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領導危機比日本嚴重十倍: 台灣160萬戶「負儲蓄」

台灣一六○萬戶所得最低的家庭，已連續五年，出現「負儲蓄」，甚至得舉債才能過生活……。

美國的減稅優惠即將到期、債務瀕臨上限。一旦協商失敗，美國將掉落財政支出如直線下降的「財政懸崖」危機，進而導致全球經濟情勢惡化。
這樣的危機，一則來自美國不斷擴大舉債救經濟，另則來自討好企業與富人的減稅措施。兩者都讓國庫空虛。
然而在台灣，同樣的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所造成的財務惡化，已經讓國內一六○萬戶家庭、約五二三萬人陷入「家計懸崖」。
一旦經濟復甦的腳步持續放緩，這些家庭，不但可能用盡早年的儲蓄，更可能得靠借錢，來維持家計。
主計處最新的八月薪資統計，工業及服務業員工的平均薪資為四一八三八元。較七月下降一．五八％，是二○○二年以來的最低水準。製造業員工平均薪資為四○三四○元，是○九年金融海嘯後的新低。
當前政府力推餐飲、觀光等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希望透過內需產業，反轉受薪階級的薪資結構。
但從薪資統計結果來看，代表內需市場的批發與零售業員工平均薪資，僅有三萬八千多。住宿及餐飲業更僅有二萬七千多，遠低於服務業與製造業員工的平均薪資。
薪資不漲 舉債度日
因此，除了提振內需產業，還需要有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機會，才可能讓這些深陷家計懸崖的家庭，擺脫危機。
尤其，金融危機與經濟下滑時，最難抵禦不景氣的，就是受薪階級。因為，收入減少，已成為受薪階級最大的危機。

伴隨著收入減少的趨勢，所得最低二○％的家庭，已經連續五年沒有儲蓄。過去五年，平均每戶家庭是「負儲蓄」八萬七千多元。
也就是說，過去五年，一六○萬戶所得最低的家庭，必須從過往的儲蓄中，拿出某一家庭成員兩個月的薪水，或是舉債，來支應生活所需....

當一個家庭入不敷出，必須動用儲蓄或舉債來支應的時候，便不太可能累積財富，擺脫貧窮，只會向家計懸崖更靠近。
正如美國朝野兩黨，如臨大敵地看待財政懸崖。我們的官員與民眾，也須正視家計懸崖的威脅。盡速調整產業結構，讓企業有能力為員工加薪。否則一旦掉落懸崖，台灣的處境將會更為艱難。

倒閣背後：找不到領導人，台灣步上日本後塵

2012-09-22 Web only 作者：陳一珊

在台灣，許多人懷念蔣經國的技術官僚時代。而今年五月，蕭萬長副總統退休，許多人預言這是國民黨獨大時期技術官僚時代的終結。

本週六立法院將進行十三年來的首度的內閣不信任投票，行政院長陳冲自況自己的狀態為「懸空」。台灣政局到底要怎麼樣走下去？已有媒體 社論或評論建議換閣揆，但馬總統的人，卻全都被卡在五都與副總統大位。這景況，跟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時，找不到行政院長可以替換的窘境類似？而且，一旦替 換，也讓人擔心，台灣會不會再度又陷入扁政權時期，換行政院長如流水的政治漩渦？
九月十九日，我去聽了美國著名的日本通，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科堤斯（Gerald L. Curtis）的一場演講：《又一年，又一個政府：了解日本的政治混亂》。科堤斯講的雖是日本，卻一針一針地扎在我這位台灣聽眾的心中。
科堤斯研究日本已經四十五年了，人家對他的介紹詞是「除了一位，認識全部日本首相的政治學者」。
他預測，今年底日本大選，自民黨（ＬＤＰ）與民主黨（ＤＰＪ）不論那一黨占多數，均難以過半，勢必須與第三勢力結合。他悲觀認為，日本政治將比過往更為混亂。日本媒體寵兒大阪市長橋下徹，終究將是個媒體現象，難成氣候，僅僅是日本人民對舊政黨失望的投射罷了。
科堤斯認為，日本政治混亂的根結在「缺乏領導力」。二○○五年小泉純一郎卸任以來，過去七年，日本換了七個被人遺忘的首相。現任首相野田佳彥支持率二七％，還是這七位裡面比較高的。

他批評，日本民主黨三年前奪得政權，最大的問題在絲毫不重視文官。民主黨人誤以為，美國政治是政治人物決定一切，公務員只有拿條子聽命行事的份，卻忽略第一線面對群眾的是公務員。因此，執政的決策圈封閉，民主黨三位首相身邊，充斥著不成熟的童子軍。
換 黨執政最大的衝擊，是「舊式政治領導人」的訓練系統全垮。過往，日本政治是靠兩群人無縫融合來運作：一群人是專業政治人物，由地方選舉出身，慢慢升級到中 央；另一群人是資深文官。在自民黨系統裡，政治人物的街頭智慧、與文官的專業素養融合，成就穩定的治理系統。但現在，即便在自民黨內，這個系統都難以無縫 融合。許多政治世家已經交棒，接班的第二代，不見得人人有熱情。
「民主黨說，日本在學美國，天啊！他們沒有看到，美國兩黨都有非常好的智庫在扮演政策研擬的角色嗎？就算不看美國，看看南韓的智庫有多強，」科堤斯有點激動地說。
訓練政治領導人的舊系統瓦解，又遲遲沒有智庫等新系統取代，是日本找不到領導人的第一個原因。

科斯提說，日本第二個領導危機，是找不到國家的方向。首相頻換在日本史上並非第一次，一九二○年代、到一九四五年間，也是每年換一個 首相，直到戰後才稍微穩定下來。穩定的關鍵在於「那段時間，國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追上西方」。但一九八九年，日本變成強國了，日本卻似乎頓失方向。
科堤斯舉外交政策為例。在美國，外交政策追求的是「如何創造世界秩序來保護美國的利益」；但在日本，外交政策追求的是「在強權定義下的世界秩序中，如何存活」，一直都是小國心態。
「如果你到Google做關鍵字查詢，美國的外交政策，沒有一篇是與國家存亡（survive）連上關係；但日本的外交政策，沒有一篇是與創造連上關係。一直到現在，日本都沒有找到新的國家目標。
政治，失去了活力與魅力，日本媒體也陷入嚴重的政治虛無主義。
科堤斯說，日本媒體常常用頭版，報導那一任首相的民調有多低，卻對政策毫不關心，似乎只以扳倒新首相為職志。這樣的媒體氛圍，讓日本人民對政治更加失望。


政治人才養成、國家目標的重塑、舊體制崩解與新體制再生，日本的困境其實在亞洲新興民主化國家均有其共通性。
在台灣，許多人懷念蔣經國的技術官僚時代。而今年五月，蕭萬長副總統退休，許多人預言這是國民黨獨大時期技術官僚時代的終結。由早期技術官僚領導的內閣也有缺乏街頭智慧，衝勁不足，無法因應社會變遷的批評。舊時代已經過去，台灣政治與政策人才培養絕不能緬懷過去。
少 了穩定的技術官僚人才庫，台灣的學術界又不看台灣問題，與台灣社會鮮少互動；台灣的智庫養活自己都很辛苦，日日仰賴短期計畫，難以深層累積，這是台灣另一 個日本化的危機。當上層政治人物都只剩街頭智慧，卻欠缺政策目標、國家願景、與動員國家機器的能力，將陷入政客一輪一輪替換，而人民漸漸無感的民主幻境。
周六倒閣應該不會成功。而朝野兩黨都應該問，去掉了陳冲，自己口袋裡還有行政院長人選嗎？這才是更該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