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1日起，中國所有用人單位都必須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用於保障養老金、醫療保險、帶薪產假及其他福利。
考慮到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此薄弱，這對許多普通中國人來說本應該是好消息。但許多中國人對這個消息的反應不是慶祝，而是擔心和不滿。
小企業主表示，他們的勞動力成本將大幅上漲。員工則推測，老闆會解僱他們或降低他們的工資。經濟學家警告，這項政策可能會迫使更多人進入零工經濟，有可能導致正式就業率降低，使勞動者失去保障。
「他要是強制交出去，我們得關門回家了真的，」閆雪嬌（音）說，她和家人在北京經營一家米粉店。
「特別是今年的行情，你看一下問一下這家哪個老闆能幹的，」她繼續說道，並指著位於市中心這條街上空無一人的餐館，包括她自己的餐館。「現在都準備找房東退房還是不幹了。」
新規引發的廣泛焦慮凸顯出中國政府在加強薄弱的社會保障體系時面臨的多重挑戰。一方面，專家普遍認為，中國迫切需要充實國家養老基金（有專家預測，國家養老基金可能在2035年耗盡），同時設法緩解民眾在住房、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負擔。這將有助於減少中國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壓力，並刺激消費，這是政府提振經濟增速放緩的一個主要目標。
但經濟蕭條也意味著，即使在不強迫繳納社保費之前，許多中小企業已經舉步維艱。中國法律規定社保費由僱主和僱員共同承擔。一些年輕人也已選擇不繳納社保，而是把更多的錢留給自己，以滿足日常需求。
如果中國政府全面推行該政策，代價可能十分高昂。據法國興業銀行的分析師估算，新規可能使僱主和僱員的綜合成本增加約相當於中國GDP的1%。與許多美國同齡人一樣，中國的許多年輕人也對自己能否享受到政府承諾的福利持懷疑態度。由於出生人口減少，繳納養老金的未來勞動力後備在縮小，年輕人擔心養老金將在他們退休前枯竭。
「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人還要繼續繳20年——我還能再活20年嗎？」40多歲的閆女士問道。「即使我能活到那個時候，我能肯定自己會拿到這些錢嗎？」
在北京一個公園裡玩撲克牌，攝於去年。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中國法律長期以來一直要求僱主和僱員分擔社保費的繳納。雖然具體比例因地區而異，但通常僱員需繳納工資的約10%，僱主承擔約25%。（沒有正式勞動合同的兼職或零工人員除外。）
但法律沒有得到嚴格執行，許多僱主要麼少繳，要麼乾脆不繳，還有僱主與員工簽訂「不繳社保」的約定，把更多的錢發給員工。去年對6000多家中國企業的調查發現，只有不到30%的企業完全遵守了繳納社保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上個月宣布，任何無需繳納社保的約定都是無效的，並稱法院將支持勞動者訴訟不繳納社保的僱主。
官員們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規目的是保護勞動者免於被迫簽訂不公平的勞動合同。法官陳宜芳表示，新規也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但勞動者群體的反應不一。
一些人表示讚賞，稱他們想讓自己的未來有保障，但也有人說，更迫切的是現在把更多的錢掌握在自己手中。
35歲的曾先生在閆女士米粉店附近的一家韓國餐館工作。他說自己現在每月掙6000元，若他和老闆都開始繳納社保基金的話，他預計自己的稅後工資將減少至少1000元。他說，他可能不得不動用積蓄，以支付每月5000元的房貸。
他更傾向於不參保，「錢到手裡多得勁啊，」他說。他還說，未來福利的承諾沒有吸引力。「想得那麼老遠，你先過好當下。」
還有勞動者表示，他們預計老闆的應對措施是僱傭更多的臨時工，或者降低工資。北京一家髮廊老闆胡陽（音）正是這麼打算。
胡陽說，他將把僱主的規定繳款計入員工總福利，並從員工的工資中扣除。
否則，他說，他每個月將不得不多承擔成千上萬元費用，這是他無法承擔的。「你開發廊能掙多少錢？」他說。「不光是我們行業，包括中間那些飯店，只要是涉及到打工的這些面臨的情況都一樣，對吧？」
北京，工人尋找日結工作，攝於上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中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幾乎完全來自僱主和僱員的繳費，不像其他國家也會依靠一般稅收收入。這意味著僱主和僱員所需繳納的費率遠高於許多其他國家。例如，在美國，僱主和僱員各自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和醫療保險稅合計不到8%；在日本，僱主和僱員各自為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繳納約14%的費用。
對僱主的嚴重依賴源於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遺留，當時國有企業承擔著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福利保障。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學教授魯全表示，政府應該逐步降低這些比率。配合嚴格監督僱主實際繳費情況，將使政府能夠在不給企業主帶來過度負擔的情況下增加養老金。
「大家都要強制參加一個制度的前提是這個制度是個好的制度，」他說。「（所以我們）仍然是要下調費率。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但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問題研究員劉宗媛稱，當局還需要解決年輕人對體制的不信任，並讓他們相信，他們真的會從中受益。地方政府挪用養老基金的歷史，以及收入增長緩慢加劇了這種不信任。
「我認為這純粹是一個數學問題。如果人們意識到他們的工資不會增長，他們怎麼能指望今天繳納的養老金會在幾十年後返還呢？」劉宗媛說。
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在經歷了疫情期間的嚴格管控之後，許多年輕人對政府的越權行為持謹慎態度。他們認為養老金制度非常不公平，因為城市和公共部門的退休人員比那些在民營企業或農村地區工作的人享有更多的福利。
「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她說。「並不是說政府發展經濟，這個問題就能解決。」
Siyi Zhao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王月眉(Vivian Wang)是《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常駐北京，撰寫關於中國的崛起及雄心如何塑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報導。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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