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網絡革命黨”：由三重社會不公催生

何清漣：“網絡革命黨”：由三重社會不公催生
2017年6月8日08:31

何清漣

南京一所高中的學生在聽關於​​升學的勵志演講時喊口號：“我必須上大學！”“爸爸媽媽我愛你！”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體，其實就是近十年來出沒在中國境內外社交媒體上的“網絡革命黨”，如水無定形。其中大多數成員都以“馬甲”出現。最初形成於“零八憲章”簽署時期，歷經艾未未維權，在2011年“中國茉莉花革命”期間後備受打擊，陷入凋零狀態。

隨著每年一半以上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網絡革命黨”的人數越來越龐大。既然大都是失業、半失業青年（於建嶸稱之為“底層知識青年”），讓他們產生強烈社會仇恨的溫床，當然是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2015年7月，我曾在《革命的一隻鞋已經落地》一文裡，指出這些“網絡革命黨”從未消失，正處在“尋找領袖“的階段。他們在“郭氏推特革命”中的表現，我一點都不意外，因為過去數年中，我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這一切緣於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以及對未來喪失希望。

第一重社會不公：源自教育資源不均的機會不平等

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不僅體現在資源的佔有、財富的分配，還體現在機會極不均等。對於出身於農村的中國青年來說，首先面臨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如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十多年的“撤點併校”，導致農村孩子上學極為困難，農村青年上大學的人、尤其是能夠上重點大學的人明顯少於城市。

據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在《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析》一文中指出：1999年到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城市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自2001年以來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比例為30%，2007年這一數據為25%，2008年為24%，下降趨勢明顯。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1/3。

這種不平等源於相關製度設計的不公平。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點中學，相比於普通高中，這些學校擁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比如較多的教育投資，因而能擁有更好的教師，更加豪華的教育設施。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聰明優秀的學生，但一些學生借助家長的權勢與金錢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薦優秀生免考而直接進入名校。中國的精英大學常常與中學名校達成協議，大量錄取他們的優秀畢業生。2010年，具備這一協議資格的近90所大學機構通過這一途徑錄取的學生佔招生名額的30%以上；上海復旦大學這一比例則近60%。不能否認這些學校錄取的不少學生確實優秀，但其中不乏有學生家長通過賄賂學校的方式從而使孩子獲取錄取資格。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被審查時承認，在2005年至2013年間通過兜售大學錄取名額共受賄2330萬元（按匯價折合，約為327萬美元）。

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裡，為了國家發展經濟或者特定階層的利益，通過行政權力人為地集中教育資源形成的“貴族學校” 。這種優勢一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譏諷為“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

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製度設計，注定了農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輸在人生起跑線上。

2015年，中國政府加大了重點中學的招生難度，通過非高考途徑（即高中以優秀生名義推薦直接上大學）獲得錄取資格的份額上限為5%，其餘的學生只有當學生參加了高考之後才可獲得錄取資格。但在中國社會階層固化、財富佔有格局早成定局的狀態下，這種矯正無異於杯水車薪。

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
求職者在天津大學的招聘會上（2013年11月22日）



在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窘中，大學畢業生求職的競爭變成了家世與背景的競爭，而不是能力的競爭。底層出身、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陷入一職難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全國范圍招生的高校畢業生調查為基礎，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該調查表明，僅薪資一項，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400元和300元。

這一調查揭示了中國階層正在趨於固化這一殘酷現實。幾年之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一項同樣的調查，接受調查的學生來自19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重點高校10所，非重點高校9所）。調查採用問卷方式，內容涵蓋了學生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績、大學生活、畢業去向等。在接受調查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中，有14%符合“父母中至少一人為政府官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這一劃分標準，為所謂的“官二代”。研究成果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的積極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於“非官二代”。此外，從高考成績這一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官二代”的工資溢價也不是自身的能力或智力因素導致的。比“非官二代”高出13％（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於兩年教育的回報。

這種“資源的世代轉移”現象，由於製度不公而加深，在21世紀以來短短十餘年間，就造成中國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階層固化的現象。

第三重社會不公：司法懲罰的不公

這種不公早就在司法過程中體現出來了，“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成了官二代耍特權的網絡流行語。典出2010年河北保定一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長兒子交通肇事之後，情急中冒出的一句話，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不予懲罰，這位衙內說這句話並非無因，他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經驗是：一般情況下，特權階層的子女在違法犯罪之後，可以從輕處罰，甚至逃避法律懲罰。

特別讓中國人不平的是，這種身份區別還反映在反腐敗上面。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反腐敗力度超過以往歷屆總書記，王歧山也是歷屆中紀委書記當中最得力者，反腐成果超過中共前60年總和：省部級以上逾120人，軍隊中少將以上軍銜者近60人。但奇怪的是，中國人雖然痛恨腐敗，但對這張搶眼的反腐成績單卻鮮有叫好聲，原因是這輪反腐的兩條規則讓人覺得不公平：一是反腐敗為權力鬥爭服務，有選擇性地反腐敗，即以腐敗為理由清除政治對手；二是反腐不觸及紅色家族，不少紅二代與政治局常委家屬積累了巨額財富，但這場反腐對他們基本不觸動，落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貪官的故事披露後，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奮鬥向上的勵志故事。
《人民的名義》劇中人物祁同偉(網絡圖片)

對這種服務於權力鬥爭的反腐敗的不滿，終於在2017年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放映後以荒誕形式爆發：社會同情度最高的劇中人物竟然是反角祁同偉。這位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為往上爬不擇手段，娶一位比自己大10歲的高官千金、為省委書記父親送葬時聲淚俱下地哭墳、官商勾結牟利、利用職權為親屬撈人賺錢開綠燈，為保安全不惜動用殺手殺人……，各種惡行昭彰，但因為祁同偉的標籤是“家裡窮得吃不飽飯”，屬於中國那80%的下層（清華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中國下層佔人口比例為75.25%；再加上下層群體中與中產聯接的過渡群體佔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從世紀之交開始，出身下層與準下層家庭的中國青年要晉身中產階級已經很困難，遑論向上爬升。

一個上升管道嚴重梗阻的社會，不僅讓人絕望，還會孕育強烈的社會仇恨。

以上這些，就是中國“網絡革命黨”產生的社會背景。在下篇文章中，我將分析中共如何通過持之以恆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為自身培養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