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擬出台新疆棉禁令
習近平提出經濟重心轉向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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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想得好和做得好距離有多遠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判斷中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中國最高決策層會議首次公開作此判斷。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追求的是什麼?為此德國之聲採訪了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經濟學者沈凌。
德國之聲:中國最高決策層會議做出判斷,中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表述的內含是什麼?
沈凌: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早就做出了。(經濟)增速的下降意味著中國更注重經濟質量的內含。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下降,但是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如果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一個國家就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或者說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門檻水平。那麼從數量上來看已經基本滿足了,就如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基本一致,普通人普遍不愁吃穿,數量上都可以滿足了。但是各個領域裡面,不單純是個人消費領域,另外工業製成品,質量都存在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會更加註重質量內含。
沈凌: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早就做出了。(經濟)增速的下降意味著中國更注重經濟質量的內含。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下降,但是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如果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一個國家就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或者說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門檻水平。那麼從數量上來看已經基本滿足了,就如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基本一致,普通人普遍不愁吃穿,數量上都可以滿足了。但是各個領域裡面,不單純是個人消費領域,另外工業製成品,質量都存在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會更加註重質量內含。
學界這次很關注政治局會議上提到的內循環和外循環,兩個循環的概念,這也是和高質量發展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發現在過去的增長中數量的增長很快,但是某幾個高尖端技術產品或者生產環節被卡住了。所以希望現在在這些方面能有所突破。
德國之聲: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降速是以往的模式已經無法繼續帶動增速還是政府主導主動降速的結果?
沈凌:任何發展都是有代價的。中國以前以追求數量為目的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以犧牲環境和造成分配高度不均為代價的,犧牲了社會的穩定和環境。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的時候,我們就會意識到,數量上的需求不再明顯。例如我們不需要更多的衣服穿,不需要更多的吃的東西,但是我們對社會的穩定,對環境的質量更加註重了。
德國之聲: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降速是以往的模式已經無法繼續帶動增速還是政府主導主動降速的結果?
沈凌:任何發展都是有代價的。中國以前以追求數量為目的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以犧牲環境和造成分配高度不均為代價的,犧牲了社會的穩定和環境。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以上的時候,我們就會意識到,數量上的需求不再明顯。例如我們不需要更多的衣服穿,不需要更多的吃的東西,但是我們對社會的穩定,對環境的質量更加註重了。
德國之聲:中國經濟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了嗎?還是從不同層次還是存在差別的?
沈凌:對,不同地區肯定處於不同階段。中國東中西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相當大。東部沿海一線城市已經不是處於發達國家的門檻了,而是早就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人均GDP早就超過2萬美元。但是西部地區一些省份的人均GDP只有4000、5000美元。所以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階段肯定不一樣。但是從一個國家來講,我們現在更注重環境質量,即便是可能本來應該仍處於追求數量階段的中西部地區,所以也許可以通過東部反哺西部的辦法,也可以讓西部的發展的過程中更注重環境保護,也就不需要重走東部的老路。
德國之聲:這麼看的話,中國的中西部直接跳躍了一個階段,直接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那麼這些地區能夠找到合適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增長點嗎?
德國之聲:這麼看的話,中國的中西部直接跳躍了一個階段,直接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那麼這些地區能夠找到合適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增長點嗎?
沈凌:這個是一種挑戰。任何一個發展階段裡面我們可以幻想發展戰略很好,但是最終是否能做到呢?這個就不一定了。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還是很大的,所以同樣是中西部地區,但是不同的省份、市縣,發展的質量完全不一樣。現在有一種說法,中國不再談東西問題,而是變成南北問題。因為大家發現,都是西部地區,但是西南地區,例如四川和貴州,也比西北地區的發展要好得多。這可能和地方的領導有很大的關係。
德國之聲: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面臨的主要困難有哪些?
德國之聲: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面臨的主要困難有哪些?
沈凌:我想從供給方面來講的話,最大的困難就是高精尖技術的缺失。以前可能過於強調全球化,而忽略了全球化的風險。現在在美中貿易糾紛中就暴露出的問題就是中國對一些關鍵技術的掌握是非常弱的。當然這和中國的發展階段也有關係。整體來說中國人均GDP只有1萬多美元。世界上200多個國家,比較來看,人均GDP1萬多美元的經濟體很少有能掌握高精尖技術的。中國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另外從需求來講,也不得不考慮對環保和環境以及社會穩定的需求。這些都會形成巨大的挑戰。以前是適應低人均收入水平注重數量的發展戰略,政府的管理能力未必能適用於現在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例如之前談到的人均收入差異。人均收入差異其實背後代表著社會穩定和社會管理的要求。以前地方政府更多做的是招商引資,表現出非常強的能力,但是能不能很好地管理這個社會,使得這個社會更穩定,緩解階層差異,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了。
沈凌,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沈凌,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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