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共產黨一黨拍板人大常委一致通過的香港政改決定，對建制派的重擊更超過民主派。這狗屎決定會讓民主派少了爭議。民調顯示52.1%受訪者表明泛民主派應該否決方案，拒絕「袋住先」，而認為不應該的只有33.3%。這種情況讓泛民主派除了否決就沒有退路。但人大決定比民建聯工聯會方案在提委會組成上更保守，使建制派陷入無言以對的難堪境地。在梁振英與行會成員、問責官員見記者時，除了梁振英滿臉堆笑之外，執政團隊袞袞諸公都面無表情，有的側目，有的不屑，行會召集人林煥光更全程「黑面」。連日來建制派談此事而露笑臉的除行騙長官就只有從不參選而享權力亢奮的譚惠珠。
竊喜的是梁振英，遭重擊的是建制派。而泛民、佔中推動者、想打破僵局的一眾溫和方案的倡議人和學者、幾乎所有市民，情緒低落如李清照的詞：「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情景，豈是一個愁字可以概括的？）
有建制派認為人大決定比想像中緊，是基於香港的政治形勢，意思是佔中等抗爭促使中央更要收緊。有外國傳媒認為人大決定顯示中央領導已背離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有外國專家認為中共怕泛民執政，利用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北京相信（雖然毫無根據）英美在背後操控泛民。有的認為中共憂慮香港有真普選，會刺激大陸有同樣要求。
所有這些議論，其實都被中共的藉口誤導，模糊了事件的要害。問題的本質是一個權字，就是極權主義對權力的緊握不放。英國作家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指出，極權國家的權力不是手段，權力就是目的。納粹和蘇共假裝或曾經真的相信他們奪取權力只是手段，目的是要實現天堂般的前景，但到他們真正掌權後就變質了，因為從來沒有人奪權是為了再放棄它。
美國政治哲學家Michael Walzer教授三十多年前寫過一篇研究《1984》的論文，他指出極權主義制度有幾個標誌：一，極權政權的產生，總離不開群眾的政治動員，它藉着民主運動、黨派活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而成長，掌權後則對一切自發運動進行實質的消滅，卻由掌權者不斷搞政治運動實行運動治國，文革時跳忠字舞是行禮如儀的極致，中共建政以來的毛語錄、鄧理論、江的三個代表和習的中國夢等教條，都是極權政治指示下的群眾發動。二，極權主義必具有強烈目的感，過去以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為目的，掌權後又以洗雪百年「國恥」所激起的救國意識為目的，在弱文明地區凝聚對極權的向心力。三，是遍佈社會生活每一個層面的系統森嚴的控制制度，《1984》創造的「思想警察」、「老大哥正在注視你」、「黑思想」、「新語言」等，在蘇聯和中共國都一一具體呈現。
反佔中的「運動群眾」及其口號，愛國為名愛黨為實的介入政治、司法，突然把抗日和南京屠殺定為紀念日，對外國勢力的脫離現實的強調，國家級入侵黎智英電腦和早前對唐英年、曾鈺成私隱的揭發，在在顯示上述極權主義三方面的魔爪已在香港肆虐；也充分說明，當普選意味人民的政治權利得以體現，也意味極權者的權力有所限制時，根據強權邏輯，極權者必然寸步不讓。這跟是否違反鄧小平當時出於權宜考量的兩制論無關，跟香港爭取民主的激進化無關，也跟香港是否會成為反共基地無關，真正原因就是奧威爾說的：從來沒有人奪得權力是為了放棄權力。囊中物豈會拿些出來分給你？是否會對管治帶來危害根本不是掌極權者要考慮的。
現在，可能使立會個別泛民妥協的理據，是如果2017年假普選特首的方案通不過，2020年的立法會全面普選也就無法開展。為了立會有普選，所以不好的特首普選也要「袋住先」。但從極權者絕不可能放棄絲毫權力的經驗來看，即使開展立會普選，也不可能是真普選。所以，不要再受騙了。
這次第，怎一個權字了得？既然中共絕不放權，那麼我們還要抗爭嗎？為了表現出香港人反極權的高文明傳統，為了忠於我們既有的價值觀，為了表示我們是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自由人，為了拒絕當奴隸做順民，抗爭是我們作為一個自由人的起碼表現。
何韻詩昨天的文章讓筆者感動，她說：「我跟你們都一樣，也不知道到底能為這個家做到甚麼；但我很肯定，只要你和我都不輕言放棄，已經是為我們的地方提供着最有力的支援。……正是因為快要守不下去，我們才更要竭力守下去。」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
李怡
周一至周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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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香港問題上背離實用主義
竊喜的是梁振英，遭重擊的是建制派。而泛民、佔中推動者、想打破僵局的一眾溫和方案的倡議人和學者、幾乎所有市民，情緒低落如李清照的詞：「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情景，豈是一個愁字可以概括的？）
有建制派認為人大決定比想像中緊，是基於香港的政治形勢，意思是佔中等抗爭促使中央更要收緊。有外國傳媒認為人大決定顯示中央領導已背離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有外國專家認為中共怕泛民執政，利用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北京相信（雖然毫無根據）英美在背後操控泛民。有的認為中共憂慮香港有真普選，會刺激大陸有同樣要求。
所有這些議論，其實都被中共的藉口誤導，模糊了事件的要害。問題的本質是一個權字，就是極權主義對權力的緊握不放。英國作家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指出，極權國家的權力不是手段，權力就是目的。納粹和蘇共假裝或曾經真的相信他們奪取權力只是手段，目的是要實現天堂般的前景，但到他們真正掌權後就變質了，因為從來沒有人奪權是為了再放棄它。
美國政治哲學家Michael Walzer教授三十多年前寫過一篇研究《1984》的論文，他指出極權主義制度有幾個標誌：一，極權政權的產生，總離不開群眾的政治動員，它藉着民主運動、黨派活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而成長，掌權後則對一切自發運動進行實質的消滅，卻由掌權者不斷搞政治運動實行運動治國，文革時跳忠字舞是行禮如儀的極致，中共建政以來的毛語錄、鄧理論、江的三個代表和習的中國夢等教條，都是極權政治指示下的群眾發動。二，極權主義必具有強烈目的感，過去以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為目的，掌權後又以洗雪百年「國恥」所激起的救國意識為目的，在弱文明地區凝聚對極權的向心力。三，是遍佈社會生活每一個層面的系統森嚴的控制制度，《1984》創造的「思想警察」、「老大哥正在注視你」、「黑思想」、「新語言」等，在蘇聯和中共國都一一具體呈現。
反佔中的「運動群眾」及其口號，愛國為名愛黨為實的介入政治、司法，突然把抗日和南京屠殺定為紀念日，對外國勢力的脫離現實的強調，國家級入侵黎智英電腦和早前對唐英年、曾鈺成私隱的揭發，在在顯示上述極權主義三方面的魔爪已在香港肆虐；也充分說明，當普選意味人民的政治權利得以體現，也意味極權者的權力有所限制時，根據強權邏輯，極權者必然寸步不讓。這跟是否違反鄧小平當時出於權宜考量的兩制論無關，跟香港爭取民主的激進化無關，也跟香港是否會成為反共基地無關，真正原因就是奧威爾說的：從來沒有人奪得權力是為了放棄權力。囊中物豈會拿些出來分給你？是否會對管治帶來危害根本不是掌極權者要考慮的。
現在，可能使立會個別泛民妥協的理據，是如果2017年假普選特首的方案通不過，2020年的立法會全面普選也就無法開展。為了立會有普選，所以不好的特首普選也要「袋住先」。但從極權者絕不可能放棄絲毫權力的經驗來看，即使開展立會普選，也不可能是真普選。所以，不要再受騙了。
這次第，怎一個權字了得？既然中共絕不放權，那麼我們還要抗爭嗎？為了表現出香港人反極權的高文明傳統，為了忠於我們既有的價值觀，為了表示我們是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自由人，為了拒絕當奴隸做順民，抗爭是我們作為一個自由人的起碼表現。
何韻詩昨天的文章讓筆者感動，她說：「我跟你們都一樣，也不知道到底能為這個家做到甚麼；但我很肯定，只要你和我都不輕言放棄，已經是為我們的地方提供着最有力的支援。……正是因為快要守不下去，我們才更要竭力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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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周一至周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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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9月 01日 09:11
中共在香港問題上背離實用主義
Reuters
上圖為今年8月在香港舉行的一場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展覽。鄧小平提出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
Andrew Browne
深知這點的鄧小平巧妙地繞過了這道障礙。正因為認識到中共在香港缺乏公信力，一旦強行接收就可能摧毀公眾信心並破壞經濟，鄧小平提出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
由於鄧小平的卓見，香港得以保留英國式的法院和行政體系，中國大陸還承諾未來通過民主程序選舉香港領導人。
然而現如今，中國大陸領導人對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態度明顯冷淡了，也不屑於用微妙和妥協的手段來處理香港問題。
人們從全國人大周日做出的決定中不難得出上述結論。全國人大對香港特首選舉制度的安排實際上賦予了中共否決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中國大陸過去曾明確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而在中共的語境中，愛國即愛黨。
結果就是，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與很多香港市民長期對峙的局面，而這正是鄧小平曾經極力避免的情況。
公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無疑會受到影響，且香港社會騷亂可能會給經濟帶來沖擊。
親民主組織“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曾威脅稱，如果中國政府不允許香港在2017年下屆特首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普選，他們將展開大規模非暴力抵抗運動，讓主要商業區陷入癱瘓。現在香港各界都主張進行抗議，因為港人真正按照自己的意願挑選特首的余地已被大幅縮小。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近期刊登了一篇抨擊“佔領中環”的文章。文章問道：人們怎麼會想搞亂自己的家園？他們當然不想。這也是香港對峙現象背後的悖論。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會像香港那樣傾向於非暴力抵抗運動，或展示出更多責任感和公民美德。
香港市民以遵紀守法聞名，即便是在加入抗議遊行隊伍時也不例外。近年來香港發生了數百起抗議事件，焦點為教育和福利改革等實際問題，其中抗議群體以中產階級為主，有一些人會舉家跟著遊行隊伍前行。其實抗議行動在中國內地也很普遍，但抗議者常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防暴警察則以催淚瓦斯和警棍介入。相比之下，香港的抗議活動總體氣氛還是相當平和。
抗議活動惡化為暴力沖突的事件因為十分罕見而被銘記，如肆虐的台風一樣被視為歷史上的創傷時刻。
如今香港人仍然會談起1966年的天星小輪(Star Ferry)加價事件，當時這家渡輪客運公司小幅上調船費招致人們的抗議，最終引發了騷亂。
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中庸的香港社會對於政治動盪危險的深刻認識。大多數香港人要麼是難民，要麼是難民的後代。上世紀50年代的人為飢荒和之後的十年文革使得許多人逃離中國大陸來到香港。
時至今日香港人仍未忘記歷史上最慘重的街頭暴亂，1967年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帶到香港，與防暴警察對峙，到處投放簡陋的自制炸彈。
然而如今，與政治相關的暴力活動再度出現。去年，一人駕駛汽車撞擊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宅邸，並在門外擺放斧頭、刀和一封恐嚇信。上周四，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官員就黎智英向親民主政治人士捐款一事造訪了他的住所。黎智英是“佔領中環”運動的著名支持者。
今年2月，《明報》(Ming Pao)前總編在一起黑手黨式的刀砍襲擊中嚴重受傷，一些人認為這一事件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全國人大的決定必然會加劇政治緊張形勢，進一步令社會兩極分化。今年以來香港已經有超過100萬人舉行遊行，其中既有支持“佔中”訴求的，也有反對的。
香港對內地的看法一直是希望與擔憂兼而有之：希望的是內地的崛起將提升香港自身的經濟前景；擔憂的是馬列主義政治控制之手將伸到香港。
如今，似乎希望和擔憂都成真了。內地的繁榮極大提升了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的購物中心滿是講普通話的內地購物者。
當然，這也帶來了問題。過多當日往返的內地遊客湧入本就擁擠不堪的香港，造成了社會摩擦。內地人的不良生活習慣很容易令香港人感到反感，比如讓小孩子在公眾場合小便。與此同時，內地的有錢人推高了香港樓市的價格，使得香港本地中產階級更加買不起房子。大量內地孕婦到香港產子也加劇了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
內地人在香港風評很差，常常被稱為“蝗虫”。
但這些都只是小問題。北京對香港政治的幹涉才是引發更嚴重憂慮的根源。
末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其所著《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中嘲諷一名堅持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妄圖操縱香港選舉的前香港官員，稱“他們只是想提前知道選舉結果”。
這無疑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周日公布的香港普選決定產生的長期影響，而短期影響將是更多公民抗命活動的爆發。
上圖為今年8月在香港舉行的一場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展覽。鄧小平提出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
Andrew Browne
香
港對中共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這座城市主要是由中國大陸的大飢荒和中共政治暴力所造成的難民們建立起來的。深知這點的鄧小平巧妙地繞過了這道障礙。正因為認識到中共在香港缺乏公信力，一旦強行接收就可能摧毀公眾信心並破壞經濟，鄧小平提出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
由於鄧小平的卓見，香港得以保留英國式的法院和行政體系，中國大陸還承諾未來通過民主程序選舉香港領導人。
然而現如今，中國大陸領導人對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態度明顯冷淡了，也不屑於用微妙和妥協的手段來處理香港問題。
人們從全國人大周日做出的決定中不難得出上述結論。全國人大對香港特首選舉制度的安排實際上賦予了中共否決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中國大陸過去曾明確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而在中共的語境中，愛國即愛黨。
結果就是，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與很多香港市民長期對峙的局面，而這正是鄧小平曾經極力避免的情況。
公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無疑會受到影響，且香港社會騷亂可能會給經濟帶來沖擊。
親民主組織“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曾威脅稱，如果中國政府不允許香港在2017年下屆特首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普選，他們將展開大規模非暴力抵抗運動，讓主要商業區陷入癱瘓。現在香港各界都主張進行抗議，因為港人真正按照自己的意願挑選特首的余地已被大幅縮小。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近期刊登了一篇抨擊“佔領中環”的文章。文章問道：人們怎麼會想搞亂自己的家園？他們當然不想。這也是香港對峙現象背後的悖論。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會像香港那樣傾向於非暴力抵抗運動，或展示出更多責任感和公民美德。
香港市民以遵紀守法聞名，即便是在加入抗議遊行隊伍時也不例外。近年來香港發生了數百起抗議事件，焦點為教育和福利改革等實際問題，其中抗議群體以中產階級為主，有一些人會舉家跟著遊行隊伍前行。其實抗議行動在中國內地也很普遍，但抗議者常會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防暴警察則以催淚瓦斯和警棍介入。相比之下，香港的抗議活動總體氣氛還是相當平和。
抗議活動惡化為暴力沖突的事件因為十分罕見而被銘記，如肆虐的台風一樣被視為歷史上的創傷時刻。
如今香港人仍然會談起1966年的天星小輪(Star Ferry)加價事件，當時這家渡輪客運公司小幅上調船費招致人們的抗議，最終引發了騷亂。
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中庸的香港社會對於政治動盪危險的深刻認識。大多數香港人要麼是難民，要麼是難民的後代。上世紀50年代的人為飢荒和之後的十年文革使得許多人逃離中國大陸來到香港。
時至今日香港人仍未忘記歷史上最慘重的街頭暴亂，1967年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帶到香港，與防暴警察對峙，到處投放簡陋的自制炸彈。
然而如今，與政治相關的暴力活動再度出現。去年，一人駕駛汽車撞擊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宅邸，並在門外擺放斧頭、刀和一封恐嚇信。上周四，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官員就黎智英向親民主政治人士捐款一事造訪了他的住所。黎智英是“佔領中環”運動的著名支持者。
今年2月，《明報》(Ming Pao)前總編在一起黑手黨式的刀砍襲擊中嚴重受傷，一些人認為這一事件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全國人大的決定必然會加劇政治緊張形勢，進一步令社會兩極分化。今年以來香港已經有超過100萬人舉行遊行，其中既有支持“佔中”訴求的，也有反對的。
香港對內地的看法一直是希望與擔憂兼而有之：希望的是內地的崛起將提升香港自身的經濟前景；擔憂的是馬列主義政治控制之手將伸到香港。
如今，似乎希望和擔憂都成真了。內地的繁榮極大提升了香港作為一個貿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的購物中心滿是講普通話的內地購物者。
當然，這也帶來了問題。過多當日往返的內地遊客湧入本就擁擠不堪的香港，造成了社會摩擦。內地人的不良生活習慣很容易令香港人感到反感，比如讓小孩子在公眾場合小便。與此同時，內地的有錢人推高了香港樓市的價格，使得香港本地中產階級更加買不起房子。大量內地孕婦到香港產子也加劇了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
內地人在香港風評很差，常常被稱為“蝗虫”。
但這些都只是小問題。北京對香港政治的幹涉才是引發更嚴重憂慮的根源。
末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在其所著《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中嘲諷一名堅持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妄圖操縱香港選舉的前香港官員，稱“他們只是想提前知道選舉結果”。
這無疑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周日公布的香港普選決定產生的長期影響，而短期影響將是更多公民抗命活動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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