。”

文章認為,中共統治的成功是基於不同於西方民主政體的“不民主的合法性”,它有3個來源:“政績合法性”,“政治精英階層”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簡言之,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政權立刻面臨垮台,要強調的是'立刻'。若沒有深刻的政治改革,中國政治合法性的不民主來源不會長久。

“'政績合法性'隨著經濟現狀而改變。中國統治者依然被視作最好的經濟管理者,其合法性在危機時代甚至會增強。當中國消除了貧困,真正的困難會出現。中共就得轉向人民的倫理和智識發展,正如孔子倡導的那樣。也就是給予中國人更多的機會參與政治,這反過來又意味著更多的政治上的言論自由。

“最高層也有些腐朽”

“此外,強調中共幹部的精英階層既指道德也指能力。在過去,道德合法性來源於對儒家價值觀的自覺奉獻。但在今天,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視作道德敗壞,沒有真正奉獻於某種倫理制度。人民的大部分憤怒是針對下層的腐敗官員,但薄熙來案表明,最高層也有些腐朽了。中國領導人被看作對整個民族的道德狀態負有責任,人們覺得道德狀態很糟糕。如果不採取措施,改善人們對道德淪喪的看法,他們就無法抗拒人民要求領導層廣泛變革。”

作者指出:“對於政權的合法性,民族主義是有問題的。建立國家權力的理由在於確保政治穩定,當中國受外國人欺侮時,可能這是有道理的。但是現在,這個國家擁有欺侮別人的能力,儒家改革者主張更加人道形式的民族主義,使之基於博愛與和諧那樣的價值觀。

“全世界都著迷於薄的故事,這是情有可原的,因之超乎尋常。但是,面對這個醜聞,有必要理解中國政權不是儘管通過一種不民主的方式,而是怎樣通過一種不民主的方法獲得的合法性。只有這樣,西方觀察家才能認清未來中國的脆弱性跡象。”

摘編:林泉
責編:洪沙以上內容摘譯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媒体看中国

“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德媒认为,薄熙来案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他也不是政治局唯一的害群之马;中共政权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若不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就难以维持长久。 

薄熙来不是唯一的害群之马”
针对薄熙来案不断曝光的真相,《明镜周刊》4月25日文章称,中国政治是“一个充满贪婪、阴谋甚至谋杀的泥潭”。

该刊认为:“现在还不清楚,中共如何让这个尴尬事件继续下去。会进行公开审判、将所有事实都摆到桌面上来吗?还是有一天官方新华社发一个5行的消息报道薄家的结局?

“也许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凡是了解中共内幕的几乎没有人认为薄是政治局的唯一害群之马。其他那些拥有小公国和大帐号的省委书记、省长及其家人又该怎样呢?

“中共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再次—仅仅杀一儆百,还是利用这个事件作为契机,认真地就自己阵营的腐败进行反思。”

“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
《德国金融时报》4月25日刊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章,他写道:“中共陷入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薄熙来这位党的领导层曾经的候选人,其丑闻对政权构成威胁。中共领导人给薄及其家人罗列了大量指 控,是为了保全自己。然而,这样做却难以掩饰在最高层蔓延的恐慌。”

文章认为,中共统治的成功是基于不同于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民主的合法性”,它有3个来源:“政绩合法性”,“政治精英阶层”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简言 之,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政权立刻面临垮台,要强调的是‘立刻’。若没有深刻的政治改革,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不民主来源不会长久。
“‘政绩合法性’随着经济现状而改变。中国统治者依然被视作最好的经济管理者,其合法性在危机时代甚至会增强。当中国消除了贫困,真正的困难会出现。中共 就得转向人民的伦理和智识发展,正如孔子倡导的那样。也就是给予中国人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更多的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最高层也有些腐朽”
“此外,强调中共干部的精英阶层既指道德也指能力。在过去,道德合法性来源于对儒家价值观的自觉奉献。但在今天,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道德败坏,没有 真正奉献于某种伦理制度。人民的大部分愤怒是针对下层的腐败官员,但薄熙来案表明,最高层也有些腐朽了。中国领导人被看作对整个民族的道德状态负有责任, 人们觉得道德状态很糟糕。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善人们对道德沦丧的看法,他们就无法抗拒人民要求领导层广泛变革。”

作者指出:“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民族主义是有问题的。建立国家权力的理由在于确保政治稳定,当中国受外国人欺侮时,可能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拥有欺侮别人的能力,儒家改革者主张更加人道形式的民族主义,使之基于博爱与和谐那样的价值观。

“全世界都着迷于薄的故事,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之超乎寻常。但是,面对这个丑闻,有必要理解中国政权不是尽管通过一种不民主的方式,而是怎样通过一种不民主的方法获得的合法性。只有这样,西方观察家才能认清未来中国的脆弱性迹象。”
摘编: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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