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偉豪（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
（編按：本文是作者為陳思賢 (Kenneth Paul Tan) 新書《新加坡模式 — 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所寫的導讀。）
很高興有機會為陳思賢教授所著之《新加坡模式 — 城邦國家建構簡史》繁體中文版寫序，實是萬分榮幸。陳思賢教授是我的好友，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副教授，更是學院的創立功臣之一，曾任學院的副院長，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書譯者鄺健銘先生先後是我和陳教授的學生，他先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及後再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因此我對這本書有份外深厚的感情。
我對《新加坡模式》一書十分欣賞，誠意推薦給大家，但這並非純粹基於上述的情感因素，而是這確是一本短小但精要的好書，強而有力地介紹何謂「新加坡模式」，更讓我們了解到它的侷限，及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新加坡模式》—— 極具本土情懷的「新加坡模式」研究
陳思賢教授是新加坡研究的權威，我和他的相識也因此而起。香港研究及有關香港的比較研究， 一向是我的主力研究範圍之一，而香港和新加坡一向是在研究及政策上互相比較的對象，因此當我在數年前得知陳教授會在學術休假期間到訪香港，便慕名邀請陳教授訪問中文大學，以「新加坡模式」為題辦一場學術講座。
在講座上，陳教授的分析給我一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驚喜和震撼。我過往接觸的不少傳統新加坡研究，均是離不開吹噓新加坡的成就，歌頌新加坡模式的自我陶醉和陳腔濫調，欠缺了學術上的嚴謹、執著和批判思維。但陳教授卻完全不同，使到我們可以在毫無遮蓋和掩飾的情況下，真實地零距離了解新加坡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當講座結束後，我立即上前對他說：「你是我認識最具批判性的新加坡學者，而這也是我聽過有關新加坡的最佳講座。」
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新加坡人，在演講的過程當中，陳教授不時散發著對新加坡的強烈感情。他深愛著自己的國家，對「新加坡模式」的批判，也只是源於愛之深而責之切。這也使我產生了無比的共鳴，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亦同樣對香港有一份愛之深而責之切的感情。因此，我和陳教授就仿似處在「平行時空」，只是他在新加坡，我在香港。若大家角色及命運互換的話，也會在同樣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
「新加坡模式」之祛魅
在有感而發下，就讓我以「平行時空」為主題，把《新加坡模式》一書的內容，聯繫至香港和中國的發展之上。首先，在「平行時空」的概念下，已沒有最好和最優越的模式這回事，學術界也不再認為「新加坡模式」是最理想或唯一的模式，及視之為所有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目標。
事實上，過往很多以經濟發展為主調的模式已成為了神話和泡沫，不是幻滅，便是爆破。它們變得過時和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在後工業化（post-industrialization）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年代，舊有的模式不論過往是如何成功，卻已不再是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而更重要的是，在後現代化價值（post-modernization values）的普及下，經濟增長往往只是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甚至在新世代和年輕人的眼中，有許多其他的目標如環保、民主、公義和自由，遠遠比盲目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更值得爭取。
以上的看法不是否定過往的一切及上幾代人的努力，而是時移世易，社會已比從前變得更複雜又多元，並且必須建立國際網絡和全球化定位。相反，過往的世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格局）相對簡單和單一。當時，在戰後百廢待興，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便成為了不少國家 —— 特別是較為年輕的國家，包括剛脫離殖民地身份而獨立的新加坡——的首要工作。國家建設的工作範圍，自然離不開兩個主要任務：第一，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價值；第二，透過推動經濟增長（economic-growth），擺脫貧窮，走向富強。
在這個情境下，便誕生了當時在亞洲甚為流行、學者莊遜（Chalmers Johnson）所指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在不同程度採用這模式的情況下，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更取得了驕人的經濟成就，在上世紀的七十至九〇年代，被稱之為「亞洲四小龍」。值得留意的是「發展型國家」的模式，並非只是屬於國家建設中有關經濟發展的任務，對於另一大任務，即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及價值是同等重要。而當時的「亞洲四小龍」（包括現時已民主化的台灣與南韓）也是屬於獨裁的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state），而「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成就便正正是這些威權政體的管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來源。用已故的比較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用語，這些國家的合法性均是建基於表現（performance）之上，而非用民主制度，來選出自己領袖的程序合法性（procedural legitimacy）。
四小龍的經濟奇跡背後，更帶有一個政治上的神話，這個神話，以香港和新加坡尤為關係密切， 便是它均違反了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下的基本法則，及西方的經驗。即是在經濟工業化下，沒有民主政體，但卻能維持政治穩定。背後的秘密和如何建立國民的身份價值息息相關。
「新加坡模式」的發展瓶頸
在「發展型國家」模式下的國民身份和價值認同，是充滿矛盾和諷刺的。如前所指，國民一方面要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成就感到驕傲和優越，從而建立認同和管治的合法性，但同時要接納及擁護一個並非由自己選出來的獨裁政府，並且犧牲不少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當然，在這些國家的當權者， 會非常努力地建立一套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這包括了陳教授在書中所說的「新加坡故事」（Singapore Story），強調威權政體是唯一通往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的道路，以洗腦的方式加強自己在國民心目中的統治合法性。
這個做法，看似聰明，希望透過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途徑，鞏固和永續當權者的管治。可惜， 這同時也成為一種自我制約，無形中在統治者和人民之間構成了一種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統治者為自己可繼續享管治權設下條件，也因此埋下「發展型國家」模式日後破產和崩潰的伏線。如前所述， 這些模式的末日，是來自新經濟下失去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及社會已失去以經濟發展作為唯一共同目標的共識。《新加坡模式》一書，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為我們帶來了新加坡的故事和經驗。
同為城邦但分道揚鑣的新加坡與香港
同是四小龍之一的香港，背景和新加坡相似，同是一個城邦（city state），人口多而缺乏天然資源，處於大國之間的夾縫，但基於種種原因或陰差陽錯，面對相同的發展難題卻有不同的回應，成為了既相似又不同的平衡時空。
例如，因新加坡是獨立國家，可以光明正大地建立國民的身份，但因香港在九七前只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獨立不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選項，所以香港人在經濟起飛下的身份認同，在回歸中國前，也只是建立於經濟的優越性上，而非一個有共同價值而又獨立於中國的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這亦導致鄺健銘在《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中所指出的，新加坡與香港在管治上的定位不同，前者是一個完整的國家，香港只是一個特區。直至近年，在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失效，一國兩制步向名存實亡，本土思潮及由年輕人帶領的社會運動急漲下，一切才有翻天覆地的變改。
「新加坡模式」與「中國夢」
在平行時空下，「新加坡模式」雖然在新加坡代表著過去多於將來，但在中國，它卻曾經是理想的未來管治模式的想像。因為它同時擁有中國政府想要的三大元素：後工業化下的經濟（包括了金融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政治的穩定，以及最重要的，在一個較開放的政治制度下，仍然能夠保持一黨專政。《新加坡模式》一書對於這個「中國夢」的最大啟示是，以上三者可以持久地和平共存，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說法。更諷刺的是，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再度倒行逆施，在經濟上更集權，在政治上更極權。
香港和新加坡的最新發展，仍有很多互相借鏡和影響之處。香港現時由反送中所引發的「流水革命」示威浪潮，對香港的管治者而言，這反映出缺乏新加坡式的精英和廉潔管治，只會帶來權力腐化， 激化社會的強烈反抗。對新加坡的管治者來說，這也是一個警號，長期的政治保守與社會控制，在一個對外開放的全球化城市，年輕人與社交媒體主導的年代，是否仍然可行？這亦是書中所提出的重大問題。因此，這是一本極具啟發性，和值得我們去深思細嚼的好書。書中所觸及的不只是新加坡的經驗和故事，更是整個東亞先進經濟體系的縮影，可作為自我反省的一面鏡子。
（陳思賢著，鄺健銘譯，《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於台灣各大書店﹑香港序言書室與誠品﹑新加坡草根書室﹑馬來西亞有店有售，讀者也可在網上訂購。▍博客來 ▍誠品 ▍三民 ▍讀冊 )
// ... 陳思賢教授是新加坡研究的權威，我和他的相識也因此而起。香港研究及有關香港的比較研究， 一向是我的主力研究範圍之一，而香港和新加坡一向是在研究及政策上互相比較的對象，因此當我在數年前得知陳教授會在學術休假期間到訪香港，便慕名邀請陳教授訪問中文大學，以「新加坡模式」為題辦一場學術講座。
在講座上，陳教授的分析給我一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驚喜和震撼。我過往接觸的不少傳統新加坡研究，均是離不開吹噓新加坡的成就，歌頌新加坡模式的自我陶醉和陳腔濫調，欠缺了學術上的嚴謹、執著和批判思維。但陳教授卻完全不同，使到我們可以在毫無遮蓋和掩飾的情況下，真實地零距離了解新加坡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當講座結束後，我立即上前對他說：「你是我認識最具批判性的新加坡學者，而這也是我聽過有關新加坡的最佳講座。」
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新加坡人，在演講的過程當中，陳教授不時散發著對新加坡的強烈感情。他深愛著自己的國家，對「新加坡模式」的批判，也只是源於愛之深而責之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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