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一段時間來有一些報導和調查指出，香港的媒體自由度近年來受到擠壓。作為媒體人士您是否、以及如何感受到這方面的變化？
楊健興：香港回歸至今20多年了，在一國兩制的實施方面，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央政府宏觀上加緊了對香港的壓力或者說控制，承諾給香港所謂的高度自治有收縮的趨勢。而媒體作為社會的一個部分，當然也不能避免地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很多媒體的老闆都跟中國大陸官方、跟政府方面關係比較密切；或者他們在大陸有投資、生意。他們會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央政府的影響，他們的媒體如果采訪到一些政治敏感話題，或涉及對政府的態度，都會有一些影響。這兩個因素，讓媒體界和社會都覺得最近幾年言論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比以前收縮了。
很多媒體的記者、編輯都覺得，他們老闆間接或直接的壓力都有增加，在報導的內容上，有我們所說的自我審查的情況出現。
德國之聲：香港社會和民眾是否也擔憂從媒體獲得的訊息不夠完整和客觀呢？
楊健興：記者協會每年都做調查，調查媒體工作者跟社會對新聞自由的評價。過去幾年都有下降的趨勢，不論是媒體業還是社會整體，都覺得新聞自由比以前是減少了。並且覺得有自我審查的情況存在，當然有些是有確實的例子，也有一部分是一種觀感，感覺香港的媒體已經被一些大老闆、所謂的紅色資本家控制了，他們的媒體會自我審查。整體來說，從一些調查和我們平常的觀察來看，社會對新聞自由的擔憂比以前多了。
德國之聲：北京對香港媒體施加的影響，或是媒體自我審查，具體是如何實現的？體現在什麼地方？
楊健興：香港的媒體主要還是商業運作的。只有少數的報紙，像《大公報》、《文匯報》，可以說是國家的基金，因此說它們受到國家的控制也好、或是影響也好，我們會覺得這是比較官方的報紙、媒體。但其他媒體都是商業經營的，由商人或公司投資。理論上它們是按照商業規律運作，但是如剛才所說，很多媒體的老闆同內地有復雜的商業關係，同時有政治的壓力。大老闆或媒體負責人都希望同中央政府維持一個比較好的關係。這樣，遇到中央政府不高興、或比較敏感的一些事情，他們就會通過總編、編輯，在管理層上直接或間接地施加一種壓力。
也要坦白地說，過去比較難說清楚的是，某一個機構、某一個人物是怎樣去影響某一個新聞、某一個內容。不過據我們瞭解的情況，基本是通過老闆跟他的總編（傳達），至於總編怎樣處理，不同的機構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況，有些可能影響的比較直接，但有些前線的記者也不一定都是聽總編的話。
德國之聲：在這種情況下，您對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未來是否比較悲觀？
楊健興：可以這樣說，讓人樂觀的因素現在比較少。首先，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大的政策方向看來短期內不會有變化，未來一段時間重要政府對香港的監督或控制會維持下去。這種情況下，媒體很難避免受到大氣候、大環境的影響。
唯一可以讓人感到樂觀的因素是，香港人對新聞自由、對媒體獨立、對媒體監督政府、不畏懼發聲有強大的支持。他們覺得媒體應該說實話、說真話，這對權力是一種制衡。可以這樣說，在短期內香港不會變得像內地一樣完全沒有或只有很少的空間。空間會縮小，但還是有的。很多新聞工作者還是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更加努力，維護新聞自由。這可以說是一個正面的因素，但大的環境是不太樂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