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與來自世界各國媒體派駐在日本的特派員分享「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副會長彼得‧蘭根(Peter Langan)先生，以及齊聚會場的各位記者先進，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這次受邀到國會演講，昨天有機會向許多國會議員發表談話。
再來就是今天，這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以來，時隔八年再次造訪，能二度獲得演講的機會，實在深感榮幸。
八年前，參訪殷盼多年的奧之細道，猶記旅行最後一天，就在這裡發表演說。當時坐在身旁的中嶋嶺雄教授，如今已成故人，不禁感慨歲月無情。
另外，中國八年來經濟發展順利，在國際社會的發言份量與日俱增，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愈趨明顯。這種現象，與主導世界政治走向的美國弱化發言權，應該不無關係。
過去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五國，所謂的G5在決定世界經濟和政治走向，後來先進國家的力量同步衰落，新興國家的發言權轉趨強勁。國際秩序走向多樣化，但能取代美國、承擔統御全球能力並擁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或組織，已經不存在了。
換言之，欠缺發揮主導功能的國家，可說正是國際秩序的崩毀。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就把它稱為「G零」的世界。讓我來說，就是戰國時代的來臨。
面對這種混沌時代，經常盤桓在我腦海的是，我們台灣的未來。所以，今天就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向各位談談我的想法。
台灣是移民組成的社會，信史以前，原住民已居住在台灣的平原和山地；從對岸福建等地渡海來台的人，被稱為漢人、客家人，戰後從中國大陸東渡的主要是外省人。另外，四百年來有六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清朝時代台灣被視為「化外之地」，曾經長期未納入版圖。
一八九五年，日清兩國在馬關召開和談會議，談到割讓台灣的問題，清國代表李鴻章對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難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乃大清治權未及的化外之地。」
對此，伊藤博文說：「日本願接納台灣」，從而接受割讓。如其所言，後來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完成了前近代農業社會轉型為近代化社會的改變。
只是，台灣到現還是移民社會。因為如此，我擔任總統時認為，既然帶領這樣的移民社會，就一定要設法化解族群對立的問題。
如果像過去那樣，台灣人內部自己區分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就不可能建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我當時覺得，一定要讓台灣這個祖先生息之地撤除不同族群的藩籬，引領台灣擘建為新國家。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我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本人。
當時我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
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落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來了國民黨政權，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在這種狀況下，台灣人便湧現「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還是以二等公民來對待台灣人。
後來爆發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當時台灣人站在兩個外來政權之間的邊緣線上，對於我的自我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這種狀況，顯示台灣人意識到自己是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的邊緣人。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時代台灣人》這本書寫道：
「完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
新時代台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
新時代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
透過「新時代台灣人」的自我意識，才可能確立「自己是誰？台灣人是誰？」的自我認同。自己透過「一個人的獨立，就是台灣人」的絕對認識，過去的自己就能獲救。
以新思維來否定過去，建設新未來。其結果，可以深化民主，進一步打造出新而民主、自由的台灣。
接下來，我想談談「中國的託古改制」。「託古改制」是「參照舊制進行改革」，這種思考重視舊制度的承襲。
打開中國歷史，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範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絕對沒錯。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覇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今年三月，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去世。由於同年，所以我們常常被拿來援引比較，我想說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完全不同。
著有《文明衝突論》的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他的評論寫道：「李登輝死後，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死後，制度隨之而去。」
李光耀採行的是亞洲價值的同族主宰體制，我推動的則是尊重民主自由的世界價值。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在此，本人想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新方向。「脫古改新」是擺脫舊體制，重新改弦更張，也就是甩開亞洲價值之意。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潮流所接受。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透過六次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陸續完成改革工作。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
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彭、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能夠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我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的國家根基，當時我把它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今天就跟各位談談「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承蒙各位聆聽，謝謝大家！
這次受邀到國會演講，昨天有機會向許多國會議員發表談話。
再來就是今天，這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以來，時隔八年再次造訪，能二度獲得演講的機會，實在深感榮幸。
八年前，參訪殷盼多年的奧之細道，猶記旅行最後一天，就在這裡發表演說。當時坐在身旁的中嶋嶺雄教授，如今已成故人，不禁感慨歲月無情。
另外，中國八年來經濟發展順利，在國際社會的發言份量與日俱增，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愈趨明顯。這種現象，與主導世界政治走向的美國弱化發言權，應該不無關係。
過去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五國，所謂的G5在決定世界經濟和政治走向，後來先進國家的力量同步衰落，新興國家的發言權轉趨強勁。國際秩序走向多樣化，但能取代美國、承擔統御全球能力並擁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或組織，已經不存在了。
換言之，欠缺發揮主導功能的國家，可說正是國際秩序的崩毀。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就把它稱為「G零」的世界。讓我來說，就是戰國時代的來臨。
面對這種混沌時代，經常盤桓在我腦海的是，我們台灣的未來。所以，今天就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向各位談談我的想法。
台灣是移民組成的社會，信史以前，原住民已居住在台灣的平原和山地；從對岸福建等地渡海來台的人，被稱為漢人、客家人，戰後從中國大陸東渡的主要是外省人。另外，四百年來有六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清朝時代台灣被視為「化外之地」，曾經長期未納入版圖。
一八九五年，日清兩國在馬關召開和談會議，談到割讓台灣的問題，清國代表李鴻章對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難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乃大清治權未及的化外之地。」
對此，伊藤博文說：「日本願接納台灣」，從而接受割讓。如其所言，後來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完成了前近代農業社會轉型為近代化社會的改變。
只是，台灣到現還是移民社會。因為如此，我擔任總統時認為，既然帶領這樣的移民社會，就一定要設法化解族群對立的問題。
如果像過去那樣，台灣人內部自己區分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就不可能建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我當時覺得，一定要讓台灣這個祖先生息之地撤除不同族群的藩籬，引領台灣擘建為新國家。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我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本人。
當時我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
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落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來了國民黨政權，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在這種狀況下，台灣人便湧現「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還是以二等公民來對待台灣人。
後來爆發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當時台灣人站在兩個外來政權之間的邊緣線上，對於我的自我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這種狀況，顯示台灣人意識到自己是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的邊緣人。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時代台灣人》這本書寫道：
「完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
新時代台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
新時代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
透過「新時代台灣人」的自我意識，才可能確立「自己是誰？台灣人是誰？」的自我認同。自己透過「一個人的獨立，就是台灣人」的絕對認識，過去的自己就能獲救。
以新思維來否定過去，建設新未來。其結果，可以深化民主，進一步打造出新而民主、自由的台灣。
接下來，我想談談「中國的託古改制」。「託古改制」是「參照舊制進行改革」，這種思考重視舊制度的承襲。
打開中國歷史，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範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絕對沒錯。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覇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今年三月，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去世。由於同年，所以我們常常被拿來援引比較，我想說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完全不同。
著有《文明衝突論》的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他的評論寫道：「李登輝死後，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死後，制度隨之而去。」
李光耀採行的是亞洲價值的同族主宰體制，我推動的則是尊重民主自由的世界價值。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在此，本人想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新方向。「脫古改新」是擺脫舊體制，重新改弦更張，也就是甩開亞洲價值之意。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潮流所接受。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透過六次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陸續完成改革工作。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
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彭、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能夠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我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的國家根基，當時我把它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今天就跟各位談談「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承蒙各位聆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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