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現大量政治犯和流亡人，是開埠兩百餘年破天荒第一次，相對之前的萬惡殖民統治，顯然非常了不起。然而，對絕大多數港人而言，流亡本是在歷史教科書和國際新聞裏才有的，一旦在自己身旁乃至身上出現，不免手足無措。便是政權本身，在此問題上也亂套，一方面威風凜凜祭出「留港不留人」的快意口號 -- 那顯然是拿了滿八旗入關之初那句洪亮話搞的二次創作， 另一方面卻對著決意收容香港人的歐美國家作狼嚎般的反嗆。
不過，政權有這樣子的思覺矛盾我們也無從譏笑，因爲在黃界這邊的自己友當中，大量對流亡者關愛的聲音裏，也和合了「叫人去死、自己走鬼」這道德批判語；後者可圈可點，因爲揭示出一個古今中外皆然的規律。
任何一個政治或信仰運動，只要是嚴肅認真而不僅僅是鬧著玩兒玩兒的，都包含大量「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和事。擧儒家爲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説白了就是叫人去死；最佳例子見孟子《魚我所欲也》篇。於是，儒者信到最篤，雖九死猶未悔；前有孔子最鍾愛的學生子路，後有成爲了忠君愛國圭臬的屈原，之後還有無數士子受鼓舞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不過，孔子自己遇到政治迫害有危險也走鬼，而且不止一次，諸事見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任用他；孔子得君行道，而且獲奉粟六萬，相當不錯，但後來衛靈公懷疑孔子有詐，派人監視他，孔子知道了，顧不上行道便走鬼（「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不過，孔子還未到達下一站，經過匡的時候，就給匡人圍捕，脫不了身，最後得派一個門人到衛國大夫寧武子處當仕臣，然後才跑得了（「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其後孔子一行人到了宋國，宋景公想予以重用，但國防部長桓魋不僅反對，還要追殺他，連他停留處的大樹也砍倒，孔子見狀馬上走鬼（「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其實，孔子走鬼，背後有一整套處世哲學：「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不只和理非非的孔子，南宋著名勇武派文天祥也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不過，他的故事有趣之處卻是有人嫌他走鬼太過，不負責任，怎麽被元軍包圍之時不一刀自了，被捕之後還溫吞吞跟忽必烈磨爛席一磨三年？
的確，文天祥寫《正氣歌》，一口氣高舉N個史上血淋淋取義成仁的勵志典故，堪稱孟子之後叫人去死的典範。也的確，在元軍追逼之下，文天祥跟在陸秀夫一夥之後一路走鬼往南，最後在粵北海豐被俘，給押往老遠的元大都北京，途中寫詩是有的，卻不曾自刎，也沒有絕食什麽的。不過，馬上就有人不爽了，怕他失節；有一位他的幕僚叫王炎午的，急急寫了一篇文章《生祭文丞相文》，明白叫他去死，從贛州至南昌幾乎四百公里沿途張貼，以給他激勵云云：
「雖擧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逾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辤，苟可就義以全歸，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那麽迫切的事，文丞相您還等什麽？）
有趣的是，文天祥1282年就義，此公卻一直活到1324年，在江西祖家終老。
清末戊戌變法，叫人去死最不遺餘力的要算康、梁兩師徒。慈禧發動政變之後，有人充軍新疆勞改，有人終身監禁，六君子問斬，其中包括康有溥（康有爲之弟），康、梁自己卻急急走鬼日本。
西方歷史上最有名的「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例子莫過於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此公1848 年發表强力叫人去死的《共產黨宣言》，自己幾個月之後就先後走鬼三國，到死不回普魯士。
其實，近代革命運動，包括十月革命、國民革命、毛革命、歐洲反納粹反蘇共運動、韓國革命、台灣民主化、天安門事件等，無一不含領導者「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事例，未成功的時候都會給論者單打指責，成功了就備受歌頌，先前的指責都不見諸教科書裏，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上面説的歷史規律，就是指這個普遍存在的道德悖論。
觀上列革命運動積極分子，有去死的，有叫人去死的，有不走就義的，有走鬼逃生的，各有各的作用；死了的成爲烈士足以勵志，逃生的乃可為運動延續香火，論者實不必強行作道德褒貶。甚至可以説，每一個運動都需要一些能夠頂著道德指責、硬著頭皮「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孔子的態度就很中肯：「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意思就是：走鬼也好，坐牢也好，就義也好，都可以達仁，道德上無分高下。這是態度問題，孔子很執著，講了不止一次。孔子這句話也許就是香港人需要建構、認識的「流亡學」的第一課。
棍到肉先知痛，從前香港太平盛世，少人關心從中國出走的流亡人，更未曾想起要對這些群體作一種同情瞭解。我們知道49年中共建國之後有四批次的流亡人從中國出走；除了香港出現的這一批次，之前的，一是60年以尊者達賴出走爲起點的圖博 (西藏) 流亡人，老一輩港人受民國史觀影響，對這批次的流亡人不懷好感，甚至有某種敵視；一是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出走的民運人士，大家比較親近熟悉；一是99年遭江書記迫害出走的法輪功，大家不甚了了。爲方便，我按發生時間分別稱這四批次以流亡人為核心的播遷系為：圖博系、六四系、法輪系和光伏系 (photovoltaic?)。流亡播遷系，英文 exilic diaspora，可簡稱 ED (唔係陽痿，但玩下手搞唔好可以係) 。
六四系、法輪系的出走時間相差十年，其後的發展差異巨大。六四系除了個別人士，基本上銷聲匿跡；法輪功卻越戰越勇，發展出全球性媒體網絡，成員群體在世界上每個大城市都有，聲量和足印超越有五十多年歷史的老牌圖博系。由此引發一些不能不問的問題。
（一）國際社會對頭三系的初期支持，也許不相伯仲，但爲什麽發展到今天，三者成績差異那麽大？（這是大題目，可能要分拆考慮。）
（二）兩個比較成功的系當中，圖博系有一個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根據地 -- 達蘭薩拉 Dharamsala，在印度最北區，之外還有其他幾十個廣佈印度各地的較小人口單位。法輪系則完全沒有這個地理大臺優勢。最近有人要為香港光伏系建設一個類似達蘭薩拉的根據地，這除了是一個看來不錯的極大型地產項目之外，到底是否必要、能夠提供什麽好處、有什麽壞處例如樂不思蜀？
（三）圖博系和法輪系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政治議題之外還有宗教信仰，内可提供維繫，外可感召他人；此外，法輪系還提倡練功，成員因此有具體收益。六四系都沒有這些，是否致命傷？若是，則光伏系怎麽辦？
（四）論所能提供的文化產品，當以圖博系最豐富完整，系中人完全可以活在圖博語言文化裏，不假外求，特別不必和中國共用任何文化概念和資源，能有效杜絕同化。這方面，光伏系可算第二，但和圖博系相比還差很遠。第三是法輪系，因爲其歷史、語言和藝術都是承傳中土的。最欠文化賣點的是六四系，因此最易被强國同化吸收；面對西方，此系也只能提民主人權等西方都有的東西，毫無特色。然則，光伏系如何進一步發展和豐富自身的文化獨立？
（五）人數是問題。60-80年代裏，圖博系的海外人口已達十萬，之後每年都有來自藏地的一兩千名新成員，但近年的一個大隱憂就是系内人口繁殖率下跌。一個ED系有後代不等如這個系可延續，因爲不能包辦下一代的意識形態；但如果沒有後代，則這個ED系一定陽痿。這個問題，光伏系將會很、很、很嚴重。本土港人的TFR已經跌破1 (TFR = 2.1是人口可持續的門檻) ，不少中年以下的港男女，無論已婚未婚，都無興趣生兒育女，宅内養隻貓，就算是向祖宗交代了 (盧斯達注意)。這可能和香港是極端都市化的典型有關；人口學家知道都市化是壓抑TFR的最强因子。光伏系的成員前往海外之後，TFR會否上升？
所以，問題很多；如果沒有包括各方持份者廣汎提供的知識、經驗和分析，有什麽答案也沒把握。光伏系中人，在思考前程的時候，更不能不對其他三個ED系的歷史和現狀作深入瞭解，及同時對世界範圍内的流亡現象有一普遍認識。換句話説，就是需要建構、纍積一斗有用於香港人的流亡學問。這斗學問，作大一點稱之爲「香港流亡學」也無不可。此學應以實踐應用爲主，雖然多學科、各門類學者的參與不可或缺。不過，香港學者參與這斗學問的建構，先要排除一個政治心理障礙。
本來，社運是人人皆應、皆可參與的事，并且參與的時候，最好能就自己的專長作各自的貢獻。不過，香港社運圈近年出現一小股排斥心態，認爲學者或者有學術背景的人一參與，就有想當「青年導師」之嫌。這無疑是很不幸的，應該歸罪共產黨把魯迅無限拔高，令這位本來是反極權運動不可多得的人物和他的著作，都成爲了反共人心目中的可疑物，而「青年導師」這個詞也變成了一頂很大很容易抛出的帽子，令學者參與的時候容易產生政治心理障礙。共產黨點金成糞，這又是一例。
學者參與香港社運，已變得越來越艱難，勇一點的會失去升遷機會，甚或丟職、被控。我之前已經談到過：「得職行道」的時代已過。97之後的政權對「得職行道」者打壓，是由我在2004年給特府中央政策組炒魷開始的，如今已是變本加厲。此情此景之下，學者要參與社運還得剋服另一道心理障礙，真是不容易。
我關注流亡學問，始自2018年黃臺仰和李東昇二君出亡德國；那事件也就是光伏系作爲第四流亡播遷系的誕生事件。當時消息一出，「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指控迅速汎起，後經歷梁繼平君、羅冠聰君等人的相繼出亡而一直延續。但問題是指控者大體無惡意卻有此惡言，何解？我後來的答案是，社運裏有關流亡的歷史知識太貧乏，以致該等現象一旦在香港出現，運動中人只能拍腦袋講説話，特別是如果指摘的對象不屬於自己的那一派，説話就不免少留餘地了。這個問題，我認爲是可以透過學問去解決的。於是，我就開始尋找和閲讀這方面的文獻。流亡學非我專長，但我在一些政治學和歷史學同事幫助下，讀出了一些輪廓。
我發現有幾本同事介紹的書在有關文獻索引出現的頻率特別高，因此買來閲讀；下面介紹其中三本。無獨有偶，三書作者或編集者都是猶太裔，但那大概也不是什麽太巧合。篇幅關係，只能用比較多筆墨介紹一本，其餘兩本説幾句就從略。
第一本最舊，是 Paul Tabori 1972年寫成的 The Anatomy of Exile 。此書堪稱西方現代流亡學第一部專著，作者卻不是一個專業學者，而是一個相當多產的作家，生在一個匈牙利猶太家庭，父親死在納粹 Auschwitz 毒氣房，母親和他逃難到英國。當時有關流亡的一手資料主要都在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學術界沒多大興趣研究，以致作者寫此書時，先得花功夫斟酌何謂 exile ，因爲英文裏有好幾個語意相近但側重點不同的詞；之後才開始寫戯肉 -- 四千年的人類流亡史，以及近世主要西方國家對待流亡人士的態度和政策。四百頁的書要講那麽多的事太困難，但我讀之有不少得著。
原來，英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流亡者的最佳避難所。「歷史上不止一次，英國先是歡迎了一個廢君，沒過幾年又歡迎一批早前把那君廢了的政客。」作者此話不假。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第三次流亡之所就是英國，而且一待就逾三十年，儘管老馬的夥伴恩格斯已經出版了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把該國形容得像人間地獄。老馬百年之後歸葬，也選擇英國。過不久，馬思想發揚光大，導致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大量反共逃亡者離開匈國。接收國呢？還是英國。
二戰期間，英國收容了最大一批敵對國德國難民，安置在倫敦西北幾個區，以致當地流傳不少笑話：「Hampstead 和 Golders Green 是希特拉的最後領土要求」；「在那裏的公寓棟外面大叫一聲 Herr Doktor，每個窗口都馬上打開且有頭探出回應」；如此等等。二戰之後，你説它假慈悲也好、罪惡感也好，狹小的英國收容了超過一百萬名它的前殖民地主要是印巴的難民，以及十多萬名大戰期間先是被蘇聯俘虜然後又被斯大林一脚踢走的波蘭雜牌軍；其他國家掟給它一小撮一小撮的難民更不計其數。
我讀此節之後，回想英國當年的 BN(O) 政策不那麽寬鬆，也就多了一份瞭解；論悲慘，當時其他國家的政經難民比香港人慘得多者多的是。反觀咱們祖國，一面推動「留港不留人」，一面大罵英國沒安好心要放寬BN(O) 移民；那直頭是要把「不聼話」的香港人往死裏整、往海裏丟，真是何其性之忍耶！
Tabori 的書講歷史也講笑話，比較感性。相比，台拉維夫大學管治學院院長 Yossi Shain 89 年寫的 The Frontier of Loyalty -- Political Exiles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就比較分析性，但因爲羅列很多重要事實，故絕非枯燥無味，特別是對現在進行式的流亡者而言。我前文那「六桶冷水」，靈感一半來自本書；例如，本書詳述流亡團體之間搶大臺爭正統引起的運動内部分裂，期期以爲不可。此外，作者深入討論了好幾個關鍵議題：
流亡人與海外社群（流亡人通常只占播遷社群的極少數，得到後者的支持，才可得到海外認受，彌補本土認受的漸失或過時）
流亡翼和本土翼的關係（有合作也有競爭，處理不好在事成之後很麻煩）
流亡人的國際認可（命懸一綫就靠它，寄人籬下很辛苦，要檢點還要高EQ）
出走國和接受國打仗怎辦（列强攻俄，流亡者列寧反對參戰衛國，裏外不是人）
帝國追擊（天涯海角你都大鍋，逃亡罪加一等，隨時皇天殛殺，坐監安全啲）
如此貼切時代需要的話題，香港的流亡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們恐怕很快會人手一本。
最後介紹 Peter I. Rose 編的論文集 The Dispossessed - An Anatomy of Exile 。Rose 是美國頂級學院之一的 Smith College 社會學教授，該校在二戰時全力支援猶太流亡人，成爲佳話。本書其中一章講義大利反墨索里尼流亡人在美經驗，其事與今天海外環境相對應，香港流亡人須充分戒懼。起先，那些流亡人到了美國以為很安全，怎料美國有很多支持墨索里尼的蛋頭，哈佛、耶魯、哥大，都處都有，傅高義之道從來不孤。但更要命的是義大利移民社群 -- 以紐約 Little Italy 最大，其僑領全部超愛祖國擁老墨，直到義大利與德國結盟、美國參戰，那些僑領才「忽然親美」反法西斯反老墨，美國國務院卻倚重他們，恭聽他們的意見以便對付義大利，不僅令流亡者大失所望，還導致他們之間的分裂！
有社運人會問，提起政權迫人流亡就火起千丈怒髮衝冠，恨不得把特黑打個稀巴爛，怎麽還有心情翻故紙堆？那種怨憤我瞭解，不過，越是需要行動，也就越需要知識和知訊的指引。我希望大家能夠分一點時間冷靜閲讀，鑒別哪些資訊是有用的和重要的，共同建構、分享適切香港人的流亡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