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台灣的領導危機比日本嚴重十倍: 台灣160萬戶「負儲蓄」



台灣一六○萬戶所得最低的家庭,已連續五年,出現「負儲蓄」,甚至得舉債才能過生活……。

美國的減稅優惠即將到期、債務瀕臨上限。一旦協商失敗,美國將掉落財政支出如直線下降的「財政懸崖」危機,進而導致全球經濟情勢惡化。
這樣的危機,一則來自美國不斷擴大舉債救經濟,另則來自討好企業與富人的減稅措施。兩者都讓國庫空虛。
然而在台灣,同樣的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所造成的財務惡化,已經讓國內一六○萬戶家庭、約五二三萬人陷入「家計懸崖」。
一旦經濟復甦的腳步持續放緩,這些家庭,不但可能用盡早年的儲蓄,更可能得靠借錢,來維持家計。
主計處最新的八月薪資統計,工業及服務業員工的平均薪資為四一八三八元。較七月下降一.五八%,是二○○二年以來的最低水準。製造業員工平均薪資為四○三四○元,是○九年金融海嘯後的新低。
當前政府力推餐飲、觀光等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希望透過內需產業,反轉受薪階級的薪資結構。
但從薪資統計結果來看,代表內需市場的批發與零售業員工平均薪資,僅有三萬八千多。住宿及餐飲業更僅有二萬七千多,遠低於服務業與製造業員工的平均薪資。
薪資不漲 舉債度日
因此,除了提振內需產業,還需要有高附加價值的工作機會,才可能讓這些深陷家計懸崖的家庭,擺脫危機。
尤其,金融危機與經濟下滑時,最難抵禦不景氣的,就是受薪階級。因為,收入減少,已成為受薪階級最大的危機。

伴隨著收入減少的趨勢,所得最低二○%的家庭,已經連續五年沒有儲蓄。過去五年,平均每戶家庭是「負儲蓄」八萬七千多元。
也就是說,過去五年,一六○萬戶所得最低的家庭,必須從過往的儲蓄中,拿出某一家庭成員兩個月的薪水,或是舉債,來支應生活所需....

當一個家庭入不敷出,必須動用儲蓄或舉債來支應的時候,便不太可能累積財富,擺脫貧窮,只會向家計懸崖更靠近。
正如美國朝野兩黨,如臨大敵地看待財政懸崖。我們的官員與民眾,也須正視家計懸崖的威脅。盡速調整產業結構,讓企業有能力為員工加薪。否則一旦掉落懸崖,台灣的處境將會更為艱難。

倒閣背後:找不到領導人,台灣步上日本後塵


2012-09-22 Web only 作者:陳一珊

倒閣背後:找不到領導人,台灣步上日本後塵 在台灣,許多人懷念蔣經國的技術官僚時代。而今年五月,蕭萬長副總統退休,許多人預言這是國民黨獨大時期技術官僚時代的終結。
本週六立法院將進行十三年來的首度的內閣不信任投票,行政院長陳冲自況自己的狀態為「懸空」。台灣政局到底要怎麼樣走下去?已有媒體 社論或評論建議換閣揆,但馬總統的人,卻全都被卡在五都與副總統大位。這景況,跟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時,找不到行政院長可以替換的窘境類似?而且,一旦替 換,也讓人擔心,台灣會不會再度又陷入扁政權時期,換行政院長如流水的政治漩渦?
九月十九日,我去聽了美國著名的日本通,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科堤斯(Gerald L. Curtis)的一場演講:《又一年,又一個政府:了解日本的政治混亂》。科堤斯講的雖是日本,卻一針一針地扎在我這位台灣聽眾的心中。
科堤斯研究日本已經四十五年了,人家對他的介紹詞是「除了一位,認識全部日本首相的政治學者」。
他預測,今年底日本大選,自民黨(LDP)與民主黨(DPJ)不論那一黨占多數,均難以過半,勢必須與第三勢力結合。他悲觀認為,日本政治將比過往更為混亂。日本媒體寵兒大阪市長橋下徹,終究將是個媒體現象,難成氣候,僅僅是日本人民對舊政黨失望的投射罷了。
科堤斯認為,日本政治混亂的根結在「缺乏領導力」。二○○五年小泉純一郎卸任以來,過去七年,日本換了七個被人遺忘的首相。現任首相野田佳彥支持率二七%,還是這七位裡面比較高的。


他批評,日本民主黨三年前奪得政權,最大的問題在絲毫不重視文官。民主黨人誤以為,美國政治是政治人物決定一切,公務員只有拿條子聽命行事的份,卻忽略第一線面對群眾的是公務員。因此,執政的決策圈封閉,民主黨三位首相身邊,充斥著不成熟的童子軍。
換 黨執政最大的衝擊,是「舊式政治領導人」的訓練系統全垮。過往,日本政治是靠兩群人無縫融合來運作:一群人是專業政治人物,由地方選舉出身,慢慢升級到中 央;另一群人是資深文官。在自民黨系統裡,政治人物的街頭智慧、與文官的專業素養融合,成就穩定的治理系統。但現在,即便在自民黨內,這個系統都難以無縫 融合。許多政治世家已經交棒,接班的第二代,不見得人人有熱情。
「民主黨說,日本在學美國,天啊!他們沒有看到,美國兩黨都有非常好的智庫在扮演政策研擬的角色嗎?就算不看美國,看看南韓的智庫有多強,」科堤斯有點激動地說。
訓練政治領導人的舊系統瓦解,又遲遲沒有智庫等新系統取代,是日本找不到領導人的第一個原因。


科斯提說,日本第二個領導危機,是找不到國家的方向。首相頻換在日本史上並非第一次,一九二○年代、到一九四五年間,也是每年換一個 首相,直到戰後才稍微穩定下來。穩定的關鍵在於「那段時間,國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追上西方」。但一九八九年,日本變成強國了,日本卻似乎頓失方向。
科堤斯舉外交政策為例。在美國,外交政策追求的是「如何創造世界秩序來保護美國的利益」;但在日本,外交政策追求的是「在強權定義下的世界秩序中,如何存活」,一直都是小國心態。
「如果你到Google做關鍵字查詢,美國的外交政策,沒有一篇是與國家存亡(survive)連上關係;但日本的外交政策,沒有一篇是與創造連上關係。一直到現在,日本都沒有找到新的國家目標。
政治,失去了活力與魅力,日本媒體也陷入嚴重的政治虛無主義。
科堤斯說,日本媒體常常用頭版,報導那一任首相的民調有多低,卻對政策毫不關心,似乎只以扳倒新首相為職志。這樣的媒體氛圍,讓日本人民對政治更加失望。


政治人才養成、國家目標的重塑、舊體制崩解與新體制再生,日本的困境其實在亞洲新興民主化國家均有其共通性。
在台灣,許多人懷念蔣經國的技術官僚時代。而今年五月,蕭萬長副總統退休,許多人預言這是國民黨獨大時期技術官僚時代的終結。由早期技術官僚領導的內閣也有缺乏街頭智慧,衝勁不足,無法因應社會變遷的批評。舊時代已經過去,台灣政治與政策人才培養絕不能緬懷過去。
少 了穩定的技術官僚人才庫,台灣的學術界又不看台灣問題,與台灣社會鮮少互動;台灣的智庫養活自己都很辛苦,日日仰賴短期計畫,難以深層累積,這是台灣另一 個日本化的危機。當上層政治人物都只剩街頭智慧,卻欠缺政策目標、國家願景、與動員國家機器的能力,將陷入政客一輪一輪替換,而人民漸漸無感的民主幻境。
周六倒閣應該不會成功。而朝野兩黨都應該問,去掉了陳冲,自己口袋裡還有行政院長人選嗎?這才是更該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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