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first praises a hard-hitting film about pollution in the country, then tries to stop people talking about it.
何清漣:社會共識完全破裂：從柴靜紀錄片的遭遇說起
02.03.2015 11:44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柴靜關於霧霾的專題紀錄片《穹頂之下》，是一部不錯的霧霾科普片，如果說數據之類讓觀眾不能產生直觀印象，那麼當她談到自己找北大實驗室主動要求當實驗者時，研究員告訴她這個實驗沒法做，因為實驗時要設一個倫理安全值，結果是實驗室的空氣比外面要好。這個細節，足以讓中國人清晰地認識到自身生存環境的危險性。
國人共享一國空氣，無人能夠逃避。在社會共識嚴重破裂的今日中國，這一問題本應最容易達成社會共識，但對柴靜紀錄片的相關討論，表明中國社會已完全無法取得任何社會共識。
陰謀論與變相維穩論
各種指責很多，一條被做成圖片廣泛轉發短文是陰謀論的代表：“柴靜的紀錄片表明官方已經可以熟練利用互聯網輿論進行官民互動，是好事。片子傳遞出的價值觀，也是好的。片子也是好片子。 有人為柴靜的未來擔心，那真是沒看懂整個故事的情節： 1、新環保部長剛剛上任。 2、視頻一出，人民日報等官媒力推。3、多位現任官員在片中接受采訪。4、反腐矛頭已經對準兩桶油。5、之前網傳兩桶油要合併。6馬上要開兩會了。”
陰謀論盛行，最強烈的意見是：柴靜背後有支持力量，她是當局要利用她來打擊周永康的一顆棋子。中石油、中石化的產品造成污染，其實是個老問題。多年來各地民眾反抗的PX項目，基本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參建的。潘岳當年批評大型國企石化所建項目不少高污染項目，且建在江河旁邊，是造成水污染的元兇之一。但霧霾的出現，據說有汽車尾氣、工業污染排放、冬天取暖用煤、農村燃料種類等多種原因。因此，說《穹頂之下》是對準兩桶油而來，實在算是超級發揮之論。
有人進一步發揮說，從不報導污染事件的官媒這次大規模介入，足證這部片子是陰謀。這更是誤會。近30年以來，中國官媒及各種市場化媒體，因身份與受限制級別不同，在政治與社會問題上取捨偏好有差別，但在環保問題上因為擁有一定程度的報導空間，幾乎都比較努力。中央級媒體因為不受地方政府管轄，相對更有優勢，因此在揭露地方環保缺失上能夠做得更多。當年“太湖衛士”吳立紅在一段時期內能夠堅持下來，就是因為得到全國眾多媒體的支持。還有人指責說為什麼柴不報導土地污染及水污染，偏偏挑空氣污染？我告訴她，土地與水污染報導很多，僅舉一例，2006年中國官方投入十數億，做了個土地調查，一直以事涉國家機密為由未公佈，最後在媒體壓力下，於2014年4月公佈了數據，即1/5的耕地受到嚴重污染。財新網做了個系列報導，《大國土傷》 ；《上篇：一份遲來的報告》；《下篇：鎘禍沉重》。
柴靜的遭遇說明再無任何社會共識
知情權其實是民眾的基本權利之一。幾年前，當潘石屹將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空氣數據在微博上公佈之時，人們發現自己被騙時很憤怒，紛紛要求環保局公佈空氣數據真相，為此還引發了中國外交部指責美國幹預中國內政，不應該公佈空氣數據。當時人們認為，土地污染、水污染有地域性，導致民眾的關心程度不同，只有空氣是人人必須呼吸之物，因而也最容易達成集體行動。幾年過去，攝製霧霾紀錄片的柴靜遭遇“變相維穩”的評價，從社會學角度解讀，只能說中國社會利益分化極端嚴重，已經不可能再形成任何全社會共識。尤其是被嚴重邊緣化的社會群體，目前已經有了“張獻忠意識”，即不屬於我的國家，早爛早好。在統治集團與這個群體之間，已經形成“你之機會，即我之不幸；我之災難，即你之狂歡”的極端對立局面。
至此，柴靜紀錄片涉及的霧霾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因為治理污染是個需要長期投入的巨大工程，被中國現代化列車甩落的群體已經不相信政府，也沒耐心再等待下去。夏朝末期，君主夏桀殘暴不仁，並將自己自比太陽，生存艱難的老百姓指著太陽罵：“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但這只是洩憤時的語言，因為事實是，王朝必將滅亡，人民還得繼續生活。本朝的特殊問題是：新舊鼎革後，中國已經沒有社會重建的資本，生存基座即生態環境已經遭受巨大破壞。
為了闡述以下的觀點，我先聲明，對於中國污染的政治責任問題，幾乎是我每篇涉及國土生態的文章都會談到。最近一篇是《中國污染的共犯結構——中國2013“經濟改革”的焦點（2）》
民主化並不能讓環境問題自動解決
柴靜紀錄片引發的維穩論，背後涉及的是一個問題：現在促使中國政府治理環境，只會延長中共統治壽命。環境繼續被糟蹋，會加速中共滅亡，等民主化了再治理。
毫無疑問，中共總有一天會退出歷史舞台（這一天也許在10年、20年或若干年之後來到），後中共時期的政府（假定是民主政府）如何面對這筆由中共遺留下來的巨大遺產，才是真正的問題。與權力對應的是責任，這份遺產除了統治這塊土地的權力之外，還有水陸空立體污染的生態系統，污染引發的人體健康問題（每天正以8550人的速度產生癌症病人，以及各種因污染而造成的疾病），數量龐大的失業人口。這些問題並不因民主化就自動解決，能否解決好直接關係到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信心。
中國的污染有製度成因，這我在《公地的悲劇（一）中國人飲水早已不再安全》裡已經談過：一項資源或財產如果有許多擁有者，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使用權，但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使用，從而造成資源被過度使用，逐漸枯竭。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都是“公地悲劇”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劇”，是因為每個當事人都知道資源將由於過度使用而枯竭，但每個人對阻止事態的繼續惡化都感到無能為力，而且都抱著“及時撈一把”的心態加劇事態的惡化。
假定將來中國民主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了，污染並不會自動消失，一是要解決污染增量，這可以通過社區自治、公眾參與、法治、自由媒體及政府監管等來解決；二是清理污染存量。即使控制住污染增量與人口規模，政治穩定，經濟正常發展，這也將是一個長達百年的持續投入過程。
以中國的現狀而言，空氣可能是最好治理的部分，APEC藍與奧運藍的出現，證明只要控制與改變中國人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如工廠停產、機動車限制進城等，是可以做到的。往好裡說，將來中國可能會改變，往壞裡想，中國在經歷一次大的經濟蕭條之後，中國人的生產模式與生活方式將被迫改變。
難辦的是土地污染與水污染，二者密切相關，因為水的來源一是地下水，二是地面水會通過雨水沖刷流到水里去。所以治水得先治土地。這方面的投入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介紹日本經驗。之所以沒介紹美國經驗，是因為美國是通過化學作用加上自然淨化，歷時長達30-50年，中國沒那麼多土地可以閒置這麼多年，也不可能投入那麼多錢，所以只能學習日本的換土法。即便如此，中國學習起來也非常困難，因為污染土地的數量是日本的很多倍。這我在《土地治污：中國學日本經驗之難》一文裡已經說過。
民主制只保證民眾享有選舉權與人權，但人權之一的環境權在中國的生態環境下不可能自動實現。所謂“公地的悲劇”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消費公地的人對污染環境都有責任，區別只是主從及責任大小問題。在此我借用劉業進【水知道我們的罪孽】做為本文結尾：“多年前汪丁丁寫過一篇文章《水知道你的罪孽》，與柴靜的觀察如出一轍。我建議柴靜下一個片子可以拍《水知道你的罪孽》。一切制度扭曲，一切價值觀誤導，一切信仰誤導，最終可以通過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每天飲用的水，我腳下的泥土，每天必需的食物，測量群體的罪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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