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倩BBC中文網駐東京特約記者
遠藤譽手持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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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遠藤譽手持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
今年抗日戰爭結束七十週年之際，中台雙方圍繞國共兩黨當時誰才真正抗日發生爭論。
雖然在中國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閱兵時，日本各大傳媒均指出，在抗戰勝利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誕生，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是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抗戰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沒有提出證據來說明共軍在抗戰中的表現。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撰寫的《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作者遠藤根據她收集的中國、台灣、日本三方面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遠藤的這本書在出版後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國民的關注，一個月內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聞》、《富士晚報》等媒體也就此書發表了書評，富士電視台、朝日電視台等更邀請遠藤介紹其這本歷史書。
遠藤譽的書《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正以一個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暢銷。Image copyright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遠藤譽的書《毛澤東 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正以一個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暢銷。
BBC中文網則成為了專訪遠藤譽的全球首家中文媒體。
遠藤對BBC中文網記者說，她是讀了《潘漢年傳》等中國書籍後，開始懷疑中共的解釋，然後著手凖備寫書的。她希望通過日本方面的資料來解開有關疑問，而結果則令她自己也震驚了。

中共特務與日本特務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敘述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收集的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
但遠藤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遠藤的書詳細記述了1932年作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情報部副領事的岩井赴任後，因漢語流暢，負責接待記者中日雙方20多名記者，包括後來被稱作「五重間諜」的新聲通訊社中國記者袁殊（袁學易）。當時中共報章上不時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澤東也獲悉。岩井還建議在上海加強收集情報工作、並獲准設置了「公使館情報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國民黨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兩人交情。岩井雖知袁殊多重間諜身份，但不介意並援助袁殊再次留學日本，直至西安事變後才回到中國。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國，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結束軍方挑起的戰爭」。

共產黨人與岩井公館

2002年旅美中國學者謝幼田的《中共壯大之謎》也根據中文資料敘述中共向岩井出賣國民黨情報得以壯大的史實。Image copyright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2002年旅美中國學者謝幼田的《中共壯大之謎》也根據中文資料敘述中共向岩井出賣國民黨情報得以壯大的史實。
岩井在上海領事館設置了特別調查班，搜集蔣介石政府內部情報，尋求「講和」的機會。岩井全權委托袁殊組織新黨，並說：「為了達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榮日中新關係理念，不光是黨名，還要以真正理解這一理念的民眾、知識分子為對象，前身是藍衣社、中統團、以及其它黨派相關者，共產黨員都不要緊」。
結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黨員，而所有經費由岩井取得公使館情報部長河相達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過最終新黨運動演變成「興亞建國運動」，並在袁殊建議下，興亞建國運動總部起名「岩井公館」。
這個時期，袁殊還把匿名為胡越明，直接在毛澤東指揮下從事特務活動的前中共特工頭子潘漢年介紹給岩井，袁殊形容潘漢年地位相當於周恩來（中國前總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寫首次見潘漢年的印象是「非常穩重的知識人，卻又是瀟灑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並回憶說，此後每次都是潘漢年求見、提供國民黨政府和國軍情報，且以岩井公館作據點，擴大中共在香港的間諜活動。

日本情報費資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
當時，2000港元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漢年支付的費用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費，最終這筆可觀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遠藤在書中指出「這就是謝幼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員）著書《中共壯大之謎》的中共壯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費用大部分源自外務省機密費，岩井回憶說，支付的總額達30多億日元（超過2500萬美元）。
1937年，面對入侵的日軍，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希望抗戰，但毛澤東則堅持只拿出10%兵力用於抗戰。岩井《回想的上海》還披露，潘漢年通過袁殊向岩井提議，商談共軍與日軍在華北戰場上「停戰」的事宜，岩井因不懂軍事，把該建議轉手影佐，潘漢年從此開始直接與日軍接觸。

曾著書談在華經歷

遠藤1941 年出生在中國長春，父親在長春經營自己研製的戒毒藥品「吉福德祿」的製藥廠，父母都是日本人，本來還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軍圍困長春之戰中，遠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餓死，而她也幾近餓死並遭遇流彈受傷，導致兩臂殘疾。
1953年，12歲的遠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學博士以後，從1983年起從事指導中國留學生的工作至今，並從那時起還兼任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遠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當年在長春的生活經歷，獲得《讀賣新聞》女性人類記錄優秀獎。
後來，遠藤應《讀賣新聞》邀請，在1984年再著書《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國12年的苦難經歷。90年代，她希望此書譯成中文版，可是中國出版社一直以「過於敏感」的理由拒絕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覺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於是選擇在台灣出版中譯本。

「只想追求歷史真相」

遠藤對BBC中文網記者說，「我對中國愛恨交集，但到了這個年齡，我只想追求歷史真相」。
遠藤說，《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最大的難題是找日本有關岩井的記載，我去了外務省和防衛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後來在網絡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過回憶錄《回想的上海》，於是開始找，並終於在網絡上買到，我如獲至寶！現在覺得我小時候沒餓死、活到現在，就是為了找到這本書」。
當記者問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當年岩井與中共合作的記錄，遠藤則說「不是，岩井對中國來說重要，但日本當時對他重視不夠」。
對於台海兩岸官方有關誰是真正抗日力量的爭論，遠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關心，我在防衛研究所裏看戰史資料，厚厚的一本防衛研究所編寫的戰史資料，居然是引用中共黨史來編寫，簡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來填補真實的歷史空白」。
（責編：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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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卡(ㄑ一ㄚˇ)子：沒有出口的大地


作者： 遠藤譽 追蹤作者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樂果文化 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 新功能介紹
出版日期：2014/


一段被遺忘的歷史──長春圍困戰
中共建國最慘烈的圍城事件
一個7歲小女孩的親身遭遇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用雙層鐵絲網封鎖長春，這個地帶稱為「卡子」，全市遭圍困，斷水、斷電、斷糧，許多人因而餓死，屍骨遍地……

　　被夾在中日間的7歲小女孩
　　對中共長春圍城的傷痛回憶
　　至今未被公開的歷史！
　　死亡人數估計數十萬！

　　「爸爸，那個門不開嗎？」
　　「不會開門的。」

　　第二天早上，太陽一出來我們就上路了。
　　腹中空空，腳底也輕飄飄。
　　昨天早上，一出卡子，吃了高粱粥，
　　然而，後來卻再也沒吃過像樣的東西。

　　當全市遭困，電力、瓦斯、自來水甚至糧食全被斷絕，這時只有極少的日本人，其餘全都是中國人……

　　「我，被捲入了這場戰爭中，直至今日，內心充滿矛盾與糾葛。」

　　那段被封印在腦海裡的中國記憶，一次次地浮現在作者面前

　　1948年間，中共用雙重鐵絲網，將長春市的國民黨軍團團圍住，「卡子」是用鐵絲網釘在木樁上的木柵欄，意即指被這兩層鐵絲網圈住的地帶。

　　本書作者遠藤譽女士，以文學小說筆法動人呈現這段史實，並深入分析為什麼發生這樁悲劇。

　　作者小時候親身經歷圍城事件，甚至她的哥哥和弟弟皆餓死於城內；而今，她年事已高，已是一位研究物理的博士，並不斷照顧許多從大陸到日本讀書的大學生，讓他們能順利地完成學業。

　　但她一心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出版這部作品，不讓這段歷史被沖淡，為困死城內的民眾發聲，且懇請大眾記取歷史帶給我們的寶貴教訓。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遠藤譽

　　1941年，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1953年回歸日本，物理學博士。

　　現任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學名譽教授。

　　從1983年開始，從事照顧中國留學生在日本讀書的工作，並曾兼任中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等。

　　著有《卡子──中國建國的殘火》（日文版）、《中國和矽谷聯接時》《東北大振興──長春崛起》《茉莉花》《中國大學全覽》《日本大學總覽》《台灣地區大學總覽》《韓國大學總覽》等書。
 

目錄

序言
第1部　長春
緋色彈珠
絕望的城市──長春

第2部　延吉
自由的大地
解放區延吉
重生
去往何方──朝鮮戰爭爆發

第3部　天津
燈火搖曳的天津
後記
*



序

序言

　　二○一二年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三週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裡，中國國營中央電視台（CCTV）為全國人民轉播慶祝的畫面；這一天，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最後一次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分主持此等盛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隨著日本戰敗，侵華戰爭雖已結束，但在中國大陸，卻還是烽火連天。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軍和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為了爭奪天下，再次引發內戰；此次內戰，被稱為第二次國共內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內戰）。

　　侵華戰爭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國共兩軍合作共同對抗日本，但日本戰敗後，失去共同敵人的雙方完全決裂，並於翌年一九四六年再次爆發內戰。

　　這個時期中國的國名為「中華民國」，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對於共產黨而言，這是一場推翻國民政府的「革命」。現在，中國大陸大部分的人，都將國共內戰稱為「革命戰爭」。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獲勝，並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訂為建國紀念日。從這天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我，被捲入了這場革命戰爭中，直至今日，內心對中國還是愛恨交加，充滿矛盾與糾葛。

　　只要一聽到「義勇軍進行曲」（現在中國的國歌），便會反射性地停下所有動作，馬上起立，一邊起立一邊落淚，很可悲的，這已是從小被刻進骨子裡的習慣。

　　一九五一年我上小學，每天被罵作：「小日本！」「日本鬼子！」「日本狗！」是家常便飯，甚至還會被扔石頭、吐口水。人們將憤怒與悲傷發洩在一個普通的十歲少女身上，簡直就像在說，日本之所以會侵略中國，都是你這個日本人造成的。而我，無能為力，彷彿這一切都是我的過錯一樣，呆呆佇立，默默承受。

　　可是，「我，並不是那些來自日本的侵略者的孩子」。至少，為了證明這一點，那時，我不顧一切撕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唱革命歌。在內心深處，還是懷著某種熱情，讓自己對新中國抱有些微期許，因為她或許真會帶來光明的未來。

　　從那之後歷經數十年，我背負著沉重的過往，在哭泣中歌唱，因悲傷而顫抖，從絕望中振作。

　　然而，現在卻不一様。

　　這冷漠而又近乎憤怒的情緒，無法壓抑地從我心底湧起。

　　特別是二○一二年九月，日本電視播放的中國青年反日遊行。電視中，他們的身影呼之欲出，在我和中國之間撕開了一條深深的鴻溝。

　　遊行者的臉龐因憎恨而扭曲，破口大罵著：「小日本！」「日本鬼子！」「日本狗！」目睹這一幕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十歲時種種的不堪與痛苦，心如刀割，痛不欲生。如今，已過去六十年，那些年輕人明明沒有被日本「侵略」的體驗和記憶，反而高舉著反日大旗，用日益激烈的手段表示不滿。日本犯了侵華戰爭的殘忍錯誤，這確實是不應該的。不過，到底這歷史的連瑣要何時才能結束？

　　但是一到十月，中國就像換了個人似的，開始播放由CCTV製作的特別節目，向人民提問：「你，幸福嗎？」每天，只要一打開電視，便會聽到這句話。

　　「嗯，我覺得幸福嗎？這個嘛，孩子和孫子不用為三餐煩惱，還能念好學校，能生活在如此繁榮、進步的國家，當然是幸福得不得了。」

　　雖然很清楚中國政府在節目中專挑好聽的話，但只要看到那些微笑著回答：「幸福，當然幸福……」並感到自豪的臉孔時，我還是會不解與困惑。

　　然後，節目中取材的記者，很突然地對著攝影機、對著觀眾提問：「你，幸福嗎？」

　　我當時不自覺地站了起來，對著電視機用中文，以帶有挑釁的語氣回答道：「不幸福！怎麼可能幸福！」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反應，連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反射動作。

　　被夾在中國和日本間一路走來，飽受折磨的我已受不了了。

　　一九四一年，我出生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當時偽「滿州國」的首都「新京」）。

　　一九四六年，應美國特使馬歇爾要求，中國暫時停止越演越烈的內戰，並將留在國內的日本人遣送回國，此行動被稱為「百萬日僑大遣返（百萬人遣送）」。據說，這是因為美國害怕長期居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有被共產黨洗腦「赤化」的風險所採取的預防措施。

　　當時的長春，是國民黨軍在東北的重鎮。翌年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決定最低限度留用部分日本技術人員，並將剩下的日本人全部遣返。我的父親就是遭到留用、沒有被允許返鄉回國的技術人員之一。

　　這時的長春只有相當少的日本人，其餘全都是中國人。

　　當第二次遣返結束時，突然，長春市遭到八路軍（中國共產黨軍，也就是之後的人民解放軍）圍困，電力、瓦斯、自來水甚至糧食全被斷絕。

　　這便是長春圍困戰的開始。

　　一九八三年，我出版了日文版《不合理的彼方》（不条理のかなた）這本報告文學，詳細描寫長春被圍困時的親身體驗。此書獲得讀賣新聞女性人類紀錄大獎（読売女性Human Documentary大賞）的優秀獎。花了一週時間，在百張稿紙（一張可寫四百字）上，整理腦海中湧現的思緒編寫而成，這也是我頭一次向世人發表文章。

　　翌年一九八四年，應讀賣新聞社要求，出版了單行本《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卡子──出口なき大地）。圍困時，中國共產黨軍用雙重鐵絲網，將長春市的國民黨軍團團圍住，卡子指的是，被這兩層鐵絲網所夾著的中間地帶。

　　長春市被完全斷糧後，因飢餓而死的人紛紛出現。餓死者全都是無辜的老百姓，其中就有我的哥哥和弟弟，反倒是國民黨軍連一個人都沒被餓死。

　　當時的包圍網有可供出去的門，一九四八年九月，父親為了不再讓家裡有人餓死，決定嘗試逃離長春。但鑽過內層的門後，外層鐵絲網的門（共產黨側）卻緊閉著。市民奮力從被餓死的命運逃離，卻因共軍不願開門，最後，還是被困在鐵絲網間活活餓死，數十萬具的屍體綿延數里，覆蓋著大地。

　　那時，僅有七歲的我，就被困在這中間地帶，露宿於成堆的屍體上。甚至目睹難民之中的中國人，去吃剛殞命的屍體。在這道德淪喪的恐怖環境中，我，喪失了記憶。

　　而共產黨軍呢？他們透過鐵絲網看著眼前展開的地獄浮世繪，對一般民眾見死不救。

　　九○年代，《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被翻譯成中文，雖然試圖在中國出版，但不管哪一家出版社，都以「過於敏感」為由拒絕發行。

　　事實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部張正隆，其著作《雪白血紅》（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也在九○年代被江澤民禁止發行，張正隆本人遭到逮捕。雖然《雪白血紅》同樣赤裸裸描寫我所經歷的長春圍困戰，但無可否認的，內容還是有點偏袒林彪的味道。林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企圖對毛澤東發動軍事政變的人物。

　　將《雪白血紅》被禁止發行當作前車之鑑，我盡量刪除《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中文版裡，「關於八路軍非人道的描寫」，但中國的出版社，還是害怕遭到政府當局「告誡」，沒有勇氣點頭。

　　二○一一年，我跟中國的老朋友商量過關於在中國出版《卡子》一事。他是早就退休的中國政府老幹部。那時我才知道，他有個親戚也經歷過「卡子」事件。然而連他這個當事人都只能說：「還是再等段時間吧……估計不會太久……」

　　再等段時間……

　　不過，是為了公開一件真相，到底要等上幾個十年？

　　我所出生、長大的那片大地，不是提倡、教導人民要「實事求是」（以事實為基礎，追求真實）嗎？而卡子的歷史事實，就是倖存者都承認的「真實」。「前事不忘，後世之師」，難道中國連將此事公諸於世、供後人作為借鑒都不允許嗎？

　　一九四六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向人民承諾，要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要帶領大家走向自由民主、充滿光明的未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人民正是在這樣的號召下走向沙場。

　　人民相信共產黨，即使被共軍的流彈所傷，變成殘障、苟延殘喘活下來的我，還是不斷告訴自己，「這是為了革命、為了拯救人民所付出的犧牲。」即使露宿於死屍累累的長春郊外、在極度恐懼中喪失記憶，還是不斷說服自己，「這是為了自由民主的未來。」即使在痛苦中掙扎、翻滾，還是相信著共產黨、相信著他們承諾的一切。

　　但是現在又如何呢？

　　確實，中國變得繁榮、進步了，經濟上也有大幅成長，這並不是什麼壞事，是好事。可是您（中共）現在還站在受苦受難的人民這邊嗎？將人民的血汗結晶拿來鞏固權力，放任黨的幹部利益集團化。制定憲法時，雖主張「人民乃國家主人公（當家做主）」，但所謂「人民中國」早已不見蹤影。

　　即使如此，您還是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並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這唬人的名稱企圖掩蓋、逃避潛藏的矛盾，造成官員濫用特權的結果。然後為了防民之口，又更進一步限制「言論自由」，禁止批評。

　　您的所做所為，和革命戰爭前，「中華民國」的官僚資本主義有什麼不同？

　　當然，我並不是指改革開放盡是壞處。

　　只是，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絕對的權威、為了保持社會表面的和諧，難道沒有背棄革命戰爭時，對人民的承諾嗎？

　　那時承諾的「自由」跑哪兒去了？言論自由又在哪兒？

　　您，到底在害怕什麼？

　　將犯下的過錯封印在歷史陰影中，藉此獲得保障的權力又算得上什麼？

　　不用再等另一個十年，揭開封印的時機就是現在。

　　畢竟我已七十三歲，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你，幸福嗎？」

　　對於CCTV的提問，我想再一次地回應。

　　──不，我不幸福。

　　在共產黨承認卡子的事實、承認歷史的事實以前，我會拚盡全力戰鬥。在所剩無幾的時間到達盡頭前，拿出成果。

　　中國之於我有養育之恩，對於她，我充滿矛盾的情感，在愛恨交加（有時愛勝恨的情感），我一路奮鬥過來，想在這裡撒下真相的種子。畢竟等不到中國自己坦白，我已撒手人寰了吧！

　　因此，我要建造一座墓碑紀念卡子。

　　包括我的家族，一九四八年，在長春被餓死的人們，被當成垃圾般丟棄、死得毫無價值、從歷史上被抹去痕跡的人們。他們的事在中國只能被偷偷談起，就像對待罪犯一般。為了打破這樣的現實，我要把一切的一切都寫下來，而這就是我將靈魂當成墨水，一個字一個字堆砌出來的墓碑。

　　時間所剩無幾，因為知道實情的人、歷經慘劇的人，正一天天減少、一天天老去。

　　了解真相對中國人民來說，也是「記取教訓的權利」。

　　當然，我很清楚這些事要付諸實行，必要搭上性命。

　　懷抱著無以名狀的悲痛，我將目光投向窗外。夕陽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