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風險遠超經濟風險

2015年09月01日 06:28 AM
中國的政治風險遠超經濟風險
《經濟學人》前主編 比爾•艾默特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作者微博]




在中國股市泡沫爆裂引發喧囂和鬧劇之際，有關中國經濟的辯論本質上是在爭論中國的經濟增速：中國的年化經濟增長率是不是並非官方公佈的7%，而是5%，甚至（天哪！）只有4%（不過，這也算不上一場災難）？或者，考慮到中國股市本質上就是個賭場，和整體經濟基本面只有微弱聯系，中國股市泡沫爆裂可能根本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因此，不好意思，這件事並沒有讓我十分激動。值得關心、甚至憂慮的真正理由，在於政治，而非經濟。

中國的事態提出了三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無可否認，第一個問題幸災樂禍的意味十足。

多年來，我們都被告知，比起我們虛弱無力、過於關注自身的民主政體，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其威權政府更有能力制定和實施決策，引導經濟變革。我們現在正在註視的正是對這種主張的檢驗，測試的是：除了能在要修建新高速鐵路線或者機場的時候把擋道的人們趕走以外，這種主張是否還有任何真實成分。

8年前，時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在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表了一番備受注意和贊賞的講話，稱中國的發展“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理論上，這番話，以及治理該國環境污染的相關舉措，將預示著改革進入新階段，啟動從污染嚴重的投資密集型增長向更清潔、更高科技和消費拉動型增長的新轉型。

然而，落到實處的少之又少。中國的空氣和水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骯臟。如果有人認為環境控制有所收緊的話，本月早些時候造成120多人死亡的天津危險化學品爆炸事故應該已經糾正了他們的看法（截至8月31日，這次爆炸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已升至158人——編者註）。經濟方面，投資作為增長引擎的作用的確逐漸減弱，這意味著消費在算術上看起來比過去更重要。但這只是一個統計假象：能夠取代投資位置的其他增長來源還沒有出現。

這樣的轉型很困難。但是，如中國領導人所知，溫家寶在2007年呼籲的那種轉型並非沒有先例。日本和韓國分別在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經歷過完全相同的轉型。

在此類轉型中，必要的改革會傷害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還可能引起失業率的上升，因此政治領袖需要協調這些利益，同時維持公眾的信任和社會凝聚力。

在日本，把握這一過程操作的是一個民主政體。在中國，負責這一工作的是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這個政黨過去20年來一直試圖收緊對國家的政治控制。到目前為止，我們不得不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威權政權在實現這些經濟改革方面，或者換句話說，在調和自身（通常相互競爭的）目標方面表現不佳。

這引出了第二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股市暴跌確實在中國國內引發了什麽真正的後果的話，那一定是散戶投資者對他們的損失的憤怒。這也許其實只是一個小因素，但再加上人們對天津爆炸事件等人禍的憤怒、以及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的民憤，有可能形成民意的大規模反彈——而這正是中共領導人一直以來所擔心的。

所以，問題將是這樣的反彈會發展到何種規模，以及事態一旦變得嚴重中共會如何應對。除了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阻止改變的能力，中國未能解決溫家寶所說的“四不”問題的一種解釋是，中共對民眾騷亂的極度敏感及其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騷亂發生的意願。

如今，這種騷亂也許不可避免了。這意味著這種狀況必須以某種形式得到控制。我們都記得1989年6月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周圍街頭、以及其他城市街頭的那場騷亂是如何得到控制的，當時，人們對經濟危機的抗議活動席捲了那些城市。

我們無法預先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同樣也無法預先回答第三個重大政治問題，即經濟壓力可能會如何影響中國對東亞和東南亞鄰國採取的行動。

這很可能是最值得擔憂的理由。過去20年得益於對華貿易、經濟表現健康的亞洲國家，已經開始承受對華貿易下滑的痛苦。接下來或許還會有其他造成金融和經濟領域不良影響的因素出現，正如1997-98東亞金融危機期間一樣。但是最糟糕的一種不良影響是：為應對國內的經濟壓力，中國政府、又或許只是中國軍隊，會煽動民族主義，使中國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上的領土爭端升級。

如果未來發生這種情況，將使股市暴跌顯得不值一提。

本文作者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主編。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