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2日 15:24 PM

澳門，“一國兩制”的典範？

澳門大學社會學教授 郝志東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使“藍天”變“綠地”的時候，在沒有明顯成果的香港“占領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澳門迎來了特區政府成立15周年的慶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蒞臨澳門參加慶典並作講話，嘉獎澳門政府，並對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中央能夠對澳門進行全面而有效的管治，而感到驕傲與自豪。

盡管習近平沒有就台灣和香港的政治發展表態，但是中央對澳門回歸15周年的重視、各家中央媒體對澳門的轟炸式贊揚報道，似乎是企圖將澳門立為“一國兩制”的標桿，要台灣和香港效仿。對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表彰，正好與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等中央領導人要對港人“再啟蒙”、要他們反思“一國兩制”以及香港與國家的關系相得益彰，都似乎是在說港台要向澳門學習。

那麽，澳門真的是像一些人所說的，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典範嗎？“一國兩制”在1980年代的確是作為統一港澳台於大陸的一個模式被提出來的。對香港和澳門來說，這的確是中央的一個聰明之舉。大陸實行社會主義，港澳實行資本主義，“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大家也都被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這是一個最佳的妥協方案。但是台灣從來沒有認同過“一國兩制”。即使是香港，由於人大常委會決定對特首選舉辦法的限制以及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一國兩制”受到港人的質疑，怕變成“一國一制”，所以才有了“占領運動”的發端，以及今後可以想見的持續抗爭。其實香港的抗爭，可以看作是在維護“一國兩制”，而澳門的“成功”，則很難說是“一國兩制”的成功，甚至更大程度上，是相反的，為什麽這麽說？

經濟早已與大陸融為一體


從經濟上講，大陸和澳門其實已經融為一體。大陸是資本主義，澳門也是資本主義。唯一的區別是大陸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分較大一些，而澳門則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成分較大一些。至於大陸不可以設立賭場而澳門可以，其實不是兩地的主要區別。中央政府允許澳門設立賭場，主要是為澳門的生計考慮。澳門和珠海、深圳、香港、廣州相比，在工商服務等行業上，沒有什麽競爭力。另外，中央政府也可以利用外國資本在本國的影響力，為中國政府服務，就像當時美資幫助中國政府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一樣。

在經濟與政治上，全國一盤棋，澳門是一個棋子。在澳門的賭博業幾乎完全依靠大陸人的支撐的時候，情況就更是如此。所以說，從經濟上講，基本是“一國一制”，而不是“一國兩制”。這也無可厚非。

政治上“一國兩制”的成分還有多少？

在政治上，從錶面上看，大陸和澳門的確是“一國兩制”，在制度上有很多區別。澳門特首由一個400人所組成的特首選舉委員會選出。該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界別：工商、金融界（120人），文化、教育、專業界（115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115人），以及立法會、市政機構、澳區全國人大、澳區全國政協委員（50人） ，似乎有一些代表性。這和中國大陸國家和地區領導人的選舉辦法是不同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同界別的人們有權投票選舉地區領導人。立法會議員的產生和大陸人大代表的產生也不相同。澳門議員共33名，其中直接選舉產生14名，間接選舉產生12名，行政長官委任7名。而大陸人大的代表錶面上全是選舉，其實全是委任。所以制度設計上，大陸和澳門地區的確是“一國兩制”的。

但是實際上呢？實際的權力運行中，“一國一制”的成分可能要超過“一國兩制”。特首選舉沒有競爭，只有一位候選人，這和大陸選舉地區行政首長如縣長、市長、省長的等額選舉情況是一樣的。大陸參加選舉行政首長的人大代表基本不是由選舉產生。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也不是由老百姓選出，而是由各個界別的社團或其他領導人協商推薦，即使有選舉，也是走走過場而已，基本沒有競爭。在實際的運行上，澳門的特首選舉和大陸非常相似。多數澳門人無法參與特首的選舉。

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除了直接選舉的14人之外，間接選舉的12名委員由七個功能組別社團的大佬協商產生，所謂選舉也是走過場。在這七個界別內的其他澳門人是無緣參與選舉的。如果說在大陸是由黨來確定誰當人大代表，那麽在澳門，多數的議員也是由少數人決定產生的：12名間選議員由社團大佬決定，7人由行政長官決定。這和大陸是非常相似的，都是由少數人決定。所以說在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面，大陸和澳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樣的決策機制，只不過決定立法會議員的團體，大陸是各個省委領導，澳門則是社團和行政長官。至於澳區全國人大、政協代表的產生則更和老百姓無關。“一國兩制”似乎只能由澳門全體市民直接選舉的、占立法會少數的14位議員來代表了。

特別是在立法與行政的關繫上，大陸和澳門更像。大陸是由黨來主導行政與立法的，澳門則兩者都由行政長官來主導。也就是說，立法會自己基本沒有提出法案的權力。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議員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提出議案。凡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其實哪裡有什麽法案不是涉及政府政策的呢？所以，立法會提案在實際上必須先徵得特首同意，否則提了等於沒有提。立法會基本沒有提案權，只有審議權與監督權。如此一來，立法會就是沒有牙齒的老虎。這和大陸的人大與政協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於是，“一國一制”由此形成。這也就是著名的“行政主導”，和一黨專政其實沒有多大區別。

回歸15年來澳門社會結構和大陸趨同

澳門的社會結構不同於內地，也和港台有別。澳門以社團著名，在60多萬人的城市裡有6000多個社團。最大的社團是澳門中華總商會、工聯總會、街坊會、婦聯，以及為數眾多的同鄉會。當然也有一些學術性的團體，比如澳門學者同盟。澳門也有眾多的媒體，比如發行量較大的澳門日報等等。這些都是獨立組織，沒有黨的領導。所以大陸很不相同。

在澳葡時期，像商會、工會、街坊會、婦聯這樣的傳統社團獨立於政府，在實際上管理著華人社會。作為愛國社團，他們和殖民政府時有沖突。1966年著名的“12.3”事件，即是由於街坊會要擴建自己的學校在程序上和澳葡政府發生沖突所直接引起的。澳門中華總商會則扮演著殖民政府與華人社會之間的中間人角色。澳門回歸意味著華人當家做主，華人政府便是自己的政府，自己也成了政府的一分子，在行政會和立法會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對政府的全力支持，便成了“愛國愛澳”的題中應有之意。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就和內地的工會與婦聯一樣，變成了官辦民間組織，在行為方式上和大陸的社團非常相似。

當然他們也並非對特首施政沒有任何意見，但他們很少在公開場合出面批評特區政府的施政。各個傳統社團均已成為特區政府的利益共同體。

而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輿論監督也在不斷退化。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其實不少，但是追究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責任、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只有一兩家小媒體而已，而且都是周報。澳門的傳媒基本沒有深度報道，所以讀者很難知道澳門的水到底有多深。大陸是官方的新聞管制和審查，澳門則多數是利益驅動下的自律。這種情況已經使澳門在“民主監督”的社會層面嚴重倒退。

不過，澳門也有一些和傳統社團持不同意見的新興社團，如新澳門學社（政團），澳門良心（政團），澳門博彩最前線（工會）等社會運動組織，以及三到四位敢言的民主派議員（直選），也有比較敢言的教授，包括今年夏天被解聘的兩位教授。但這些抗爭社團與個人的力量單薄，並且面臨強大的壓力，兩位教授被解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們在澳門占少數，但他們是“一國兩制”的代表。沒有他們，澳門的“一國兩制”就會更加遜色。

顯然，很多澳門人對“一國一制”是有看法的。今年的5月25日就有兩萬人上街、幾千人包圍立法會，抗議似乎是為官員們量身訂做的所謂“離補法”，即“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導致特區政府撤回了法案。

上面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僅存的碩果。

總之，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層面，建立在較高程度“一國一制”上的澳門的“穩定”與繁榮，或許只是假象。

在台灣和香港“問題”頻頻發生的時候，澳門的穩定似乎讓中央感到至少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聊以自慰。不過這也許是暴風雨前的平靜。如果澳門的經濟滑坡（中央的反腐已經導致澳門的經濟主體博彩業收入持續半年大幅度下降）、通貨膨脹加劇、貧富懸殊擴大、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得更加渺茫、各種社會矛盾無法緩解，一旦有一個契機，發生大的社會動盪的可能不是沒有。多少年來中央的歷屆領導都告誡澳門政府官員要“居安思危”，要註意培養“愛國愛澳”的接班人，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問題的最終解決，“和諧”社會的最終達成，還是要靠社會公平的實現、政治體制的改革，包括特首及立法會的普選。哪怕是這次人大為香港所訂的框架，如果放在澳門，那將是很大的進步。希望香港的立法會選舉，也能更上一層樓。香港好，澳門才能好。香港澳門好，大陸才能更好。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民主是萬萬不能的。這似乎已經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都竭力主張過真民主、真普選。

俗話說，“維權就是維穩”，“無正義便無和平”。這些在整個大中華地區也都是真理。“一國兩制”一定要成功，或許最後的確應該是達到“一國一制”，但是這個“一國一制”是“一國良制”，即大家都是“民主制”。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