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出版社本月出版了朱利安·格維茨(Julian Gewirtz)的《不可能的合作夥伴:中國的改革者、西方的經濟學家和全球化中國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當然,除此文,故事還很多的....."學者格維茨著書,回溯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開放產生的鮮為人知的影響。他指出,習近平治下中國愈發封閉,可能付出高昂代價。"
......你曾經指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宣傳對西方觀念和價值觀的抵制。從你所研究的歷史出發,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
習近平的政權採取了讓人極為不安的措施,把學術、媒體、職業領域和社會許多方面封閉了起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採取這些政策的代價可能會很高。在過去的40年裡,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交流不只是在經濟商品和服務領域,也體現在經濟觀念上。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觀念所持的開放態度,給中國追求更大財富和權力的努力帶來了極大的益處。
沒有這種開放,中國將錯失鄧小平和他那個年代的改革者認為對中國的成功至關重要的交流。最糟糕的是,它會加劇中國內部在思想和政策制定上的寒蟬效應,會在急需實驗和創新的時候對它們形成阻力。
習近平最近在達佛斯論壇上的講話將中國描繪成一個新的「開放」與「全球化」捍衛者。但實際上,中國領導層沒有在鼓勵中國人對外國觀念持開放態度。中國的經濟對國外投資的開放程度仍然遠遠低於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唐納德·J·川普和他提名的人,尤其是首席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中國發出了嚴厲的指責。在這方面,歷史上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借鑒?
近代歷史顯然證明,早該採取更強硬措施,以糾正經濟不平衡,尤其是美國企業經歷的無法進入中國市場許多領域的情況。但最糟糕的情況是採取一系列極端的措施,演變成一場對彼此都具有災難性的貿易戰。美國應該試圖糾正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和破壞穩定的安全挑釁,同時投放力量,維護它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和價值觀,但不是以一種將中國妖魔化或破壞兩國重要合作的方式。
即便在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後,美國也應該試圖在亞洲地區經濟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但不是本著將中國排除在外的目的。幾乎所有重要的全球問題,都需要美國與中國協作才能解決,我們兩國的繁榮依然休戚相關,儘管川普總統的圈子裡有人持不同看法。
支撐美中關係的一個基本假設一直是,開放和互聯一般會帶來穩定與繁榮。川普政府似乎在從根本上挑戰這一點。在討論中國日益收緊的環境時,我覺得如果不承認美國在開放和互聯的承諾上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將是個錯誤。所以我們在向全世界宣傳這些價值觀的同時,也必須在國內為它們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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