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台灣護士在澳大利亞 疫情下的文化差異
CHUNG JULIA CHEN
位於澳大利亞東岸南部的維多利亞州（Victoria）自七月中以來又再度爆發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疫情，情況十分嚴峻。
至2020年8月中，維多利亞州每日有平均百位以上的確診病例。8月5日甚至有高達700位確診病例。該州政府在8月初宣佈封關，限制民眾不能離家超過五公里，商店與企業都暫時停業。
至記者截稿前（8月17日），維多利亞洲統計確診人數約有1萬6千多個確診病例，佔該國確診人數2萬3千例的七成左右。該州最大城、人口將近500萬的墨爾本在這波疫情中首當其衝：所有醫護工作人員在醫療前線抗疫，這其中包含許多移民背景的醫護工作者等。
許多來自台灣的墨爾本護士在「臉書」上跟全球的台灣醫護工作者討論疫情。近日她們也向BBC中文分享了在墨爾本醫院工作的情況，以及對於當地防疫工作及醫療文化的觀察。
抗疫一線護士
今年40多歲，來自台北的吳雅文移民至墨爾本十多年，在該市一所大醫院的急診室工作。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吳雅文訴記者，因為自己當護士近20年，在墨爾本認識的先生也是護理人員，所以她與家人都明白醫院工作的辛苦及風險，因此對於新冠疫情，心理的調適較好，尤其多年前在台北，她就面對過「薩斯」（SARS，又稱「非典」）的衝擊。
2003年「薩斯」在亞洲肆虐時，她剛工作沒多久。回頭來看，她認為，澳大利亞如同當年台灣，面對病毒一樣手忙腳亂，還在邊做便學：「當時台灣跟澳洲一樣，也是完全不知道這病毒是什麼東西，傳染途徑都不知道，怎麼防備都不懂，所有防疫措施和現在澳洲一樣，朝令夕改。當年一開始我們還隨手去超市買一件輕便雨衣防護。台灣現在因為有之前的慘痛經驗，民眾記憶猶新，心裏本身就有凖備，配合政府，這次才做得那麼好。」她告訴BBC中文。
YAWEN WU
不過，比起2003年，如今全球科技也更進步、信息傳播更快，民眾及政府接收到疫情的的相關信息更快，應當可以做出更迅速的反應。但是，據這群台灣護士觀察，澳大利亞的情況卻很不同。
她們告訴BBC中文，在醫療前線的他們認為，這應該是與澳洲盛行的個人主義或自由等觀念有關，也就是可以「自由移動」，不喜歡被政府政策限制在家活動，或要求戴口罩都有自己的意見。
因此，許多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對於封關在家「被禁足」，還有強制帶外科口罩的防疫要求，都難以適應。不像在澳洲的華人，一聽到疫情，已經開始出門買口罩等防疫用品，多數本地人一開始完全不把疫情放在心上。
另外，她們觀察對於防護裝備，澳洲沒有統一的標凖，每一家醫院有自己的規定，甚至對於做完檢測的人需不需要居家隔離，都有不一樣的方針，讓民眾感到混亂。
今年28歲、在澳洲求學工作十年左右的欣西亞（Cinzia）也有類似觀察。欣西亞中學便與弟弟一同過來澳洲求學，大學護理系畢業後就在墨爾本的醫院工作，弟弟也在該市老人院從事職能治療的工作。
在Covid-19病房工作，欣西亞稱，雖然目前病人康復率很高，但是醫護人力還是很吃緊，特別是維州就有約一千多位醫護人員感染確診。
欣西亞認為，如果確診病患還一直送進來病房，澳大利亞的醫療體系恐無法再負荷，尤其許多民眾，對於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還是很堅持，造成防疫困難。她說：「前不久衛生福利部長還同意確診的患者可以外出運動，引起爭議，後來改口。還有醫院『非新冠肺炎』的部門，到七月份才規定所有醫護都戴上口罩，之前甚至不准護士戴上口罩，說會引起恐慌。」
「此外，政府沒有好的系統去追蹤居家隔離的人，結果是挨家挨戶敲門，去檢查民眾有沒有如實居家隔離，追蹤出來有800人不在家。或者去篩檢的民眾，在等待結果時，還跑出去逛街，這些對我來說都很不可思議。歸根究底，醫療在這裏是邊做邊學，更難聽一點，讓人有一種『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感覺，」欣西亞補充說。
CINZIA LEE精神病房中的挑戰
對另外一外台灣護士蘭蒂（Landy）來說，新冠肺炎也帶來不小挑戰。蘭蒂在長期腦部受損患者的養護中心工作，許多病人都已經在該院住上幾十年。
蘭蒂告訴記者， 因為新冠肺炎，這些病人暫時無法再在周末回家，家人被禁止探望，病人也不能去外面運動等等，精神狀況因此更糟。蘭蒂說：「因為腦部受損，病患對有關肺炎疫情新聞的理解力較差，有些患者認為病毒是政府的詭計或陰謀，認為是中國送來病毒，我一開始還有點擔心被針對」；「第一波疫情後，家人開始能探訪，但第二波疫情再起，家人又不能過來，病人以為家人想要拋棄她們，情緒波動很大。有些患者會想要逃跑，或者精神崩潰甚至暴力攻擊，對我們來說，壓力也很大。」
蘭蒂補充說，她們需幫一些長期癱瘓的患者洗澡、換尿布以及按摩肌肉。現在要更特別照顧他們的精神健康。「尤其我們精神科護士戴上口罩，病人看不到我們的臉會更困惑或焦慮，因為他們沒有口罩文化，甚至會以為我們要搶劫還是乾嘛。」
醫療文化大不同
對於來自台灣的護士來說，她們發現工作多年下來，比起台灣，澳大利亞對於護士的專業或比較尊重，工作時間也是正常時間上下班。此外，薪資比起台灣也比較高，時薪扣稅前大概新台幣820元（約21英鎊）。
「相比之下，在台灣的護士會等醫生下指示，在澳洲則是護士先幫病人初步診斷傷勢，看需不需要抽血，照X光片等等，醫生也會跟護士一起幫忙。這在台灣幾乎不可能。這也是我當時在澳洲讀了書，再回台灣醫院短暫工作的時候，就比較大膽地敢跟醫生理論了。」吳雅文笑著說。
此外，在台灣的急診室通常一個護士可能要照顧到10多個病牀，以「責任制」為工作標凖，因此就算工時到了，仍不能下班。但是在澳大利亞，通常是一個急診科至多只要負責照護3個病人。
蘭蒂則說，在澳洲護理工作比較重視學理，譬如作為護士的專業以及跟病人相處的倫理關係等，在台灣則是更強調技術的訓練。
研究台灣移民在澳洲勞動市場就業情況，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李耀泰向BBC分析，許多台灣人進入到澳洲的工作現場之後，體驗到和過去和台灣截然不同的工作文化。
「澳洲人有較明確的工作與生活界線劃分，為了自己的私人時間，有些人寧願捨棄雙倍的加班薪水。而台灣人在澳洲則可能會積極去爭取這樣子的加班機會。此外，澳洲政府對於僱主欠薪的罰款很重，對於已習慣責任制的台灣人來說，到澳洲工作後對這種保障勞工權益的制度，會有種『喜出望外』的感覺，反而還有點不習慣這樣有制度性的工作文化。」
LANDY YU種族歧視？
因為新冠疫情，許多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開始在全球蔓延，澳大利亞亦同樣如此。許多華人學生或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都遇過大大小小、程度不一的騷擾。台灣護士多半認為，在澳大利亞因為護理人員族裔背景多元，以及醫療教育的嚴格訓練，在職場上並未真的遇到種族歧視或職場霸凌。
「我們精神病房的護理人員都是移民背景。有一次，一個患者晚上醒來恍恍惚惚地走過來問我們護士說，請問我現在在哪裏，我同事告訴他，你在墨爾本。他看了周遭一眼說：『可是我沒有看到一個澳洲人。』患者一說完我們同事全體大笑，因為他說的其實也沒錯，」蘭蒂笑著說。
另外，台灣護士yi2觀察到不同移民背景的護理人員，有不同的工作文化。
蘭蒂說，同事多半來自南亞國家，因此她們內部，會有因為年資或工作位階的「階層」；但她說她不會要被要求遵循那種文化制度，還蠻受尊重。
吳雅文則回憶，工作十多年，只遇過一兩次年紀大的當地白人病患，因為種族因素，拒絶接受亞洲人的照顧：「我當時就覺得我無所謂，換了個資淺的白人護士照顧她，因為我是急診室中年資最長，經驗最熟練的護士，你因為種族原因拒絶我，是你的損失。」
CINZIA LEE
欣西亞則表示，並不會因為肺炎疫情，同事們就對華人護士有所苛責或歧視，反而讓她欣慰的是，許多朋友或網友會捎來信息，感激白衣天使對於小區以及患者的貢獻。
家人的擔憂
因為移民背景，三位台灣護士的許多家人都在台灣。與弟弟都在墨爾本醫療單位工作的欣西亞說，父母確實掛心她自己跟弟弟的安全。她的母親幾度希望他們回台灣「避難，」但欣西亞告訴母親，覺得自己對於團隊還有這份職業有一份責任感。
蘭蒂則強調，來自比利時的先生在歐洲的家人也是在醫院工作。之前比利時疫情嚴峻的時候，先生很擔心歐洲的家人，現在，又要擔心妻子，她說她能明白先生的憂慮其來有自。
欣西亞目前已經有澳大利亞公民身份。她告訴記者自己也是半個澳大利亞人了，因為自己學習以及獲得專業技能及工作的時間都在澳大利亞。但她的媽媽表示，希望自己的的孩子是在台灣，「女兒告訴我大家都離開了，那醫院怎麼辦？所以我更是希望在澳洲土地上的人民，也是呼籲，醫護人員都為你們做了這麼多的犧牲和奉獻，你們是否要更自重更是做好自主管理，不要增加別人的負擔！我向上帝祈禱我的兒女平安，天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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