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1
日韓達成慰安婦協議對中國意味着什麼？
加藤嘉一 2016年1月6日
Eugene Hoshiko/Associated Press
12月29日，人們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位於東京的官邸外舉行抗議活動，反對日本和韓國為解決朝鮮半島「慰安婦」問題而簽署的協議。
自從2014年4月起建立局長級（相等於中國的司長級）談判機制以來，日韓兩國政府經過12輪局長會議和8次外長會談的艱難談判，上周，日韓外長在首爾的會談中共同宣布日韓兩國確認慰安婦問題得到了「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還提出，圍繞這個問題，兩國今後不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相互指責和批評。在這項協議中，日方明確政府責任，以安倍晉三首相的名義做出了道歉，並承諾向韓方為援助慰安婦所成立的財團提供100億日元（約830萬美元）的資助。協議發表後，安倍首相立即給朴槿惠總統打電話，親自表達了反省與歉意。這在日韓首腦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由於在兩國長久以來圍繞歷史認識問題的摩擦與較量方面韓國總統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向表現得比較強硬，所以這次具有突破性和逆轉性的協議達成的背後，日韓政府所抱有的國內政治動機和外交決策過程也自然地迎來了相應的質疑與和批評。
可評價為歷史性的協議亮相之後，我向參與該談判的日韓雙方的外交官分別詢問了「此時的感受」，兩位都向我要求匿名引用。
日方官員感嘆說，「此次的協議來之不易，沒有安倍首相的政治決心和魄力，肯定是無法推動的。首相投入了政治資本，是保守政權才能做到的事」。韓方官員則有力說，「我們深知國內存在不同的聲音，也肯定遭遇各種指責，但既然日方接受了我們想確保的三點要求，就不可能不簽，慰安婦問題一直是韓日關係的難題，我們還是要往前走。」
根據這位韓國官員介紹，韓方執着要確保的三點要求指的是，一，對於當時以軍方參與的方式傷害了多數女性的名譽與尊嚴的問題，日方對政府負有的責任應作「不委婉」的表述；二，安倍首相自擔任首相以來第一次以本人，即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表示歉意和反省；三，日方用官方，而非民間的資金做出實質上具有補償意義的行動。實際上，這三點恰恰也是日韓兩國的外長在28日共同記者招待會上共同傳達的內容與共識。
如這位韓國官員表示，國內確實存在着不同的聲音，還遭到了一些指責。協議達成後，《紐約時報》進行了「日韓慰安婦協議遭兩國輿論批評」的報道，其中介紹了韓國第一副外交部長林成南(Lim Sung-nam)走進首爾一座慰安婦庇護所時，88歲的「元慰安婦」（日本對前慰安婦的指稱）李永洙對他喊道，「你是哪個國家的？至少該讓我們知道，你們正在和日本談什麼樣的協議。」來自韓國國內的負面聲音大概是，這次協議沒有充分考慮，照顧到民間輿論，尤其親自經歷了慰安婦的當事者們的情緒，是政府單方面採取的措施。
12月28日當天，日本的公共電視台NHK進行了標題為「日韓達成協議；「元慰安婦」的女性中贊否聲音並存」的報道，介紹了在「元慰安婦」和來自日韓年輕的志願者們共同生活的機構「分享之家」（House of Sharing）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的場景。該報道反映了「元慰安婦」表達的贊否兩個方面的聲音；「之前是無法持有作為人間的權利謀生，雖然不能滿意，但考慮到政府努力在今年之內取得解決，我會服從政府的立場」（柳善男女士）；「我們必須經過正式的謝罪得到具有法律效果的賠償，恢複名譽」（李玉善女士）。「分享之家」所長安信權則表示，「這是日韓政府之間在排除實際受害的當事者的情況下草草締結的協議」。
日本國內的指責則集中在類似「1965年日韓建交之際慰安婦問題已經得到了政府之間的解決，過了50年，憑什麼還要提出政府責任，以首相的名義道歉，還提供實質上的賠償」的聲音。28日，日韓外長共同記者招待會結束後，日方外長岸田文雄對記者們回答了1965年簽署的《請求權協定》（全稱《關於財產及請求權問題的解決，兼日本國與大韓民國之間關於經濟合作的協定》，具體內容為：日本向韓國提供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作為兩國政府和國民之間圍繞請求權的完全且最終解決）與本次協議之間的整合性問題，說「日本政府的立場沒有絲毫的變化」。
依我解讀，其意思是，50年前建交之際包括請求權的慰安婦問題，早就有了政府之間的正式解決；這次協議是在日韓建交50周年之際，再次由政府層面給予重視，作出具有延伸性和補充性的舉措。當然，不可否認，其背後存在的是圍繞慰安婦問題始終存在的，不和諧的格局，以及時時刻刻阻礙日韓政府關係穩定發展，日韓民間相互信任的局面，日韓雙方在相當程度上都認為現狀是有問題的，是需要改善的。
問題是，日韓政府為什麼在年底的這個時候急着要解決這個問題？
從日韓國家領導人的認知層面來分析，我認為，安倍晉三首相似乎始終站在務必在戰後70年和建交50年內達成協議的堅定立場，這也體現在28日傍晚外長會談結束後安倍首相在東京向記者們傳達的一句話：「我們不能夠讓子孫的世代承受繼續謝罪的宿命，今後，日韓將迎來新的時代」。
至於朴槿惠總統的政治考慮，或許在於當年的慰安婦，至今還活着的只剩下46名，而且已為90歲左右，又是在父親朴正熙總統親手實現的日韓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紀念時刻，向當事者，以及關心慰安婦問題的國內人士給予一個交代。這在我看來是屬於正常和有理的事情。何況，無論如何，日方是接受了上述韓方要確保的三點要求的。「我們也知道，對於慰安婦問題的進一步解決來說，屬於保守派、國內有着強大權力基礎的安倍首相是比較合格的談判對手」，上述韓國外交官對我說。
上述日本外交官則不同意有些分析人士明顯傾向於認為只有韓國方面拿出了決心、做出了妥協的看法，他說，「這次參與談判的日韓外交官都會認同雙方之間的主張和妥協均為50%—50%，絕不是誰勝誰負的零和博弈。就日方的妥協而言，安倍首相歸根結底是做到了比『河野談話』更加靠近韓方要求的。」1995年，在日韓建交30周年之際，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發表了日本政府經過調查慰安婦問題真相之後的談話，承認當年確實存在被強征的慰安婦，在日本軍方參與的情況下，她們的名譽與尊嚴遭受了傷害，對此表示由衷的歉意與反省。「我們將不迴避這樣的歷史真相，反而以此作為歷史的教訓，加以正視，」河野在談話的倒數第二段這樣說。而安倍首相率領下的本屆內閣曾經公開表示「無意修改河野談話」。
在建交50周年的年底，在慰安婦這一日韓之間最為辣手和敏感的問題上達成了協議，這一事實不能不被評價為外交成果，同樣作為民主國家，即兩國政府的決策過程隨時隨地深受民意直接影響的情況下，能夠以解決這一難題來改善政治關係與氛圍，這說明，日韓外交還是都有一定的談判力和成熟度的。不過，在達成歷史性協議的背後，絕不應該忽略戰略因素，如上述日本外交官對我說，「沒有美國的積極介入和持續施壓，我們日韓肯定不會這麼迅速地談成的」。
我同意他作為談判者的感受，無論是日韓之間達成的協議，還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的日韓關係，都應該在日韓共同的盟國——美國的亞太戰略的意圖和框架之內獲得解釋。這也涉及如今影響亞太地區地緣格局的最大變數——中國是如何看待這次日韓的「靠近」，並為接下來的戰略博弈做出準備的。
協議達成不久，美國國務卿克里發表了聲明，指出了三點：一，美國歡迎日韓發表「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的協議，並相信該協議能夠促進兩國之間的和解，有助於改善美國最重要的盟國——日韓兩國之間的關係；二，美國稱讚日韓領導人為達成協議所付出的勇氣和理念；三，我們呼籲國際社會支持該協議。
根據過去一年我身在華盛頓的觀察，美方對自己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國——日韓之間關係的惡化始終抱有不滿和擔憂的雙重態度，因為如果日韓之間處理不好政治關係，美國就無法有效展開亞太戰略，尤其是面對中國崛起和朝核問題。因此，美國對於兩國盟國分別、持續地施加作為老大的壓力。對於日本，要求安倍晉三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尤其在慰安婦問題上有所作為和表現；對於韓國，則要求朴槿惠不要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總跟日本過不去，在慰安婦問題上有所克制和自律。
不過，在我看來，從促使慰安婦問題告一段落、改善日韓關係的角度說，近年來，美方更加擔心的恐怕是韓國。從微觀和短期角度來說，韓方畢竟是受害方，對於日本的全民族指責態勢難以改變，而且在美韓國人在慰安婦問題上的抗議活動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12月29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馬克·C·托納(Mark C. Toner)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的有關問題時說，「希望在美國國內的其他韓國團體也像美國政府一樣能夠支持這次協議以及其全面實施。來自公民社會的支持對該協議的成功落實十分重要。」
站在戰略和長期的立場來看，美國確實擔憂近年來韓國在經貿和人文領域大規模、快速地發展與中國的聯繫。2014年，中韓互訪人數首次超過1000萬次，2015年中韓總貿易額或達到3000億美元。這一似乎「不可逆」的趨勢難免影響韓國在戰略和安全問題上也向中國靠攏，換句話說，被中方拉攏。
例如，2015年10月底，美國驅逐艦在離中國正在建造的人工島12海里的南海海域航行，中美關係一度陷入緊張的時候，韓國政府發言人只是回應說「正在確認事實關係」，而迴避了明確表明政府立場，既不批評中國的建島行為，也不支持美國的有關航行。那麼，從這一戰略模糊至少無法否認，韓國在中美在亞太地區展開的戰略博弈中的一個導火索——南海問題上日益採取不選邊站的做法。對此，作為與韓國具有長期軍事同盟的守成大國，美國無疑是不滿意的，作為試圖通過扭轉該地區的地緣格局擴大國家利益的新興大國，中國肯定是得意的。
中國經濟實力的深化與擴張無疑是有可能影響韓國戰略抉擇甚至轉變的核心因素。事實上，韓國據稱不顧美方的壓力，加入了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這與始終忠誠於盟友的戰略利益、在南海問題上與美國一起牽制中國、也不加入AIIB的日本形成着比較鮮明的對比。可見，美國從在亞太地區經營同盟政治的角度更加擔心韓國，是有比較清晰的背景和理由的。
慰安婦問題協議達成之後，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也發表了聲明，除了克里提出的三點外，還傳達了推進美日韓安全合作上的期望。那麼，接下來，檢驗美日韓三國安全合作的一個可預期的平台，在我看來將是在今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華盛頓舉行的核峰會上，美日韓首腦會談是否「重啟」。其實，上一次三國首腦會談也是趁2014年3月舉行的核峰會，在美國駐荷蘭大使官邸召開的，當時，美國召集該會談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是修復因慰安婦問題上的不和諧而處於政治不穩定的日韓關係。
美國通過以協調者的角色推動日韓之間慰安婦協議，加強美日韓三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這一舉措將如何影響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與安全關切？對於這個問題，我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歷史認識問題的角度說，中國實際上持有看似相反的雙重態度，一邊繼續牽制日本政府的歷史認識，一邊謹慎觀察安倍首相的歷史政策。12月28日，日韓之間達成協議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迅表示，「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亞洲等受害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中方一貫主張，日方應正視和反省侵略歷史，拿出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有關問題。」同日，新華社發表英文評論《解決「慰安婦」問題需要東京方面更多誠意與行動》，該文表明，北京方面實際上對日本只對韓國方面表現出了誠意和行動表示不滿，要求對中方也做出更多行動，包括對中國的「元慰安婦」。「如果日本有關『慰安婦』問題的反省和道歉是出於真正誠意的話，它就會對其受害者都進行道歉和賠償，無論其國籍，而不會讓她們一個個含冤而死。」評論還指出，這次協議「遺憾的是，日本與韓國在爭議性問題上的和解更多是在受到美國的壓力下進行的一種政治選擇，而不是良心覺醒的決定。」
不過，另一方面，看到這次日韓之間在敏感的歷史問題達成了突破性協議，我認為，中方內心或多或少也持有放心和歡迎的態度的，即使因考慮到國內的民族主義而不公開表態。中方這次大概也見證了安倍晉三這位政治家在解決歷史問題上還是會拿出決心和行動的，這符合中國在解決對日歷史問題上的基本利益，雖然迄今為止中方似乎仍不完全信任安倍首相的歷史認識與政策。
自從「習李」政權成立以來，面對安倍晉三這個經常被稱為鷹派、保守派、強硬派的談判對手，中國領導人在猶豫中選擇有條件但切實地接觸，並與這位日本首相對話。那麼，如今中方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安倍首相做出讓習近平總書記丟面子的事情，比如再次參拜靖國神社，說出美化那場戰爭的言論。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次具有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的案例，對於這次在美國促使和介入的情況下，日韓慰安婦談判最終成功的事實，中方也持有肯定的態度的。12月31日，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標題為《日韓為何會就「慰安婦」問題和解？》的報道，稱，「韓國和日本均表現出了勇氣、務實作風以及冒國內反對的風險達成協議的意願。在東亞既面臨機遇又面臨危險之際，人們不應低估日韓修好帶來的好處。」
其次，從東北亞安全議題的角度說，美日韓之間加強安全合作的最大動機還是在於朝核問題，倘若它能夠推動朝核問題的「解決」，進一步說，有利於迫使朝鮮逐步地放棄核武器開發，那麼，中國將採取開放和歡迎的態度；雖然中國也不願意看到美日韓加強安全合作使得朝鮮陷入進一步的孤立，抑或朝鮮半島的南北對話以及未來的「統一」部署，基於美日韓的利益考量而得到安排和推動。對於中國來說，最理想的局面大概會是，美日韓安全合作的強化能夠促使六方會談的重啟，讓朝鮮重新拉到多邊對話的平台上，從而一方面減輕自己在朝核問題上所承擔的負擔，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表示自己作為六方會談主席國的大國責任與貢獻，雖然我認為這更多是理論上的，而缺乏現實意義。
最後，從亞太戰略格局的角度說，如前所述，中方這一次確實目睹，美國對於日本和韓國這兩大最重要的同盟國，以及兩者之間的政治和外交關係，是不會放手的，不允許兩國關係出現過度的惡化，惡化到影響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受到損害。那麼，美國估算的損害大概會是，日韓兩國中的某方，現階段來說更有可能的是韓國，在安全議題上與美國拉開距離，向中國靠近，甚至靠攏，結果導致在亞太地區的權力格局失去既有的戰略平衡。據我觀察，美國是沒有意願和能力阻礙中韓經貿和人文關係的促進與繁榮的，只是不希望這一過程影響到該地區現有的權力平衡而已。
那麼，美國是如何「阻止「正在經貿與人文上快速靠近中國的韓國最終在戰略與安全上也向中國靠攏呢？
現在看來，對於美國來說，改善日韓政治關係，主動鞏固美日韓三國之間的軍事同盟與安全合作是唯一可取、可行的途徑。這也是美國這次」積極介入「日韓之間圍繞慰安婦問題的談判，並向兩個盟國「持續施壓」的根本原因。
當然，我也堅信，中方早就深知一點：光靠經濟實力拉攏韓國這一美國重要的盟國是沒那麼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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