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不要訝異這是台灣的報紙在傳達北京「聖旨」⋯
'The rumours that Xi Jinping would follow Putin down the path of the perpetual president are no longer rumours.'
「ㄧ邊ㄧ國」的倡議者，今後可以更加振振有詞了？
這張圖的原創是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封面，已是五年前的舊圖⋯但，多了習大大手上拿的那杯香檳，「味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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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任期限制 習近平「稱帝」
料下月初通過修憲 學者：台灣要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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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8/02/26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中國共產黨昨天正式提議修改中國憲法，廢除國家主席只能連任2屆的任期限制，使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可望5年後繼續連任。國內學者指出，這表示習已經向國內外宣示他至少會多做一任，台灣10年內都要準備好面對民族主義高漲、不斷片面改變兩岸現狀的習政權。
中共中央委員會昨發表修憲的具體建議，其中，原本在第79條第3款規定的中國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2屆」的規定刪除，不再有任期限制。昨天的文件也建議將「習思想」寫入中國憲法，與馬列主義、毛澤東與鄧小平思想並列，並把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設立的反腐敗「監察委員會」入憲。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月初將開會，預期將通過這些修憲。
「只能用瘋狂形容」
中共黨章原本就沒有限制總書記或者中共軍委主席任期，如今連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也取消，習近平就可跨越原本的2022年任期限制，繼續穩坐最高領導人職務。外界擔憂這會導致「終身制」出現，但亦有說法認為習當政打貪、改革政績有目共睹，多延一任5年未嘗不可。
中國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昨在臉書痛批：「習近平準備重新恢復最高領導幹部終身制，當不叫皇帝的皇帝的個人野心，已經昭然若揭。」「這樣的舉動，只能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不過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社評說，根據權威解讀，這一修改不意味著恢復國家主席職務終身制。
中國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昨在臉書痛批：「習近平準備重新恢復最高領導幹部終身制，當不叫皇帝的皇帝的個人野心，已經昭然若揭。」「這樣的舉動，只能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不過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社評說，根據權威解讀，這一修改不意味著恢復國家主席職務終身制。
習對台民主沒好感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張五岳說，習近平才剛取得新的5年任期，「修憲年年都可以修」，但趕在新任期第一年提出取消任期限制的修憲，「是在及早宣示未來至少10年內都是習近平的時代」。至於習是否有意「終身執政」，張五岳認為不見得如此，因為中共體制是「一黨」而非「一人」專政，靠這種安排才避免掉像是「茉莉花革命」的動亂。
張五岳表示，習近平對台灣珍重的民主自由沒有好感，他強調的是「中華民族復興」。而從M503航道事件、解放軍機艦加強繞台、對各國與各企業要求表態「一中反獨」這些動作看來，習時代的兩岸關係不可能不變，中共已在片面改變兩岸現狀，「台灣要做好準備」。
張五岳表示，習近平對台灣珍重的民主自由沒有好感，他強調的是「中華民族復興」。而從M503航道事件、解放軍機艦加強繞台、對各國與各企業要求表態「一中反獨」這些動作看來，習時代的兩岸關係不可能不變，中共已在片面改變兩岸現狀，「台灣要做好準備」。
「學足普丁與北韓」
港台網友紛紛表示：「中國要出現皇帝了，習家能維持多久」、「學足普丁！學足北韓！」「包子人民帝國」、「習近平自肥，令人更加厭惡他的中國夢！」也有中國網友在推特留言說：「習以為常，近乎平壤」、「慶豐元年？」「慶豐包子帝登基了」。習近平在2013年12月時，曾到北京慶豐包子舖用餐，打造親民形象，使他有了「習包子」的稱呼。
中共建議 修憲要點
．廢除中國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過2屆的限制，使習近平可望長期執政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寫入憲法序言，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並列
．將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列入憲法，並規定其主任、副主任產生任免程序
．強調共產黨專政，新增「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條款
．強化「愛國統一戰線」作用，定義愛國者為「擁護社會主義、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寫入憲法序言，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並列
．將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列入憲法，並規定其主任、副主任產生任免程序
．強調共產黨專政，新增「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條款
．強化「愛國統一戰線」作用，定義愛國者為「擁護社會主義、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
【專訪丁學良】習近平時代，「中國模式」走向何方？
2017/10/28 — 11:37
不同意的請舉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
「沒有！」「沒有！」監票員報告聲響起六次。2336位黨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一致決定，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這是2017年10月23日，十九大閉幕會議。江澤民沒有表情，胡錦濤低頭看文件。在黨代表的零反對聲中，「習思想」獲得了與「毛澤東思想」比肩的地位。中國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此宣告進入「習」時代。
中共十九大紅幕落下了。放眼世界，中國的步伐似巨輪轉動，早已不容忽視。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至今已近四十年。中國GDP總值，從七八年的1495億美元，增至2016年約112000億美元。「中國模式」在經濟上取得矚目成績，在政治改革上卻是裹足不前。網絡監管力度加大、公民社會備受打壓，本就微弱的民主化改革呼聲，噤若寒蟬。兩年前開始的「709」人權律師大規模抓捕，更讓習近平強調的法治口號難以自圓其說。而中共內部的集體領導制，在「習思想」寫入黨章、全黨獨尊習近平一人的情況下，顯得似乎名存實亡。
這樣的「中國模式」，是如何產生的？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模式」又將走向何方？
香港科技大學任教的丁學良教授，是哈佛社會學巨匠Daniel Bell的關門弟子。捲入過文革，當過紅衛兵；從「上山下鄉」，到成為1949年後最早一批負笈美國的留學生，當中數十年人生變遷，他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有其獨到見解。2011年，習近平還未上任，丁學良寫就《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一書，對海內外熱烈爭論、運行三十幾年的「中國模式」，給出引人深思的論述：
1. 所謂「中國模式」，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這概念高於「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立。2. 「中國模式」可剖為三個相互交織的子系統：政治權力架構、社會控制、經濟體制。這三者分別體現為「核心的列寧主義」（即一黨執政）、「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即維穩），以及「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3. 「中國模式」產生四大成本：1）對弱勢群體、地區和領域的掠奪，2）生態壞境的破壞，3）體制性腐敗，4）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4. 邁向「新中國模式」，要把小眾資本主義，發展為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普通公民獲得人力資本和創業機會。
六年過去。日前，丁學良教授接受《立場新聞》專訪，分享他對「習時代」下「中國模式」的觀察。
丁學良 （香港電台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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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產生動力，源於六四粉碎了政治神話
1976年到1989年這十三年裏，貧窮的中國從文革巨浪中掙脫出來，在萎縮至荒蕪的觀念和思想中，開始向外張看。中國興起了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以「真理標準大討論」【註1】為起點，破除幾十年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經過大半年的大辯論，中共黨內不少黨員乃至高層的觀念發生改變。於是，1978年11月，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
「西單民主牆」民主運動，就是在大辯論的思潮下，應運而生。人們在西單墻貼大字報，要求平反冤假錯案，主張言論自由，實行民主法制。這樣的「民主牆」運動，最終還是被當局壓制了。
但正如丁學良所說，這段時期所激發的豐富思想，是重要遺產。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這十餘年時間，被丁學良稱為「中國模式」的「史前階段」。
「從毛澤東七六年去世，到八九年這當中十幾年，在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中，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好的時候。」丁學良回憶，「那時大部分人有個共識，就是按毛澤東路線走下去是不行的。尋找新路的狀態很開放，一直延續到八九年的六四。」
丁學良認為，「中國模式」的動力（dynamics），正是源於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深刻而劇烈的政治危機。六四事件，就是把「中國模式」的史前階段和其後階段劃分開來的轉折點。
「六四這個事情，對中國來講，從來沒遇到過。」丁學良說，自己問過許多年紀比他大十歲二十歲的共產黨幹部，他們提及的一個細節，讓他印象很深，「這是九十年代初，當時國外很多人問：為什麼鄧小平命令軍隊去解決問題？」
「他們說，你還不能僅僅用『殘酷』這點來形容這事情。從毛澤東去世到六四之前，共產黨很自信。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就符合人民的願望，並沒預見自己和人民之間有一個敵對關係。它可能準備對付魏京生這種人，但它沒準備對付大面積的老百姓。」
政治社會學有個概念，叫 political formula，丁學良將它譯為「政治神話」— 統治階層要實現穩定統治，就要設計一套政治說法，讓社會大眾逐漸接受：統治階層的利益，同時也是社會大眾的根本利益所在。
然而，六四事件，從中國的統治階層，也從被統治的民眾那裡，同時粉碎了兩邊所相信的、中共在1921年成立後不斷重複的政治神話，那就是：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是血肉關係。
「六四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它發現：怎麼回事，老百姓都反對我們。六四流血事件以後，對當年的共產黨來講，它要考慮，至少在此前，他們肯定是犯下了很多錯誤。」
六四流血事件還沒想清楚，中共又遇到了蘇聯垮台 — 這對他們刺激很大。既不能按照毛澤東方法走，也不能按照從七六年到八九年的方法走，現在更不能按照蘇聯辦法走了。「所有的老辦法都不能照搬，怎麼辦？」
六四事件，和蘇聯解體，將中國共產黨逼向一條新道路。「八九年以前，沒有『模式』，就是試一試，試不成就拉倒，再換一個。我認為，正是在這種心態下，中國才有那麼十幾年的開放。但八九年之後就不一樣了：八九年發現，有些事情不能再試了。所以『中國模式』在這時候推出來。它不是『設計』出來的，是遇到了現實狀況，要找一個新的辦法去做。」
* * *
收縮的集體領導制，個人集權的「習思想」
十九大剛過，「習思想」寫入黨章，外界的焦點離不開「集體領導制」的存亡問題。丁學良教授就從六四事件續說，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如何正向個人領導的一邊傾斜。
八九六四後，中國走上新道路，丁學良總結為三點目標：「第一，最重要的，共產黨自己不能垮台；第二，社會不能大亂；第三，經濟不能搞死。」
對應這三點目標，「中國模式」發展出了三大支柱：核心的列寧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即維穩）、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所謂「核心的列寧主義」，指的正是「中國模式」在政治上的特點：共產黨不能下台，一黨永遠堅持執政，保持高度壟斷的政治權力架構。
在堅持中共一黨執政下，共產黨內部形成了集體領導的權力規則。每五年一屆的中共黨代表大會，正是要選出中共的領導集團，其中以政治局常委為權力中心。丁學良就認為，真正的中共集體領導制，嚴格意義上建立於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而1989年後的集體領導制，其實是被收縮了的。
「毛澤東個人專制，什麼程序都不管，什麼會都可以不開，然後就拍板，解決問題，把人抓起來。這讓共產黨所有核心幹部感到不安全：我們一幫人在做事，不能你一個人決定我們的生死。」
「所以真正的集體領導制是從七六年以後建立的，一直到八九年。七六年到八九年是最寬鬆的時期，鄧小平不是管得很細，大家也有個空間。但八九年以後就不行了，因為鄧小平看到，在最核心的問題上，不能大家討論個沒完，還是要有個人拍板 — 就是他拍板。」
八九年後，中共雖仍實行集體領導制，但鄧小平掌握核心問題的決策權。「八九年以後的集體領導制越來越收縮，最關鍵是鄧小平。他沒有回復到毛澤東那個階段，但在最重要的權力問題上，他已經不再和第二個人商量了。因為到了危機狀況，其他人解決不了，太複雜。」
集體領導制走到今天的習近平，是否已經死亡？十九大閉幕，華爾街日報刊文：「習近平獨在高位，集體領導制已死」。但丁學良就認為，還沒有。
「他可能想結束，但還沒完全到那個階段。因為從集體到個人決策，路是很長的，並非黑白分明。我們講『程度』：他離集體領導制或者一個人拍板，是多遠。這中間的過程，毛澤東也不是一下子就過去的，他也是好多年才到那個地步。1966年以前，毛澤東不是隨隨便便就不開會，不進入程序。一直到六六年，他才做到這一步。」
但丁學良同時也認為，習近平的確有個人集權的傾向：「從今天十九大看得很清楚，兩件事情：第一，他把名字寫進黨章；第二，那些常委中，沒有一個明確的接班人。這在共產黨體制中，是很明顯的事。第一，寫進黨章以後，同事們就不能隨隨便便批評他；第二，他沒有指定一個明確的接班人，那麼這事就是開放的，後面的人不能隨便去跟他爭個沒完。」
丁學良指出，十九大這兩件事，習近平過去五年，每一天都在為此努力。「比如把薄熙來抓起來。這是最大的一件事。如果沒有把薄抓起來，薄就不會同意這道程序。抓了薄還不夠，還要抓別人。一路抓了那麼多人。他（習）不斷地開會，不斷地強調，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這些人不能隨隨便便去挑戰他。黨的紀律最核心是什麼？就是你要服從最高層。他講得很清楚，也沒有很謙遜。要服從核心。」
沒有指定接班人的習近平，會打破中共總書記任期不超十年的傳統，在下屆繼續連任嗎？丁學良說，「我們不知道，但這個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他認為，全世界大部分領導人都希望在最高權力位置上，停留盡可能長的時間，只是不同國家的制度，限制了他們。「Trump剛當選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想要連任八年了。我們不曉得習近平通過什麼程序來多呆一段時間，呆多長時間。現在還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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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胡、習：跌宕的共產黨權力積累史
習近平強勢集權，給外界一個印象，似乎共產黨統治來到這個節點上，個人領導之勢冒起，甚至直逼毛澤東時代。有論者以「毛澤東2.0」形容習近平。丁學良則認為，人們可能忘記了，江澤民後期的集權程度，與習近平今日相比，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共產黨的權力積累，是經過漫長時間的，只是中間出現一個胡錦濤階段，權力的積累沒有延續下來。
「只要鄧小平還在，江澤民都小心翼翼。而什麼時候開始真正進入江澤民時代？1997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權力急劇上升。後來江澤民不願退休，當了兩年軍委主席。每次現身的時候，江澤民一會兒是第一，一會兒是第二，底下的人都感到不行了：到底誰是一把手？」
「江澤民身體不錯，他也不想退休，後來半退半休，他不放權，然後才有了胡錦濤那十年顯得很弱勢。」
丁學良認為，人們之所以覺得現在習近平權力很大，是因為跟胡錦濤十年相比。「實際上江澤民最後幾年權力大得不得了。」大到什麼程度呢？丁學良說，江澤民曾經去山東，仿照中國皇帝，登泰山。在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開始，歷代不少皇帝都有去泰山登封告祭。在江澤民登泰山的路上，沿路貼出標語：「江澤民總書記萬歲」。原來是時任山東一把手、省委書記張高麗寫的。而當時，胡錦濤已經任中共總書記。
「喊萬歲，只喊過毛澤東，連鄧小平都沒有喊過萬歲。喊萬歲不就皇帝了嘛！」丁學良說，「後來這個事情都不許提，提都不許提。」
「江澤民最後幾年的權力，有些方面甚至比習近平現在還大。我從未聽過，中國哪個地方出現標語，說習近平總書記萬歲。江澤民最後幾年實際就是一人拍板。什麼人他都可以任命，什麼政策他都可以拍板，什麼話他都可以說。習近平現在，最多也只能做到這一步。現在的習近平，是回復到了江澤民最後的三四年。就是所謂的『核心』。」
中共的意識形態術語體系，承認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黨的「核心」。到胡錦濤，卻變成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不是「核心」，只是「總書記」。在習近平第一屆任內前四年，中共沿用了「總書記」一說，直到2016年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上，習近平才獲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術語級別，回復到胡錦濤以前的「核心」時代。
胡錦濤、習近平、江澤民（CCTV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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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掌權五年：緩解的腐敗，高層的權鬥
丁學良2011年提出，「中國模式」的成本，其中尤為突出的，是體制性腐敗。回復到「核心」水平的習近平時代，如何處理貪腐問題？
「腐敗，共產黨也承認這一點。環境污染，它也承認。還有對弱勢群體不照顧，它也承認。十九大提的口號，實際上針對的都是這些問題。共產黨承認這些問題，但怎麼解決問題，是另外一碼事。」
習近平上任五年，聯手王岐山，強力打貪反腐。丁學良就認為，習的反腐，有一部分是出於權力鬥爭，但不可否認的另一部分，則是極大地克制了中國社會的腐敗程度。
「中國共產黨這些幹部，過去三年是很怕的。他們怕人舉報。現在事情都可以上網。此前他們是不怕的，妳怎麼舉報都舉報不了。過去五年的反腐打貪，對中國社會腐敗程度是非常大的一個克制，不是一點點。四九年以後，不曾這麼大。在他的第一個五年任期，這可能是他做得最艱難的一件事。」
「在中國體制下，妳不能說所有被打下來的人，是中國體制最腐敗的。但要承認，打下來的人中，絕大部分是腐敗分子。習近平的反腐，有一個部分是權力鬥爭，但這麼大面積的打貪，不全部為了權力鬥爭。」
大面積的打貪，越往黨的高層走，越是和權利鬥爭有關係。「因為到了那麼高層，僅僅是貪污一點錢，不至於把那個人搞倒，他一定是政治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一直在說薄熙來他們是黨內的陰謀家、野心家，是政治上犯錯誤。薄熙來貪污七百多萬，廣東一個村長也不止七百多萬。他們得有個交代。所以習近平後來越來越強調，是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
「到了最高層，最大的錯誤是政治錯誤。比如令計劃、周永康、薄熙來，他們肯定不是因為拿了一點錢就倒霉了，是因為他們捲入了政治陰謀。到了這麼高層，不會為了幾百萬，就判一個人終身監禁。黨的高級幹部被打貪，還是政治問題。」
薄熙來、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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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模式，沒有兌現的承諾
丁學良說，要從「中國模式」邁向「新中國模式」，關鍵是要從特權、小眾資本主義，向大眾資本主義轉變。讓更多普通中國公民，能夠享受市場和改革的好處，獲得更多人力資本和創業機會。以此為方向，在習近平過去五年中，有兩個決議，丁學良認為最得人心。
「他們許諾：一個是三中全會決議，在中國的經濟領域裡，要市場力量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全世界都擁護的。實際上就是要突破原先的經濟模式 — 中國模式的一個很基本的面向。不是官商勾結，不是官僚資本主義。」
「第二個，要法治。很多事情根本就沒有法治。中國很多方面是權治或者人治。他們許諾要解決這些問題。這是過去五年中我所聽到的許諾。」
承諾是美好的，真正的兌現卻似乎遙遙無期。
「有的根本就沒成果。妳看法治方面就沒成果。如果法治有成果，我們應該能看到，老百姓能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丁學良感歎，「但我們看不到這個。」
「法治不是給有權力的人。有權力的人要用權來保護自己，沒有權力的人才要用法律保護自己。看法治有沒有進步，要看這個社會最最弱勢的人，能否通過法律程序，保護自己的利益。」
不談法治，談經濟改革吧。丁學良認為，要市場力量發揮決定性作用，「也只做了一點點，後來也沒做下去。這是他們自己許諾的，是他們通過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跟全中國、全世界許諾的。但我們沒看到多少實際的進步。Very sorry，very sorry.」
丁學良曾在書中指出，阻礙中國邁向新模式的深層次原因，是「特殊利益集團」，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當權者。記者問，作為統治階層，有什麼動力能迫使他們實現這些許諾？丁學良攤開手：「就是啊！我只能講，中國社會的壓力，國際市場的壓力。」
「特殊利益集團自己不會去改革，必須要有壓力。就像要改變歧視女性的事情，男人會自己去做嗎？男人不反對就不錯啦！」
「也許中間少數人，覺得這個壓力夠大了，應該要做，也許有一部分人就覺得，這個壓力還沒到那個地步，還可以再耽擱一下。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讓法治進入中國的社會，這傷害一部分當官人的利益，那他們就算算：這事能不能推遲幾年呢？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丁學良認為，國內經濟動力不夠，壓力逼使統治階層引進國際競爭；而讓更多國際因素進入中國，可以制約特殊利益集團。「如果能夠讓全球化、國際化要素進入中國大陸，就能產生更多競爭。當年中國大陸參加WTO，就是這個意義：它覺得國內的改革，已經動力不夠，必須加進國際的競爭，然後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越是開放，越是自由程度高，特殊利益集團受到制約就越大。」
但這個國際化，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調節。「政府可以把門開大一點，也可以把門開小一點。」
靠國際化壓力，讓特殊利益集團實現關於市場經濟和法治的承諾，未來五年，會有這樣的改變機會嗎？丁教授說，他不知道。「有期待，有希望，沒把握。過去幾年，（共產黨）曾經給過我們希望。但實際上，在一些領域裡，走的卻是反方向 — 比如把維權的律師給抓起來。這是不對的。維權律師，他們就是要落實法治。」
* * *
在縫隙中尋找機會：不「另起爐灶」，仍有空間的黨內民主？
是否不改變一黨制，就沒法改善中國模式？論及此處，丁教授顯得有點激動起來。
「我不同意這點。」他說，黨內最保守最不願改革的人，與那些最鼓吹改革的人，在這一點上是「兩極相通」的：只要一改革，共產黨就會下台。這對共產黨是危機信號，本可改革的事情，因此會擱置免談。
「反對改革的人裏，最狠的，是把任何改革倡議，都粘到共產黨一黨制上。他只要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什麼事都不能談了。而很多提倡改革的人，出於相反的目的，卻得到了同樣的效果。」
「我要講的話，很多人都會討厭我，但很抱歉，我得說，妳們這些人，是很真誠的，為了民主、為了自由。但妳們的思路，跟共產黨中最保守的人一模一樣：把所有的改革，都和共產黨執政這事粘在一起。只要粘在一起，甭改革了。我們小時候就是這麼過來的，總有人說只要改一點，共產黨就要下台。」
丁學良堅定相信，在一黨領導之下，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改進的。
「並不是所有共產黨一黨領導下的國家都一模一樣。北朝鮮能和中國一樣嗎？古巴、越南、老撾、柬埔寨，在此前有蘇聯，東歐十幾個國家，能和中國一樣嗎？當然不是！同樣在共產黨的體制內，還是有很大的空間。」
丁學良認為，在不觸動一黨制前提下，對經濟、法治，甚至一部分行政系統，都是可以改的。「而這些改革本身，並不會馬上導致共產黨下台。頭腦簡單的人，或者那些嚇唬人的人，才會這麼說。這就叫做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一千年以前的規矩不能動，一動就完了。」
如何在不觸動共產黨統治同時進行政治改革？丁學良曾給出一個答案：黨內民主。要在每年召開的兩會上，能夠對本級行政部門的預算和人事編制進行公開討論、辯論、質詢和表決。
「我這些建議，都建議了多少年了。這不是要拿美國英國的制度，來代替共產黨制度。我是在共產黨的體制之下跟妳講。這些方法，共產黨已經有，但它後來拋棄了。所謂黨內民主，其實有很大的空間。比如我講每年黨代表大會，在縣一級實行海選，一個縣也不是很大，大家都互相了解，最壞的人就被選下去了。它只要把這個辦法拿起來，共產黨內部很多問題，就不至於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到中央黨校做調研時，黨校的教員講，大部分黨員是願意走這條道路的。因為大部分黨員都覺得，只要這條路開了，好的黨員能選上去。我並不是要多黨制，這個太遠了。」
丁學良說，無論是否統治階層的人，都要去嘗試改變。「控制開關的有些人，也會在有些事情上，不同意這個開關。很多的改變，就是這麼來的。所有人都要想辦法去做，然後某一天，才能出現這個可能性。否則這個世界永遠不會變。今年的世界之所以跟以前不一樣，就是因為有些人在試，不管什麼制度底下。只要有人試，就會有更多的人去試。總會有一點可能性。」
統治階層的人也會去嘗試改變嗎？「胡耀邦也是統治集團，趙紫陽也是統治集團。他們是黨的總書記呀！他們不是民主黨的人士呀。」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已經走進第68個年頭。研究多年，丁學良說：「我們這些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國能夠越來越遠地離開黑色地帶，走向白色地帶。這個改進的空間是足夠大的。每往前走一步，都是一個進步。」
「我永遠認為這個世界，只要嘗試，永遠有希望。」
文 / 楊子琪
【註1】在胡耀邦的推動下，1978年，在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首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被公開發表在《光明日報》上，引發了全黨和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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