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徐明之死與中國商人的“原罪”
2015.12.08 07:28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
12月6日，海內外中文世界最吸引人的新聞當是商人徐明之死。由於徐明與薄熙來的關係，由於明年其刑期屆滿有望出獄，由於他的遺體被迅速火化，這條消息引起多方猜測，從死因到其倚官經商的江湖舊事，再到紐約時報舊文中與前相府千金的故事，都被陸續翻炒。一位曾轟轟烈烈生活過的傳說中人物，想安安靜靜入土也不容易。
徐明還有多少殘餘價值？
所謂殘餘價值，不是指徐明的生命價值，而是指作為污點證人的價值。
關於徐明死因的猜疑，主要起於徐明掌握多少秘密。在一個電話叩應節目中，有位聽眾問到這問題。當時我的回答是：死因我不便多猜疑，但如果說是滅口，我傾向於不相信。為什麼？因為徐明自入獄後，想必有司方面為了從他口中掏出那些“機密”，已經是翻來覆去審過數百遍了。人民網曾刊登一組中紀委辦案基地的圖片，附上記者說明：“有問題官員稱，最害怕'雙規'生活，有時不過三天就全坦白了”。
現代審訊有錄像、錄音、筆錄，特別是如此大案，審訊資料不能丟失。從他獲刑之輕，以及與薄熙來庭上對質等情節來看，應該是沒有什麼隱藏的秘密的。以徐的身份，以及他主要是都督夫人的朋友，兼公子錢袋，傳說中的薄周密謀，大概他不夠資格參加。至於他與相府夫人及千金的故事，大概也是條陳縷析，無甚麼秘密可榨取了。
因此，我更傾向於這樣看待徐明的一生傳奇：徐明的故事，只不過是本時代中國商人命運的縮影。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些起於民間且有經商之才之人，找對了靠山，抓住了時機，風雲際會，終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財富故事。我在《天堂與地獄：中國政商結合的路徑指向》中，以曾成傑為例剖析了政商關係的一種歸宿，“中國的製度環境決定了政商結合這條路潛藏著兩種可能：掌握實權的官員們既是“立王者”；又擁有足夠的能力將官員所立的“王”打回原形，毀掉“王”們的財富“沙堡”，甚至生命。”近幾年習近平反腐以來，徐明及川商、晉商的命運，則代表另一個類型：商人的命運與他們的政治保護傘同沉浮。
中國政商關係下，商人難逃“原罪”
習的反腐涉及面之廣，超過鄧江胡時期任何一朝。我曾寫過一些文章述其特點，指出極權體制下，權鬥式反腐與常規性的公關型反腐交替出現，只是極權政府維護統治的基本手段，不能寄望這種反腐能夠根除腐敗。我也曾概括習王反腐的一些特點，比如：1、反腐主要隻及省部級以上，基層腐敗未有大的觸動；2、紅二代及權貴家庭基本未傷皮毛；3、對商人下手特別狠，晉商（煤老闆）、川商成批倒下，與周永康之子周濱有利益輸送關係的川商劉漢家族遭遇滅門之禍。
中國政商關係得益之大，危險度之高，結成的毒果之甜，於此可見一斑。儘管倒掉的官員數量有限，被拉去陪葬的商人也只是一部分，但積累財富過程中的“原罪”隱含的命運符咒，並不因時間消逝而消失，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發作。最典型的例子是1995年上海“327國債期貨合約”事件而發蹟的富翁們。
1995年2月23日被稱為“中國大陸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當天，圍繞著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代號為327的國債期貨合約，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投機絞殺之戰。事件主角、萬國證券總裁管金生因未獲得財政部內線消息，“做空”敗北，不久鋃鐺入獄，1997年以挪用公款罪名被判處17年徒刑，服刑7年後保外就醫出獄。獲得財政部內線消息而做多的官辦中經開及其關連者大勝，帳面盈利超70億元。但1995年底接任中經開第三任總經理的中共前財政部部長助理韓國春，卻曾向《財經》雜誌透露說：“327給中經開的利潤連1個億都沒有”。外界一直在追問，70億元帳面上的盈利都流向了哪裡？
據坊間傳聞，70億元中的一部分流向了靠內幕消息在中經開名下開立老鼠倉的玩家，即中財係人馬糾集來的江浙財團。而這些玩家中最著名的中經開操盤手魏東跳樓身亡、袁寶璟一家三兄弟因捲入暗殺事件被判死刑，遭滅門之禍。袁家之所以付出如此慘重代價，是劉漢暗中運作的結果，其間可能涉及一筆高達22億元的利益輸送。
後來創辦漢龍黑金帝國的劉漢雖然攀上周永康，最終仍然難逃一死。在327國債事件中賺了大錢的前上海房產大亨周正毅，2007年11月因涉陳良宇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先跟萬國證券做空，其後反水跟隨中經開做多的遼寧國發集團，後因“遼國發案”涉及數百億元之案，其控制人高原、高嶺兄弟倆潛逃出國，至今杳無音訊。
與“327國債”事件有關的富豪們，3死1囚2逃亡。這齣當時震動上海與江浙一帶的財富江湖恩仇記，一直有很多故事口耳相傳，只是媒體不敢登載，香港媒體也只是報導過一些聳人聽聞的情節。這一事件中最大的謎團就是財政部的內部消息通過什麼管道洩露給中經開，背後有何方神聖在操縱，70億巨額斬獲當中的大部分由誰擁有。據江湖傳說，這事情目前還沒有完，不定什麼時候還會再鼓出泡沫，將某人吞沒。
虛幻的中國夢：政商之間的“君子之交”
2012年以前，中國商界確實沒認真思考過中國政商關係，大部分人滿足於從中受益，少部分人知道這樣做有點不安全，但認為自己與官員之間已經結成榮辱與共的利益羈絆，也算有點安全保障。其間中南海也曾易主，但江胡兩朝權貴基本相安無事，陳良宇案牽涉面極為有限，不妨礙99%以上的政商們繼續共謀發財。自習近平反腐開始，官員成批入獄，幾個所謂“塌方式腐敗”省份的商人，比如晉商、川商均遭受重創，幾十位巨商的家族財富化作煙雲，商人們才開始認真思考政商關係。
這種思考包括兩方面：一方面，不少人悄悄將資本撤離中國。到底撤走多少？外匯儲備減少算是一個參考數據。
中國央行12月7日公佈，11月末中國外匯儲備為3.44萬億美元，與2014年6月底的最高值3.99萬億相比，減少了5500億美元。另一方面，在習近平強調官商之間不要勾肩搭背，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建立良性互動的“君子之交”之後，中國的商人們也開始在各種場合反思中國的政商關係，不少多年與商界打交道的官員與商界巨頭都就此發言。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中國最小的官也比最大的企業家神氣，這樣的政商關係很不正常。龍表示，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政府與企業關係的基本框架——這話道出了中國政商關係中，商是弱勢一方的事實，但卻忽視了中國不是三權分立國家，在一黨專制、黨的意志高於法律的情況下，不可能由法律來規範政商關係。
盛傳與多位前任、現任政治局常委家屬有利益關係的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稱，自己做企業的方法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並解釋說“這句話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場，搞自己的商業模式，但我也不贊成遠離政府，在中國我覺得遠離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黨，顯然太假了。”王還感嘆，處理政商關係比讀哈佛博士還難。
另一位與權力層同樣有頗多瓜葛的阿里巴巴老闆馬雲，談起如何和政府溝通，比王健林更言不由衷。他認為這只是“需要技巧”，“改變（政府管理方式）並不容易，我們要表示尊重，和他們進行溝通和交流，同時也希望他們能夠傾聽我們的問題、關切等等。”
以下的反思還算接近真實，比如認為“凡是行政審批多的地方，腐敗就越多。……要讓政商關係更加簡單，讓官員和企業家都免於腐敗的困擾，最好的方式是簡政放權，推行行政審批改革”。所謂“行政審批”，就是政府行使資源壟斷權的一種形式。
國內人不敢說透的一點，中國政商關係之所以如此扭曲，就是中共政府壟斷一切資源，並掌管資源配置大權所致。不解決這個根本性的製度問題，要求商人自律，與官員之間建立“君子之交“，只能是個“中國夢”；在現有製度下，中國祇能沿著既有的政商關係道路走下去，商人永遠都有“原罪”，徐明死了之後還有徐明第二、第三，……源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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