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The protests in Hong Kong fuel Taiwan’s distrust of Chin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formula supposed to guarantee Hong Kong's autonomy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was first devised for Taiwan. But it has never held much appeal there, and China's refusal to cede to the demands of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comes as no surprise. But the confrontation makes it harder to enthuse Taiwan about 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http://econ.st/1wO9jFq

【經濟學人】香港抗爭激化台灣對中國的不信任
許銘洲/編譯 2014-10-31 23:25

香港雨傘革命民主抗爭,深化台灣人對中共政權的理解(網路圖片翻攝)


本週末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表一篇名為「香港抗爭加劇台灣對中國的不信任」(The protests in Hong Kong fuel Taiwan’s distrust of China)專文,內容指出,「一國兩制」的公式,原本是中國為了捉住台灣民心的「精心設計」,不過,卻未能如其所料,引發台灣人興趣;正如港人也對這套制度不服氣,所以近來發起一系列的雨傘革命不滿抗爭。結果,火熱登場的雨傘運動,中共擺出一貫寸步不讓態勢,此一結局,一點也不讓人驚訝。專文指出,經過這場港人與北京政權的角力對抗過程,台灣人更加清楚明白,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統一議題,未來將會更加乏人問津了。

台灣總統馬英九從2008年勝選以來,已經將台灣的經濟與中國緊密聯結。中國的主觀願望的確如此,透過經濟控制,進一步導向未來的政治統一鋪路。專文指出,關於香港的民主訴求方面,馬英九確實比北京政權,擁有更開明態度。出生於香港的馬英九,表態支持當地的民主運動;還在雙十國慶表演場合上,當憲兵們表演嫻熟旋轉槍隻動作;女性舞蹈團也作出蝴蝶翩翩起舞的飛翔舞姿之際;馬英九則大聲一邊呼籲,要求中國領導人,應該讓香港成一個與大陸不同,得以進行民主改革的實驗場域。

台灣的民主進步黨,向來支持香港民主示威。早期該黨的黨綱,主張台灣人擁有宣布獨立權。近來,該黨立場上比較沒有那麼強硬,並且急於告訴台灣選民,自己也能與中國搞好正常關係。然而民進黨的支持者,基於長期為台灣民主打拼的精神,自然會同情香港的追求民主運動。

10月1日近5千位學生跟熱情民眾,在台北自由廣場,為遠在香港的朋友們打氣;且聲援符號,已將台灣的太陽花,改為一支支雨傘。專文指出,台灣學生,特別對於中國的蠶食進逼策略,感到憂慮。他們擔心,馬英九與中國之間所簽訂的服貿協議,會讓台灣自主性發展空間緊縮,會讓台灣淪為另一個香港。為此,台灣的學生在今年318發動「太陽花學運」,採取佔領國會方式,抗議政府與中國簽訂的服貿協議。

經濟學人專文內容觸及,台灣媒體對於香港雨傘革命的新聞處理方式。包括自由、蘋果、聯合在內的台灣3大報,皆大篇幅報導香港情勢,唯獨親中財閥,十億富翁蔡衍明的《中國時報》卻不太關注該議題。當香港警方用催淚瓦斯政擊學生時,《蘋果日報》用「香港正在哭泣」作頭版標題;《中國時報》卻絕口不提警察暴力行為,反倒全版大談棒球賽事。

經濟學人專文最後指出,中國當局的對台政策,目前不太可能大幅更動。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多位中共領導人,早就說過台灣問題不能一代拖過一代。對於這類對台具有威嚇性的政治喊話,目前與中國決策人士關係親近,台灣民主基金會政策研究人員蔡瑋認為,習近平目前面臨諸多棘手的外交問題,所以對台灣問題處理,將分身乏術。香港、南海、東海等問題已經讓中共夠忙了;畢竟,對於台灣問題,習近平還是得繼續等待。

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

陸生 共諜 國特(江春男)

陸生 共諜 國特(江春男)

 
半年前,美國和德國關係超尷尬。史諾登揭發美國國安局在德國的活動,引起軒然大波,梅克爾發表聲明要求美方解釋,並派專使前往華府表達抗議,但後來情勢出現大逆轉。
德國人很快就發現,原來他們的情報局和美國國安局一直密切合作。原來再友好的國家之間,可能也有互相刺探的情報活動。政府養那麼多情報人員,總要找點事做,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跟國家利益不一定有什麼關係。
最近,《環球時報》指控台灣情報人員策反在台念書的陸生,有人氣得跳腳,急著澄清,擔心破壞兩岸和平好事。但更多人私下感到欣慰,原來馬政府也有人在做事,並不是那麼傾中。
說起來好笑,以前台灣擔心陸生,有計劃地滲透,收集台灣情報,大陸配偶不認同台灣,會變成第五縱隊。
現在剛好反過來,中共擔心在台陸生,會被我方吸收,鼓勵他們回去報考公職,變成幹部,為我所用。
理論上都有可能,但台灣是開放社會,資訊公開,政黨輪替已成常態,而中共實行政治控制,壓制新聞言論,對外部勢力杯弓蛇影,怕思想污染,怕和平演變。兩者相比,中共比台灣更需要擔心。
不過,人不是植物,心靈會成長,思想會改變。中國每年有十多萬留學大軍,他們在西方受到的衝擊,遠比在台陸生更大,這些留學生早晚變成海歸派,成為中共骨幹,與外國勢力掛鉤,從內部改變政權,這是天要下雨,誰也擋不住。 

馬政府該謝《環時》

當年,劉少奇、江青和張春橋等人,都被按上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國民黨對此喜不自禁,因為他們不知自己有多厲害。這次,《環球時報》大方地肯定我方的情報人員,他們也許當之有愧,但是這篇報導有助馬政府的形象,馬應賜予感謝狀。 

美研究者:發現代號“Axiom”的尖端中國黑客組織

美研究者:發現代號“Axiom”的尖端中國黑客組織
美國安全專家近日稱,發現了一個極為尖端的中國網絡間諜組織——該組織針對的不僅僅是美國和西方政府,也包括中國境內、境外的異議人士。
Symbolbild Multimedia Auge Cyber​​war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一周前、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來北京兩週前,這一消息先到來了:在一家安全公司週二(10月28日)發布的報告中,研究人員稱識別了一個代號為"Axiom"的中國黑客組織。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該黑客組織的竊取目標是那些有利於中國海內外政策的情報,其活動集商業、外交間諜活動和監控異議人士於一體。報導稱,Axiom似乎是目前已知中國黑客組織中"最尖端的"。
美國聯邦情報局也在本月的一份工業預警文件中表示,Axiom的活動比人民解放軍的61398部隊還要復雜、尖端--總參三部的61398部隊去年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網絡戰部隊", 其中5人今年在美國被起訴
另外,《華盛頓郵報》報導強調,與61398部隊不同,Axiom的工作重點是對異議人士進行監控,同時也進行工業間諜、竊取知識產權。
中方回應:"中國才是受害者"
Wachsende Gefahr von Hacker-Angriffen
就這條新聞,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耿爽在郵件中向《華盛頓郵報》稱:"根據以往經驗判斷,這類報告、指控通常是編造的。"據報導,耿爽在郵件中重複了北京的立場,稱網絡犯罪在中國違法,並稱政府已經竭盡所能打擊這類活動。他還稱,"依據斯諾登洩露的情況,中國才是這類攻擊的受害者"。
在過去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多次表示受到來自中國的黑客攻擊,並起訴了中國的5名軍官。不久前的10月初,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在接受美國CBS電視採訪時稱,中國"正在對美國進行網絡戰",幾乎所有美國大企業都被列為目標,而這些攻擊對美國造成巨額損失。
對於指責,中方做出大量回應和反擊,提及NSA竊聽等事件,稱美國"賊喊捉賊"。
報告直指中俄政府
據法新社報導,美國在本週二發布了兩份不同的安全報告,兩份報告均表示,中國和俄羅斯政府可能是美國等地發生的大量網絡間諜活動的幕後指使。
Datenklau Hacker Angriff Computerkriminalität Symbol
兩份報告均表示,中國和俄羅斯政府可能是美國等地發生的大量網絡間諜活動的幕後指使
其中一份是安全公司FireEye發布的有關Axiom的報告。另一家安全公司Novetta Solutions的報告則表示,"Novetta有中等至很大的把握,Axiom是中國情報機構的一部分"。
FireEye的報告還稱,長期攻擊美國國防承包商、東歐國家政府、歐洲安全機構的黑客活動"可能是俄羅斯政府主持的"。報告稱,代號"APT28"的黑客組織的關注點似乎不是為獲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竊取,而是那些政府有用的信息,並稱該組織自2007年就開始了間諜活動。

DW.DE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蘋論:台灣雖有問題卻沒災難;中國法治結果為零

蘋論:台灣雖有問題卻沒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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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化之後,變成一個「雖然有問題,卻沒有災難」的國家,儘管競選的爭吵不休,選完就沒事。習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人,懷念秩序、威權、效能的人,慢慢會發現民主的好處,那就是真實自由所導致的創意、多元、尊重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生活多采多姿,而且隨一己之意過自己選擇的生活。在這裡,政府是屬於人民的;而非人民是屬於政府的。

中共操弄民族主義

中國共產黨在本月20到23日召開4中全會,核心議題是「依法治國」,主要精神是:在黨的領導下「依法」、「依憲」治國,內容包括依法行政、司法體制改革、推進反腐制度設計、規範約束權力運行等。
「蘇東波」崩潰後,中共甚為恐慌,緊抓社會控制,穩定壓倒一切,提倡民族主義,所有共產主義理想全泡湯,就像大衛.雷姆尼克在其巨著《列寧的墳墓》中所感嘆:「在極權政體之後,民主與自由的海洋將會到來,但卻通往民族主義。」因只有民族主義才能馴服各種力量,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白,達到鞏固政權的最高目的。中共質變後操作民族主義,也為鞏固政權。
習近平主張法治,足見他比前些任有自信。中國自毛澤東起,沒有領導人敢提倡法治,因為會出現「法大還是黨大」的質疑、稀釋黨的全面威權領導、法治也會引發漣漪效應,人民跟著會要求法治的配套軟體──民主和自由。中共推動鳥籠法治(籠子是共產黨)已經很大膽了,絕不可能開放民主自由,一旦開放民主,官訂的歷史馬上被質疑,將造成歷史的潰敗,就如雷姆尼克引蘇聯歷史所說的︰當記憶不再被禁錮,歷史不再是黨國的武器時,黨國必然毀滅。

鳥籠法治即等於零

中共設計的鳥籠法治是取法新加坡,但新加坡有起碼的民主問責制度,執政黨雖一黨獨大,但有在野黨、也有真普選。中國只要堅持黨大於法,就沒有真正的法治。法治的定義在於︰獨立的司法、只能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議員負責立法、行政權尊重司法並信守分權制衡的原則。以上3要件相乘等於真正的法治。相乘的意思是只要一項為零,其結果就為零。中國3項前提都是零,法治結果當然就是零。 

評頂新案 徐斯儉︰馬政府透過買辦 與中國政治交易

《星期專訪》評頂新案 徐斯儉︰馬政府透過買辦 與中國政治交易

2014-10-27
記者鄒景雯/專訪
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徐斯儉指出,我們的領導人所率領的這個政府,我不理解是為了什麼原因,是馬習會?或是他心中的歷史定位?他正在透過買辦,透過對方黨國資本主義的模式及力量,在與對方的政府進行一些政治上的交易。
  • 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徐斯儉(記者張嘉明攝)
    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徐斯儉(記者張嘉明攝)

中國以商圍政 政府毫無阻攔

問:你如何觀察,頂新黑油風暴過程中,盡揭國人眼前的台灣內部政商關係、乃至兩岸政商結構的問題?
徐斯儉:這事要從太陽花運動說起。太陽花不僅僅是學生運動,針對反服貿協議這個議題,從去年就已經開始,醞釀了很久,三一八之前,有幾十個NGO還在籌畫一個靜坐。當時,我曾經表達我個人的看法,說明我們所反對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貿易對象、正常的市場國家,而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我們與這樣一個國家簽協議得小心。但現在才發現,情況不僅僅是這樣,遠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
我們的領導人所率領的這個政府,我不理解是為了什麼原因,是馬習會?或是他心中的歷史定位?他正在透過這些買辦,透過對方黨國資本主義的模式以及力量,在與對方的政府進行一些政治上的交易。這政治上的交易,既有為兩岸關係的,也有為他自己國內權力的。如果竟然是在這樣的政商基礎運作下來談服貿,那比我們原來想像得更加可怕。箇中所揭露出來的圖像,與我們在太陽花運動時,單純地擔心中國不是一般經濟體,後果還要嚴重。
太陽花之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到台灣訪問,整個過程呈現在大家眼前,似乎是企圖對他們在台灣培養的人脈做直接指揮,這是在視察與驗收成果嗎?其行徑非常誇張。我們的政府是睜一眼閉一眼?還是失控?或是一開始就不想掌控?這真是荒謬,世上哪有一個主權國家是這個樣子的!
政府無能的部分,我們就不講了,而政治經濟的後果則不能不關切。事實就是:中國透過採購,早就經營布置自己在台灣的商人與社會各界的人脈,所謂「以商圍政」,對方是具體在操作的。他完全繞過我們台灣政府,自己去動員商人,去與他會面,中國政府官員來台做出原定計劃以外的事情,政府也毫無阻攔地讓他們這麼做。以我的理解,過去的政府並沒有出現這樣的現象,這樣的現象是在馬英九執政後才迅速出現的。如果我們的國家和軍方還是以對方為假想敵,這樣合適嗎?我們的官員可以在中國做同樣的事情嗎?這是完全不對等的。

馬押寶對岸善意 掏空台灣民主

所以,這件事有好幾個層面,第一個層次,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市場經濟,它有很多不對等性,包括市場規模懸殊、法治不透明、壟斷嚴重、政府說了算。中國政府讓你進入中國市場,要不,把你當作政治工具,要不,在學你的技術。例如最近對台灣半導體挖角的狠勁,最終目的都在為它所用,一開始讓你在大陸發展,只是第一個階段而已。第二個層次是,中國進入台灣,操作台灣的內部,無論是培養依賴中國市場的台商,或是在台灣發展政商人脈。第三個層次是,我們的政府,透過這些台商的複雜政商關係,與中國進行連結,影響我們的政策,掏空我們的民主程序,這是尤其恐怖的。
把這三件事情加起來,現在回頭檢視太陽花的行動,不但是對的,可以說還太客氣了。當時的目標僅僅是在要求服貿這件事,以及其在國會通過的民主程序而已。兩相對照,我們設定的目標豈不是太謙虛了?我們難道不應該追求更徹底保護台灣民主的目標嗎?
問:相對於中國的行動,你對台灣政府的忠告是?
徐: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及其領導的政黨,可以透過這種做法與對岸連結,而後把自己的歷史定位,完全押在對岸的善意上,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必須思考對方憑什麼平白給你好處?何況它現在還沒給。對方要的價錢可是很高的,你是付不起的。而我們又怎麼知道,政府有一天會不會違背多數人的意志,就付了這個價錢,若是如此又該怎麼辦?所以不要再說什麼少數人在阻礙兩岸關係,或者說什麼逢中必反了,現在看到這種情況,若還不擔心,就不正常了。這種畸形的兩岸關係,是讓人難以忍受的。
試想,如果有一天,中國官員跑到一個美國商人辦公室,把歐巴馬政府官員叫去,竟然還是為著該商人在打通關,甚至還扯到該商人之前有多少政治獻金,美國的政府與國民可以忍受這種事情嗎?如果,所謂最講究清廉的人,真做了這種傷害國家利益的事,這不是對所謂的清廉這個政治信任最大的傷害嗎?
頂新購買一○一是個象徵,也就算了,頂新還在買中嘉,想要進軍4G,這是對媒體和傳播進行滲透影響操作,是會影響言論自由的。現在台灣已有很多言論自由被侵蝕正在發生,某些電視台在一些地區是上不了頻道的,這些都已顯現出中國運作的影響了。這些遊走兩岸的政商集團,為何可以在中國享有這麼大的市場份額?當然要共產黨允許。而共產黨為什麼給你這麼多呢?當然是有代價的。
我在立法院公聽會上就聽到一些金融界的朋友說:大陸給的條件比給其他國家要好得多。大家有沒有問過:為什麼?這事情正常嗎?它想換什麼?金融這個產業部門拿好處,要台灣其他所有人付出代價嗎?這種沒良心,比起頂新黑油,其實也差不了太多。所以,這不是一家頂新的問題,而是有一個政商集團的一大批人在此進行類似運作。

港雨傘革命 中共統治路線失敗

問:習近平上台後大動作打貪掃腐,若延續這種對台作為,豈不諷刺?
徐:中國共產黨養頂新這類集團,其實對它自己是有傷害的。中國難道不該查這些廠商在中國有沒有使用黑油?恐怕比台灣的情況還更黑吧。共產黨這不是在用權貴資本的方式荼毒中國人民嗎?中國政府要不要負責任?
持平而論,中國共產黨過去在馬英九執政的這段期間,以這種權貴方式在經營兩岸關係,是非常錯誤的路線。中共現在應該趕快把這個路線改過來。看看香港,以權貴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香港,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搞到自己也沒有退路。更何況,台灣不是香港。想用搞定香港的方式搞定台灣,最好不要這樣想。頂新這件事,已把中國這種大的經營策略,其背後的謬誤,直指出來了。
中共很喜歡透過私人情誼途徑,給某些人特殊好處,最近國民黨內部很多人在對岸都有特殊利益。中共始終用這種培養個人關係給好處的方式經營兩岸關係,這是大錯特錯。這種做法,才是讓兩岸關係不能長久穩定的最大問題。中共最好不要眼睛裡面沒有台灣的民主,不要看不起台灣的人民,以為搞定幾個大商人,就可以搞定台灣,這是對台灣民主最大的污辱。中共如果再這麼做,就是自己斷送兩岸關係的前途。這對兩岸關係傷害比什麼都還嚴重。
反過頭來,國民黨也不要再想用這種方式經營兩岸關係。更要者,有些別的黨,似乎也想參進去這個遊戲,真是極其墮落。最近這些風暴,讓我們看清楚很多事,我們實在慶幸,或說我們不知該如何感謝太陽花,真正開花了。

公民應抵制 權貴資本壟斷兩岸

問:認識了這些問題的本質後,你認為該如何因應?
徐:從公民社會以及知識份子的角度,政治學的第一課,對所有有權力的人都不要信任。哪個黨都一樣。誰有權力,我們都要死命的監督它。我們也希望媒體,要把這些事情披露出來。今年好多事情,都是小老百姓揭發的,這時候才知道民主有多重要。公民必須要抗命的事,就必須要抗命。這些有權力者與大商人無良到如此程度,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是我們喜歡這樣。
台灣公民社會要做的事還挺多的,首先,我們要把這種不健康的兩岸關係其本質說得更清楚;其次,我們要抵制這種不健康的兩岸關係,我們要的不是共產黨與國民黨講的這種兩岸關係,國民黨與共產黨所講的,是培養一個無良的權貴資本集團在荼害兩岸人民,我相信這也不是中國人民要的兩岸關係。這是極其扭曲、極其壟斷、極其不健康的兩岸關係,兩岸社會應該要共同唾棄現在這種兩岸關係模式。我們應該用選票的方式,用公民不服從的方式,把現況扭轉過來。這是抵抗的部分。
第三,我們要勾勒新的兩岸關係圖像。很多人都講過,兩岸關係要以人權為前提,現在我們清楚看到權貴資本壟斷的兩岸關係,對兩岸人民傷害到什麼程度,這樣就可理解提倡以人權為前提的兩岸關係絕對不是唱高調。最後,對現在還在進行的許多具體事項,包括審服貿、貨貿,馬總統希望任內要完成兩岸互設辦事處,這些的背後,我們應該以更嚴格標準來審查,防止無良的政商集團又在背後搞鬼。我們已經看到張志軍與鄭立中的示範,他們只是來台考察,那麼如果將來常駐後還可能做出什麼?豈不是要在台養一個更大的特別利益集團?政府必須先證明他有能力管理,否則就不應該輕易通過這些協議。這些疑慮已經擺在眼前,主政者不要再說人民不理性,誣指人家逢中必反。反對黨也要盡責任,要把這些不負責任的事給擋住。

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克魯曼:佔中是財閥統治對抗民主

克魯曼:佔中是財閥統治對抗民主

 
 
香港《獨立媒體網》報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批評梁振英月入四萬以下不配有提名權的言論。他認為這些想法由來而久,在美國也有不少,但大抵不會宣之於口。

例如會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挑撥種族分野,或者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

而梁振英就說了出來。克魯曼堅稱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他總結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和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以下為克魯曼評論全文,由香港《獨立媒體網》摘譯。
(余浚安/綜合外電報導)

當領袖說真話,尤其在無特別動機下,那是件好事。所以,我們應該感激北京支持的香港領導人梁振英,吐出真言,因為他認為示威者不會成功爭取民主:有普選的話,「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後會著重這部份人。」這些政策,大抵是令減少富人財富,扶助低收入群體。

所以,梁振英擔心,那五成的香港市民,因為他們掙不夠錢,會支持差劣的政策。這好像羅姆尼(Mitt Romney)(按: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共和黨提名候選人)所說,47%的美國人會不投票給他,因為他們沒有交稅,所以不會替自己負責任。又或者,好像共和黨眾議員Paul Ryan認為,有60%的美國人會令社會有危險,因為他們是「接受者」("takers"),從政府裡取的東西較付出的少。的確,這些說話大同小異。

政治右派對於民主不安。即使保守派在選舉有多亮麗,即使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如何籠罩論述,他們骨子裡藏著一種恐懼,低下階層會投票給左派議員,左派議員會向富人抽稅,大灑金錢到窮人,從而破壞經濟。

事實上,保守主張的成功,只會加深恐懼。很多右翼──我不只是指林博(Rush Limbaug)h(按:美國親共和黨的名嘴)的粉絲,而是指政治菁英──生活在平行時空(至少在部份時間)。美國在過去幾十年極速走進牢役之路。他們沒有理會鍍金時代(Gilded Age)實施減稅及鬆開金融制度,他們在看《當國家充斥好吃懶做的人:美國福利成災》(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堅持問題在於失控的再分配。

這是個狂想。然而,究竟對經濟民粹主義的恐懼,會否導致經濟災難?不像是。低收入選民支持有利他們的政策,其程度較富人高,他們總體支持最高收入的人多交稅。不過,如果擔心他們瘋狂、貪婪,抽乾抽盡老闆收入,歷史證明你們錯誤。在194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是福利國家,必定對貧窮國民支援較多。但你不會看到這些國家走入加稅-花費的惡性循環。歐洲的問題,不是出於推行福利國家。

縱然「著重這部份人的政治和政策」不會摧毀經濟,那1%的收入和財富的確會縮水。那0.1%的稅項,相信會比羅姆尼執政的時候多很多。那麼,財閥應如何回應?

一個答案是開動政治宣傳:告訴選民,抽富人稅和幫助窮人會破壞經濟,向創造職位的人減稅,會創造整體繁榮。儘管減稅的寓言屢屢不會實現,這信念仍縈繞保守派(美國堪薩斯州就是這樣)。有一大堆受巨額資助的智庫和媒體日夜推廣這信念。

另一個答案是,擴大種族和族群分野。這是美國傳統吧。「你知道嗎,政府只會幫助那群人。」自由派嘛,是目中無人又討厭美國的菁英。

第三個答案是,務求令政府措施失敗,或者不讓措施面世,以免選民知道,措施可以改善社會。

不過,這些保護財閥免受暴民攻擊的策略,既間接,又不完美。梁振英的答案明顯是,不讓那半數底層人,或許是九成的底層人投票。

我們知道,為何右翼會對選民詐騙(voter fraud)無比憤懣,即使這只是指控而且幾乎不曾存在,又極力支持選民登記法案(voter ID laws),令窮人和工人階級難以投票。(按:該法案要求新登記的選民必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證明自己的公民身分,才能投票。反對團體指這會剝奪窮人、長者等弱勢群體選民參與選舉,因為他們不少沒有適合的身份證明文件。)美國的政客不會直接說只有富人才有政治權,至少仍未這樣做。不過,如果你跟從政治右派的思路,你會得到如斯結論。

實情是,美國政治骨子裡就是民主統治與財閥統治對決。我們無從得知哪邊勝出。(完)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多國暫不參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

多國暫不參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

澳大利亞、印尼、韓國未派代表出席《籌建亞投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簽字儀式,原因可能與美國施壓有關。
21 Staaten in AIIB: Neue Entwicklungsbank in Asien ensteht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中方主持下,亞洲21個國家的代表週五(10月24日)在北京舉行儀式,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根據中國官媒的說法,這意味著亞投行的籌建邁出了關鍵一步,該金融機構有望於半年之內正式問世。
21 Staaten in AIIB: Neue Entwicklungsbank in Asien ensteht
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2014.10.24)
不過,除日本外,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以及韓國的受邀國也未派代表出席簽字儀式,引人注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另外20個創始成員國家的代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了正式成立亞投行的備忘錄簽字儀式。
據新華社報導,亞投行的總部將設在北京。明年內,各創始成員國政府將批准有關建立該行的各項協議。至年底,亞投行開始運作。中國銀行家、前中投公司監事長金立群有可能任該行行長。
挑戰西方?
亞投行由中國倡議組建。北京去年在宣布相關倡議時強調,建該機構旨在給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該行初期資本計劃為500億美元,以後達到1000億,中國將為該行提供50%的資金。中國在宣布籌建亞投行的倡議後,曾向眾多國家發出參與邀請。亞洲多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印尼和韓國等國起初都曾表示有興趣。但在美國施壓後,其中一些國家轉而表示,現階段無意加入。
組建亞投行被認為是美國和日本分別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挑戰。對中國而言,亞投行的建立是擴大在地區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上個月,中國財政部曾表示,澳大利亞和韓國都對加入亞投行表示了興趣。
隨著經濟、金融 實力增強,中國政府的代表多年來一再批評許多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受到歐美髮達國家的控制。在今年7月的金磚國家峰會上,中國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宣佈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NDB—新開發銀行)及貨幣基金。銀行總部計劃設在上海,由各國輪流擔任主席。
亞洲投資銀行被視為新開發銀行後,中國聯手新興國家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抗衡西方金融獨霸地位的又一努力。
21 Staaten in AIIB: Neue Entwicklungsbank in Asien ensteht
中國主席習近平出席簽字儀式
據媒體報導,美國國務卿克里新近曾對澳大利亞施壓,要求該國與亞投行保持距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日前指出,“克里國務卿對中國人和其他夥伴都清楚表示了對建立亞投行的歡迎態度,但美方強烈希望該行在管理及透明性方面都能夠符合國際標準” 。普薩基強調,“現在已有其他機構,可以承擔亞投行將從事的部分工作”。
週五一期的《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報導稱,克里曾直接敦促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遠離亞投行。該報報導稱,一段時間以來,美方一再施壓,要求澳大利亞不要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本週一,出席印度尼西亞新任總統就任儀式的克里隨後同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舉行單獨會晤時又直接談及了相關事宜。
多國態度尚曖昧
印尼新近曾表示,現階段無法參與亞投行計劃,理由是,政府剛上任,無足夠時間來考慮北京的建議。
21 Staaten in AIIB: Neue Entwicklungsbank in Asien ensteht
21國代表出席簽字儀式
今天同樣沒有出席簽字儀式的韓國是華盛頓在亞洲的最密切盟友之一。該國迄今並未排除正式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該國財政部長官崔炯煥上週曾表示,該國一直在同中方交換意見,要求更多關注亞投行的管理和行為準則等方面的細節問題。本週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的崔炯煥昨天表示,韓方一直在要求滿足良政和安全等領域的合理性,若相關要求得到滿足,對韓國來說,就沒有不加入的理由。首爾出版的《中央日報》援引韓國外交圈內人士的話報導說,“因為韓國此次沒能列入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名單,面對中國挑戰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韓國在採取何種戰略上仍深陷窘境”。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昨天直言,他不歡迎以中國為背景的亞投行這一挑戰者,他說,他能理解建立該行的動機,但不歡迎該行的出現。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於1966年,向低、中收入國家提供信用和低息市場貸款。截至2013年年底,該行供貸總數為210.2億美元。中國持有亞洲開發銀行6.5%的股權;日本和美國的股權各為大約15.5%。
凝煉/洪沙(路透社/德新社)

2014年10月23日 星期四

Japan and China: What’s the Best Way Forward?

Chinese-anti-Japan-demonstrations-1
Sometimes, the best strategy is to just leave things as they are, when the alternative is only to make things worse. Signs that tens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may be easing have raised hopes for a long-delayed summit meeting of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annual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ummit in Beijing in November. That the two have not met so far has troubled both sides, given the major role both countries play in regional affairs.
A meeting between Abe and Xi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Pacific rim meeting would be a step toward normalizing relations disrupted by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 over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at are claimed by both countries. But analysts say a meeting will not lead to a significant easing of friction unless the two sides can find a mutually acceptable compromise. 
How crucial is it to each side that relations improve? Tensions flared into anti-Japanese riots across China in September 2012 after Japan nationalized the disputed islands, known as the Senkakus in Japan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 China. China has sent ships and aircraft to patrol seas near the islands, drawing indignant responses from Japan. While both sides have refrained from exchanging fire, there have some been some close calls, with military aircraft from the two countries passing just 30 meters away from each other over the East China Sea earlier this year.
Many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expressed consternation after China declared it had set up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covering the East China Sea, requiring aircraft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It is clear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under a lot of strain at the moment, and that is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of] political problems within China an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ays Franklin Allen, a Wharton finance professor. “On top of that, you have the island dispute.”
Accelerated Decline
All the antagonism has accelerated a decline in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to China, which fell 48.8%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14 from the same period a year earlier to $2.4 billion after declining by 32.5% to $9.1 billion in 2013. But in the longer term, the decrease in Japanese new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less to do with territorial tensions and more to do with the trends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conomies.
Japanese companies are finding China a less attractive manufacturing base due to rising wages and other costs. They instead have been shifting new spending into Southeast Asia.
China remains an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 for Japan, as its biggest market and the manufacturing base with the best infrastructure. Since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ample capital of its own, it no longer needs as much new investment as before for its over-built manufacturing sector. Japanese companies, meanwhile, are finding China a less attractive manufacturing base due to rising wages and other costs. They instead have been shifting spending into Southeast Asia to tap new, fast-growing pockets of affluence, even though the 10 economies that make up ASEAN are much smaller markets with weaker infrastructure. 
Most experts agree that the sooner Japan and China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the better.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the worst ever at the moment, and it is worse than anyone had expected it to be,” says Satoshi Amako,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at Waseda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Wased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Still, there are some signs of improvement. China and Japan resumed high level talks on maritime issues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Qingdao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he meeting was the first such bilateral exchange since May 2012. That meeting raised hopes for an easing in the territorial tensions and for an eventual meeting between Abe and Xi. But it ended merely with the foreign ministr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saying in separate statements that the officials exchanged views on the East China Sea without elaborating further.
At the same time, Japan sent a delegation of more than 200 Japanese business leaders to Beijing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where they met with Chinese vice premier Wang Yang. Wang told the Japanese group he seeks an early resumption of high level economic dialogues. “Xi Jinping has strengthened his leadership after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he will be able to carry out his plan in a freer manner,” notes Amako. Xi’s top officials — Premier Li Keqiang, vice president Li Yuanchao and vice premier Wang Yang — are making statements on Japan and China, and have been meeting with Japanese economic delegations and officials. “Even the officials in the top leadership would like to make the Japan and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normal soon,” Amako says. “China needs help from Japan to revitalize its regional economies and help alleviate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for Japan, business leaders and officials of 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have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ir eagerness to see ties improve. And Abe recently reiterated that he hopes to hold a summit with Xi at the APEC meeting. “It is important for both countries to make quite an effort to improv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be said recently.
Such a meeting would be mostly symbolic, says Toshiya Tsugami, a China expert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Tsugami Workshop consulting company in Japan. It would not guarantee a solution to the longstanding troubles between Asia’s first and second-largest economies. “The summit meeting would not clear all the clouds and make the sun shine,” Tsugami notes. “It is hard to say if the relationship would improve or not.”
Veering Off the Silk Road
In the meantime, Japanese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by expanding investments in AS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donesia and Myanmar. Japanese FDI into ASEAN grew by 121.3% from a year earlier to $23.61 billion in 2013, according to JETRO figures. Japan’s trade with ASEAN was up 4.9% in 2012 from the same period a year earlier, but dropped 11.2% in 2013.
Thatcompares with a 3.3% decrease in total trad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2012 and a 6.3% drop in in 2013, according to JETRO. Tot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is year rose by 4.4% over the same period a year ago. “We expect total exports to grow slightly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ree years, but they are unlikely to reach the level [they were at] befor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expanded in 2013,” says Dai Hakozaki, director of JETRO’s China and North Asia Division. 
An annual survey of more than 990 Japanese companies about FDI by the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ws China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promising investment destination for Japanese companies in the past, but dropped to fourth in 2013. Indonesia was considered the ranking FDI destination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followed by India and Thailan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the worst ever at the moment, and it is worse than anyone had expected it to be.”–Satoshi Amako
In the 2012 survey, China at was the top and India was second, followed by Indonesia and Thailand. “The main reason why China dropped to No. 4 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20 years from No.1 is not the worsening bilateral situation, but rising costs and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n China’s domestic market,” says Tsugami, who also is a former senior official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There is also more concern about China’s growth as the economy is slowing down.” 
The second- and third-biggest reasons cited by those surveyed were growing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ompanies and Japan’s own slowing economy. Political risk was ranked fourth. JETRO’s Hakozaki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some improvement in attitudes toward China’s business prospects, judging from a JETRO survey of more than 4,500 Japanese companies in China and Oceania. In the 2013 survey, the number of Japanese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planned to expand their China operations over the coming one to two years rose to 54.2% from 52.3% in 2012. The companies that would like to reduce their operations or withdraw in the next one to two years declined to 39.5% in 2013 from 42% in 2012. 
Some regional experts say that Japan’s shift in investment from China to ASEAN and India will accelerate due to China’s rising labor costs. “Japan has two drivers. One is geopolitical risk with China, the reaction of China we saw in 2012,” says Rajiv Biswas, Asia Pacific chief economist at IHS in Singapore. “The second is rising wage costs in China. Both are good strategic reasons why Japanese companies are moving away from China and looking to invest in other places. ASEAN is the biggest attraction, and India as well.” 
He adds that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heir pivot toward ASEAN, which will result in sustained FDI flow from Japan to ASEAN. The ASEAN region offers considerable opportunities for Japanese firms, not only as a manufacturing hub, but also because of their large populations and the fast-growing middle class in some of ASEAN’s largest economies, including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China Plus One’
Still, it will take time for ASEAN to develop the logistics and other supporting industries and infrastructure now found in China. For now, China will remain a major base for Japanese industry. “The total stock of Jap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is much bigger than in ASEAN,” says Tsugami. And while Japan may be shifting the direction of its investment to favor ASEAN overall, “this trend does not mean that Japan has shifted its total investment to ASEAN….” 
Notes Mariko Watanabe,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China expert at Tokyo’s Gakushuin University, “If you look at the auto industry in Guangzhou, there are not only Japanese major car companies with production bases, but also U.S. and European automakers. [There is] strong support industries for automakers and auto part makers there. But if you look at Thailand, there are only Japanese carmakers. China has a very dynamic market.”
“I am pessimistic about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medium to short term…. Japanese investment into China will continue, but will not grow as it had done in the past.”–Franklin Allen
Instead of fleeing China, Japanese companies are hedging their bets with a “China Plus One” strategy, says Amako. “No one can deny China is a big market, and China is one of the main pillar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But now Japanese companies think they need to have an alternative base apart from China since the Japanese economy would be devastated if there were no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Biswas believes that in the long run, China will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o Japan. “But in the near term, we have seen the shift toward ASEAN and South Asia, which will play out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vestment flows to China probably will increase again, but this also will depend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Nothing is sure about the political mood in China. So it depends on how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develops.”
Most experts say a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s unlikely, but accidents can happen. “It is very hard for either side to give in on the island issue, and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more chances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Allen says. “Someone is going to make a mistake, or they may have something like a plane crash.”
Noriyoshi Ehara agrees. He is the chief economist at the nonprofit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e do worry about potential accidents or mistakes beyond our control.” So, the two sides remain trapped for now in a potentially very volatile situation. Each side is aware it needs the other. “But even if the top leaders mee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olve the island issue because both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views on the islands.”
The most workable option for now would be a tacit agreement not to address the island issue, Amako said. “The Chinese side could take this as suspending the issue, while the Japanese side can interpret it as keeping its stance on the issue,” he says, referring to Japan’s 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 dispute because the islands are controlled by Japan. “China will not take action to take over the islands due to the high risk of intervention by the U.S., Japan’s top ally.”
Without some form of mutual accommodation for the sake of better relations, Japan may continue to shift more to ASEAN, which would hurt both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economies, says Allen. “I am pessimistic about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medium to short term.  Twitt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more likely to continue in the next five to 10 years, and Japanese investment into China will continue, but will not grow as it had done in the past. Japanese firms will diversify into ASEAN and India much more in the next five to 10 years.”

「香港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Hong Kong)《紐約時報》」


紐時:香港有「壟斷式裙帶資本主義」(22:51)
紐約時報網站截圖
《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指香港存在社會不公情況,又指少量的親中精英,害怕民主會動搖令他們得益的「壟斷式裙帶資本主義 (monopolistic crony capitalism)」制度。
社論以「香港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Hong Kong)」為題撰寫,指香港近日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談判,議程中沒有提及香港的不平等問題。
但本港有愈來愈惡化的貧富懸殊問題,少部分親北京的精英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得到莫大的好處,但同時中產和勞工階層的收入和機會被壓迫。這些親中精英害怕民主和更多的政治參與,會影響到令他們得益的「壟斷裙帶資本主義 (monopolistic crony capitalism)」制度。
但不平等加劇社會不滿,港人希望透過政治手段,改變環境的嘗試,又被專制政權阻止。
社評指,美國早前有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不平等的經濟收入分布,雖然美國政治制度有時令黨派利益,被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但至少美國人仍可透過普選或其他政治參與制度,選擇更能回應民意的領導人。
文章總結,不論在美國或香港,透過抗爭來完善民主制度並提升公民生活質素,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香港明報**http://www.nytimes.com/2014/10/22/opinion/inequality-in-hong-kong.html
However negotiations proceed, bas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will endure.
NYTIMES.COM

2014年10月22日 星期三

Myanmar positioning issu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yanmar almost tripled in 3 years, rising to $2.6 billion in 2013. Before it can aspire to Thailand's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should aim to be a hub for low-cost manufacturing like its western neighbour, Bangladeshhttp://econ.st/1whLe7d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境外勢力的前世今生(江春男)

司馬觀點:境外勢力的前世今生(江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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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中國進入多事之秋,境外勢力就在中國上空漂浮。這個政治幽靈,讓中共繃緊神經,讓老百姓感到全世界都對中國不懷好意。現在中國已成大國,心靈不再那麼脆弱,但是梁振英卻相信佔中運動,也是外國勢力作怪。

腐敗怪西方黑手

最早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後來變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再來是「境外敵對勢力」,終於去掉「敵對」二字,改稱「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反華勢力」或「境外勢力」。60年來,這股勢力似乎不斷製造中國的災難和不幸。
中國的腐敗,據說與境外勢力有關。中紀委網站指出,中國的腐敗是外部勢力誤導的結果,這個外部勢力就是國際透明組織,它受到西方大力資助,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中紀委駐社科院紀檢組長張英偉說,接受境外勢力滲透是該院四大問題之一。
境外勢力還將黑手伸進「鋼鐵長城」,先搞死國企再搞垮軍隊,整頓軍隊腐敗正中「境外勢力」的下懷。中國房地產畸形發展據說也與境外勢力有關,因為每個城巿的房地產,都有外資濃厚的身影,國際勢力用房價製造社會矛盾,想從內部打敗中國。 

NGO也被當陰謀

9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允許一些外國NGO來華,從事扶貧、醫療、教育、環保、兒童等公益性項目,但中共對他們保持政治警惕,2006年還舉行輿論圍剿,其中特別揭發兩大陰謀,一是滲入大眾媒體和研究機關,影響高層決策;二是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其目的在腐蝕中共的統治基礎。 

梁振英愧為特首

中國學者何清漣最近在「美國之音」寫了一篇《境外勢力在中國政治的前世今生》一文,對此有全面性分析,不過,「美國之音」正是反華勢力的標竿。
香港是國際化都市,大多數巿民有外國關係,與大陸情況不同,梁振英還用這招,真愧為特首。其實,香港真正的境外勢力就是中共,這正是香港災難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