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pite Release, Feminists’ Case Shows China’s Hostility Toward Civic Action
April 15, 2015
分析
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愈加敵視
黃安偉 2015年04月15日
Kim Kyung-Hoon/Reuters
沒有被拘留的女權活動人士馮媛在北京一家看守所外，等待其他活動人士獲釋。
北京——儘管已經從位於北京西部的看守所獲釋，但是在警方和中國司法系統眼中，這五名在國際社會上獲得廣泛支持的年輕女權活動人士仍然是犯罪嫌疑人。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和其他政治領導人都對她們表示了支持。
她們的律師表示，在未來至少一年的時間裡，她們外出都須事先通知警方。警方可以隨時再次羈押她們，或者把她們傳喚到公安局進行問訊。
參與任何進一步的維權活動，或者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都可能導致她們被關押更長時間。周二，其中一名女性武嶸嶸的丈夫在電話採訪中說，他不知道武嶸嶸將如何處理她在東部城市杭州成立的維權組織。
她們之所以得以取保候審，是因為檢方並未像警方希望的那樣對她們提出指控。但她們的行動持續面臨的壓力和遏製表明，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手下的安全部門，再次加強了對公民話語和行動的控制，即使對那些不會公然威脅共產黨的問題也是如此。
與習近平2012年下半年掌權以來的其他任何事件相比，被稱為「女權五女」(Feminist Five)的維權人士遭受的磨難，最能體現習近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對公民社會那種焦躁而充滿敵意的態度。這一事件也表明，這些官員為了壓制草根活動願意費多大周章，即便影響友好的國際關係也在所不惜。
美國領導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對她們被拘一事發表了公開譴責，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層做出了讓她們取保候審的決定。但是，北京警方極力推動對她們提起刑事指控，而且儘管國際社會表達了強烈不滿，她們還是被關押了五周。學者和人權倡導人士稱，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共產黨願意以中國的國際形象受損為代價，向中國活動人士傳達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訊息。
「由於她們的行動如此成功地吸引了公眾注意力，並影響了公眾政策，現在給這種運動貼上『敏感』的標籤，這很可能會阻礙中國的女權運動，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是這樣，」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亞洲研究員王松蓮(Maya Wang)說。「可悲的是，這五人的獲釋並沒有表明，政府對公民社會活動人士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它仍然把這些人視作罪犯，而不是一道解決緊迫社會問題的夥伴。」
這五名女性——25歲的李婷婷、25歲的鄭楚然、26歲的韋婷婷、33歲的王曼和30歲的武嶸嶸——是推動性別平等的新一代女權主義者當中，嶄露頭角的領導者。在性別平等方面，中國仍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目前的問題是，這些女性、其他女權主義者，以及其他領域的活動人士，是否會出於害怕而剋制自己的活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五名女性受到公訴的風險可能很大。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說，「正式提起公訴能達到雙重目的：一是阻撓人們採取行動——不論這些行動多麼合法、多麼溫和，也不論官方媒體是否討論過相關問題；二是讓人們思索，挑戰政府的紅線究竟在哪裡。這與習近平政府對獨立公民社會的強烈敵意是一致的。」
數月以來，活動人士愈發感到焦慮。中國官方即將通過公安部提出的一項法律草案，該法將對外國和中國的非政府組織進行更嚴格的管控。官員們懷疑，此類組織傳播的思想，正是他們認為在前蘇聯國家引發所謂的顏色革命，近幾年又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民變的那些思想。
警方突然搜查了一些民間組織的辦公室，其中包括益仁平中心。這個全國性組織倡導讓肝炎患者、艾滋病毒攜帶者，以及殘疾人享有平等權利。幾名被拘留的女性與該組織關係密切，儘管偶爾會受到當局的刁難，但官方多年來對該組織持默許態度。周二，外交部的一名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益仁平「涉嫌違法，將予以處罰」。警方3月底搜查了北京益仁平中心，帶走了該中心的文件、筆記本電腦和台式電腦。
「這次益仁平辦公室被查抄我本人覺得非常意外，」北京益仁平中心創辦人陸軍說。「很明顯當局的政策在近期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陸軍表示，被拘留五周的女性都是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從3月6日起，其他一些女性因為計劃開展行動抵制性騷擾而被拘留，但之後很快獲釋，她們都不是此類組織的成員。
他還表示，這五名女性被捕一事並非「孤立的偶然現象」，而是大約一年前開始加強的壓制非政府組織的行動中的一部分。
人權觀察的研究員王松蓮將打壓女性活動人士的行動，與壓制新公民運動的舉動做了對比。新公民運動是由知名人權律師許志永發起的民間運動，要求政府透明，但最終遭到習近平政府的打壓。2014年1月，許志永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獲刑四年，警方希望檢察機關以同樣的罪名對這五名女性提起公訴。
在香港工作的王松蓮表示，這些案件說明，即便活動人士爭取的政策變革與中國高層官員公開支持的變革一致，官員們也希望確保，他們才是唯一能夠設定議程的人。
「領導層並不希望看到它無法控制的任何公民運動，」她說。「至於改革，當局希望由自己把控。換句話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他們唯一可以接受的改革，無論是法制改革、經濟改革、反腐運動等等。自下而上的行動會遭到極大的懷疑，現在更是如此。」
由於民間活動人士能夠利用社交網絡工具和手機應用，以一種無法預測的方式迅速組織民眾，官員們對他們的態度更為警覺。比如，女權五女從2011年開始組織具有戲劇性的街頭活動，如通過佔領公共男廁所，來為女性爭取更多公共廁所，再如身穿沾有假血的婚紗來反對家庭暴力。她們利用廣受歡迎的通訊應用微信，組織民眾參加3月8日國際婦女節前後，在全國開展的反對性騷擾的活動。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歷史和婦女研究副教授王政表示，她是在微信上第一次看到有關此次行動的消息，女權主義者利用微信建立了很多群組，微信可以被用來動員群眾。
一些人從這五人被捕一事的發展過程中看到了一絲希望，王政就是其中之一。周二，她在一系列電子郵件交流中表示，她們獲釋而沒有受到刑事指控的事實「顯然說明，體制中有一些官員極力推動，採取積極的解決方案」。她還表示，「在這個歷史事件中，湧現出了一個年輕活動人士的核心群體，他們具有領導能力、篤定地維護社會公正。」
「但我也充分意識到，中國女權主義者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她說。「只要非政府組織倡導、貫徹涉及性別平等或其他議題的相關法律的行動被界定為犯罪行為，那麼女權主義者，以及在其他領域爭取社會公正的活動人士，就沒有安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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