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
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台灣民主的兩個難關：中國與財團
台灣在一九九六年民選總統誕生之後，正式進入一個政黨角逐的歷史階段。在到達全民直選之前，民主運動從一九七○年代初期開始，直到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幾乎可以說是屬於威權時代。直到一九八七年戒嚴時期與黨國體制終於告一個段落，但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在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稍有減退。李登輝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當選總統，反而使黨的體制更加強化，縱然二○○○年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他也以最高權力領導者的身分兼任黨主席。這種黨國不分的民主制度，在政黨輪替之後，反而更加強化。陳水扁在總統任內通過兼任黨主席的黨綱，同樣的，馬英九在二○○八年就職總統之後，也立即在黨內通過兼任黨主席的規定。
黨國不分的體制，伴隨著人民直選的開放而更加鞏固，這正是台灣民主所面對的危機。總統所不能執行的政策，往往由黨的機構借殼還魂。這也是目前台灣社會所承受的最大挑戰，通過國共兩黨的談判，使一九九二年在香港的會談，到二○○○年才正式提出的「九二共識」，這完全都是由國民黨主導，台灣社會完全沒有置喙的位置。北京最後也接受「九二共識」的口頭約定，卻凸顯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兩岸關係仍然停留在國共談判的階段，民進黨完全沒有介入的空間。
事實已經證明，由於國共默許九二共識的存在，台灣財團終於可以到中國投資，而中國財團也藉用各種不同名目來台投資。台灣社會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北京對台以商圍政的策略逐漸成形。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在對外關係上不可能拒絕國內在野黨的介入。尤其面對重大威脅的龐大中國，島上住民已經可以強烈感受，中國的力量正以細緻的滲透方式進行干涉。二○一二年馬英九尋求連任時，中國的影響力特別鮮明，在學界已經公認是「中國因素元年」。在選舉的最後關頭，台灣的首要財團領袖紛紛公開表態，終於使馬英九順利取得連任。
以商圍政的後續影響，並不止於總統大選。二○一四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在九二共識議題上頗具影響力的連戰，推出他的兒子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在選舉之前，連氏父子連袂去拜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那種濃厚的中國陰影，也投射在整個選舉過程中。而且更重要的證據顯示，在中國擁有龐大投資的財團領袖郭台銘，親自在六都選舉中現身助選。他甚至揚言，如果連勝文沒有當選，就是逼他離開台灣。這種赤裸裸的威脅與表態，正好顯示中國因素與財團利益的緊密掛鉤。九二共識之所以能夠在台灣如入無人之境，正是國共談判與黨國不分的嚴重後果。總統兼任黨主席，正好使這樣的後果變成惡果。
台灣民主契機：公民意識覺醒
二○一四年標誌著台灣民主的重要轉向，一方面暴露了中國與財團對台灣所帶來的災難，一方面也彰顯了台灣公民意識的覺醒。由黨國體制所壟斷的政經利益，曾經使整個社會感到灰心絕望。他們察覺，縱然握有選舉權與投票權，但是政府領導人與民意代表當選之後，對於輿論批評全然棄之不顧。他們是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行政者與立法者，所有的政策討論與實踐執行徬佛也受到全民的背書。即使是貪污腐化，官商勾結，也在選票的背書之下獲得合法的掩護。
財團對台灣社會最大的打擊，莫過於財團與黨國體制的密切結盟。發生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後，國民黨不斷推拖延宕，完全沒有立即予以制裁。到今天，頂新集團還是逍遙法外。能夠如此予取予求，就在於這個財團在中國擁有最大的投資。他們是九二共識的獲利者，也是ECFA的最大受益者。馬英九承諾，只要與中國簽訂貿易協議，就可使台灣的經濟成長。他所允諾的，確實使台灣的GDP出現成長跡象。但是，利益創造出來之後，台灣的受薪階級與年輕世代永遠停留在低薪狀態。對於新世代而言，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景，而只是強烈感受中國與財團帶來的威脅。
太陽花學運在二○一四年三月爆發之後，意味著台灣年輕世代政治意識的普遍覺醒。他們長期佔據立法院，是為了阻擋服貿協議之後的貨貿協議。國民黨在立法院，以三十秒的時間通過貨貿協議，終於激怒了全國的學生。太陽花學運是二十一世紀之後的一個重要跨越，它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使整個社會一夜之間醒轉過來。它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國民黨、民進黨強烈感受，遠在北京的共產黨也受到震撼。如果沒有經過學運的洗禮，年底的九合一選舉結果，或許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這樣。確切而言，國民黨在選舉中大敗，其實已經在學運過程中定調。
公民意識的覺醒是逐漸釀造累積出來，從較早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反核運動，大埔事件，同志運動，白衫軍運動，都持續在累積民意的力量。公民運動的展開，完全與當前兩大政黨毫不相干，它代表著台灣民主前景的一種可能。長期陷入省籍仇視、統獨辯論、藍綠對決的台灣社會，似乎被囚禁在歷史的困境。公民社會的崛起，不僅跨越了省籍、統獨、藍綠，也提供一個更高層次的政治出路。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高票當選，便是因為他堅決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而終於掙脫了藍綠對決的惡夢。中國與財團可能仍然是台灣的危機，但公民意識的抬頭，卻是脫困的契機。台灣的政治文化正在改寫，但最後的答案，還有待觀察。至少，公民意識的勃發，似乎為台灣民主帶來無窮的希望。
（責編：董樂）
台灣民主契機：公民意識覺醒
二○一四年標誌著台灣民主的重要轉向，一方面暴露了中國與財團對台灣所帶來的災難，一方面也彰顯了台灣公民意識的覺醒。由黨國體制所壟斷的政經利益，曾經使整個社會感到灰心絕望。他們察覺，縱然握有選舉權與投票權，但是政府領導人與民意代表當選之後，對於輿論批評全然棄之不顧。他們是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行政者與立法者，所有的政策討論與實踐執行徬佛也受到全民的背書。即使是貪污腐化，官商勾結，也在選票的背書之下獲得合法的掩護。
財團對台灣社會最大的打擊，莫過於財團與黨國體制的密切結盟。發生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後，國民黨不斷推拖延宕，完全沒有立即予以制裁。到今天，頂新集團還是逍遙法外。能夠如此予取予求，就在於這個財團在中國擁有最大的投資。他們是九二共識的獲利者，也是ECFA的最大受益者。馬英九承諾，只要與中國簽訂貿易協議，就可使台灣的經濟成長。他所允諾的，確實使台灣的GDP出現成長跡象。但是，利益創造出來之後，台灣的受薪階級與年輕世代永遠停留在低薪狀態。對於新世代而言，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景，而只是強烈感受中國與財團帶來的威脅。
太陽花學運在二○一四年三月爆發之後，意味著台灣年輕世代政治意識的普遍覺醒。他們長期佔據立法院，是為了阻擋服貿協議之後的貨貿協議。國民黨在立法院，以三十秒的時間通過貨貿協議，終於激怒了全國的學生。太陽花學運是二十一世紀之後的一個重要跨越，它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使整個社會一夜之間醒轉過來。它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國民黨、民進黨強烈感受，遠在北京的共產黨也受到震撼。如果沒有經過學運的洗禮，年底的九合一選舉結果，或許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這樣。確切而言，國民黨在選舉中大敗，其實已經在學運過程中定調。
公民意識的覺醒是逐漸釀造累積出來，從較早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反核運動，大埔事件，同志運動，白衫軍運動，都持續在累積民意的力量。公民運動的展開，完全與當前兩大政黨毫不相干，它代表著台灣民主前景的一種可能。長期陷入省籍仇視、統獨辯論、藍綠對決的台灣社會，似乎被囚禁在歷史的困境。公民社會的崛起，不僅跨越了省籍、統獨、藍綠，也提供一個更高層次的政治出路。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高票當選，便是因為他堅決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而終於掙脫了藍綠對決的惡夢。中國與財團可能仍然是台灣的危機，但公民意識的抬頭，卻是脫困的契機。台灣的政治文化正在改寫，但最後的答案，還有待觀察。至少，公民意識的勃發，似乎為台灣民主帶來無窮的希望。
（責編：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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