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 ;中共海外追逃追贓:“獵狐”;“天網”

“一帶一路”:帶路走近中國夢?

習近平正盡力表現,自己有能力實現“中國夢”。“一帶一路”,這個被不少人評為“中國馬歇爾計劃”的大項目,是否能將這個夢想拉近一些?
China Poster China Dream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帶一路"是近來中外媒體中的高頻詞,它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大戰略的簡稱。這個項目構想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秋季提出。
據中國官媒新華社消息,中國將在3月26日至29日舉行的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發布"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這次博鰲亞洲論壇的主題是"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那麼 "一帶一路"能夠為這個新未來帶路呢
包含哪些內容?
據中國官方報導,"一帶一路"戰略設想貫穿歐亞大陸,連接了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其沿線人口達到44億,佔全球總人口的63%。該戰略將包含大量工程項目,涉及基建、能源、信息等多個領域。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一帶一路"在前期主要是基礎設施項目, "只有路建好了,車才能跑",此後服務業、工業等相關產業也會跟進。
因為其潛在的經濟、政治影響,"一帶一路"被許多觀察人士比作中國的"馬歇爾計劃"。潘向東認為,這種比喻並不合適。"美國馬歇爾計劃是歐洲的複興計劃,"一帶一路"則致力於加強國際間合作與交流。雖然兩者在資本輸出方面有相似之處,但​​一個是美國與各個經濟體單邊進行的,另一個則是大家合作進行。"
Seidenstraße Pakistan China Grenze Grenzstein
在中國,不少經濟學者都持有這種觀點,"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所吸引的投資和消費完全留給了"一路一帶"的沿線地區,這是中國對區域地區發展的貢獻。
比"馬歇爾計劃"更有野心?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曾公開表示,"'一帶一路'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過時的冷戰思維去看待。……中國歡迎各方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
另一些經濟學者則認為,相對"馬歇爾計劃"而言,"一帶一路"的野心更大。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管理副教授、德國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陳丁丁 在其發表《外交官》雜誌 ​​的文章中稱,相比馬歇爾計劃以歐洲為核心,"一帶一路"倡議著眼全球,因此會帶來更大的世界影響。"這樣看來,中國的最終目標不僅要實現中國夢,也要實現亞太夢、世界夢。"
陳丁丁稱,這聽起來似乎過於野心勃勃,然而中國似乎了解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願望:首先是經濟發展,而且是沒有西方施加以政治附帶條件的經濟發展。
如同當年歐洲人擁抱"馬歇爾計劃"一般,很多亞洲國家也對"一帶一路"表示了歡迎和支持。據中國商務部消息,已經有50多個國家表示願意參與該倡議。
21 Staaten in AIIB: Neue Entwicklungsbank in Asien ensteht
英、德、法、意等美國傳統盟友近日表示願意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投行
中國政府在推出這一戰略設想時,反復強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意義。貫​​穿亞歐經濟圈的"一帶一路"想要實現的不僅是亞洲經濟圈的經濟整合,也包括歐亞大陸甚至歐亞非大陸的經濟整合。
政治與外交風險
這樣的整合可能會削弱美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外交圈傳來擔憂聲音也不足為怪。此前,華盛頓已經對 傳統盟友紛紛加入可能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支持的亞投行,表達了反對態度。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鄭永年 在其發表在FT中文網的文章中稱,目前西方和中國都不夠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國'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主體並不是政府,而是資本,政府只是順水推舟的。"
鄭永年表示,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態度表明,奧巴馬政府太過看重了中國政府的角色,而忽視了資本的角色。他也說,"在資本走出去後,中國需要在權益保護方面做更多努力"。
經濟學者潘向東對德國之聲說,項目實施的主要風險在於政治外交方面的不穩定因素,例如前期看到的斯里蘭卡政局的變化導致港口停工、緬甸局勢不穩導致項目受影響,"不穩定的周邊環境會讓'一帶一路'的實施打折扣"。

亞洲新未來”:由中國來引領?

3月26至29日,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在海南舉行。除了習近平將發表主題演講外,數十位國家與政府首腦也應邀出席。有觀點認為,中國正迎來“積極外交”時代,中國正成為時代“具有創新力的引領者”。
(德國之聲中文網)2001年,26國的代表(25個亞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在海南東部小鎮博鰲舉行會議,博鰲亞洲論壇正式成立。14年後的今天,這個論壇已經具有了相當規模,吸引世界各地政要與會進行對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外交平台。
據中國官媒報導,包括亞美尼亞總統、奧地利總統、印尼總統、尼泊爾總統、斯里蘭卡總統、烏干達總統、贊比亞總統、澳大利亞總督、馬來西亞總理、哈薩克斯坦總理、荷蘭首相、瑞典首相、卡塔爾首相在內的多國領導人將應邀出席年會,規模空前。
年會重點議題
新華社此前報導稱,金融政策是此次年會的重點議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將分別於3月28日、29日與世界經濟界、金融界人士共同出席"G20與全球經濟議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前景"分論壇,探討全球經濟治理和貨幣政策走向。
此外,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將於3月29日就技術創新與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多名企業家進行對話,百度總裁李彥宏將擔任主持。
21 Staaten in AIIB: Neue Entwicklungsbank in Asien ensteht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
據中國媒體報導,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將成為此次年會熱點話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將於3月28日日下午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表演講。另外,論壇也有望發布"一帶一路"計劃的實施方案。
不久前,英、德、法、意等國提出要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這曾一度引髮美國方面的不滿。3月底時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國的截止日期,據中國方面統計,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將會超過35個。
"外交拐點"?
"人民網"的一篇報導引用國際投資銀行家庫恩(Robert Lawrance kuhn)的話稱,習近平把中國外交政策重塑為"積極參與",讓中國"從一個跟隨時代的奔跑者轉變為具有創新力的引領者"。文章還稱,習近平近來"密集而主動的外交行動凸顯出中國外交的新'拐點'"。
這種觀點並不新穎。自習李上台以來,中國在外交上越來越自信的表現引起了輿論一片嘩然。德語媒體多次撰文稱,中國進入"外交新時代"。這種強勢外交也體現在南海問題上。
China Bildergalerie Chinas Diplomatie mit dem Bagger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獲得的監控圖像顯示了中國在斯普拉特利群島的施工和土地開墾
南海陰影
週四(3月26日),菲律賓指責中國 通過"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尋求控制幾乎整個南中國海。馬尼拉2014年將南海問 ​​題訴諸聯合國仲裁。菲律賓外長羅薩里奧(Albert del Rosario)稱,中國的所作所為(填海施工)旨在影響明年年初聯合國法庭針對南海問 ​​題的裁決。
近年來,南海緊張急劇升級。中國對南中國海上約90%區域提出領土要求,而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文萊等國也對這塊資源豐富的水域提出主權要求。
雖然這個話題應該不會出現在以"亞洲的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博鰲論壇上。然而先要解決衝突爭端,才能"邁向命運共同體",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DW.DE


“獵狐”之外,還有“天網”

去年,中共展開了海外追逃追贓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日前,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決定啟動2015年的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行動,將其命名為“天網”。
(德國之聲中文網)"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中共顯然想通過這個新行動代號表達其追擊海外貪腐犯的決心。
據中紀委網站消息,"天網"行動是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部署開展的 針對外逃腐敗分子的行動。"有關部門將從今年4月開始,綜合運用警務、檢務、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時間、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敗分子,清理一批違規證照,打擊一批地下錢莊,追繳一批涉案資產,勸返一批外逃人員。"
該報導還表示,"天網"行動由多個專項行動組成,分別由中央組織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人民銀行等單位牽頭開展。
Symbolbild Korruption
"其中公安部牽頭開展'獵狐2015'專項行動,重點緝捕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和腐敗案件重要涉案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開展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重點抓捕潛逃境外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專項行動,重點對地下錢莊違法犯罪活動,利用離岸公司賬戶、非居民賬戶等協助他人跨境轉移贓款等進行集中打擊。"
此外,中央組織部會同公安部開展治理違規辦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證照專項行動,重點對領導幹部違規辦理和持有證照情況進行清查處理,並對審批、保管環節負有責任人員進行追責。
北京去年7月啟動了的"獵狐"專項行動,以便海外追贓肅貪。據中國當局3月份公佈的數據,截至去年年底,有500名逃至境外的涉嫌貪腐人士被引渡,涉貪資金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

DW.DE

司馬觀點:中國的獨奏(江春男) 2015年03月30日


2001年,中國在海南東部小鎮博鰲舉辦論壇,北京唱獨角戲,只有亞洲國家參加,14年後的今天,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吸引世界各地政要,博鰲成為重要的國際舞台。

未開張已門庭若市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志比天高,牽涉數十個國家,仍在畫餅階段,各國表面上樂觀期待,實際上滿腹狐疑,姑妄聽之。但是亞投行,還未正式開張,即已門庭若巿,台灣也在敲門中。
英國未與美國商議即宣布加入亞投行,德法義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立即跟進,接著澳洲、俄羅斯、土耳其、韓國等40多國家也擠進來。平地驚雷,未演先轟動,西方發現中國已在主導亞洲金融秩序。
創建於196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是美國和日本主導的,近十多年來,中國的發言權大增,但是亞銀太官僚,多肥缺,暮氣沉沉,融資貸款標準不一,多年來備受批評,但是改革成效不彰。中國要另起爐灶,大受歡迎。
不過,亞銀和世銀主要目標是減貧,亞投行則是投資基礎設施,致力於亞洲經設發展,兩者性質大不相同,有互補作用。
到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投資約需八萬億美元,面臨資金短缺,技術和經驗缺乏的困境,中國是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在這方面有較強實力,對中國企業而言,這是一大筆好生意。 
當然,更重要的是戰略利益,拉近東南亞和南亞、中亞的關係,重建亞洲新秩序。不過,這裡面存在太多變數,不是北京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多數國家對中國崛起心存疑忌,只是難以抵擋可以分享中國經濟紅利的誘惑,他們的加入,不一定是替中國唱讚歌,而台灣,主要是政治需要。
不過,本來是中國的獨奏,現在似乎變成世界的合唱,習近平這次賺翻了。 

2015年3月29日 星期日

7.7-magnitude earthquake strikes off Papua New Guinea,







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早上發生黎克特制7.7級地震,當局發出「危險海嘯」警告,預計區內可能出現 1至3米高的海嘯。

地震在本港時間上午7時49分發生,震央位於莫爾玆比港東北約800公里的新不列顛島區對開海域,震源深度65公里。

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發出海嘯警告,指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沿岸可能受海嘯侵襲,或出現高1至3米的巨浪,但不會出現跨太平洋的海嘯。


香港天文台亦錄得今次地震。

路透社/香港政府新聞處...



7.7-magnitude earthquake strikes off Papua New Guinea, U.S. Geological Survey says. cnn.it/1HVZj29

Its epicenter was 54 km (34 km) southeast of Kokopo, Papua New Guinea.
CNN.COM|由 CATHERINE E. SHOICHET, CNN 上傳

2015年3月26日 星期四

蘋論:蔡英文無須提兩岸政策

蘋論:蔡英文無須提兩岸政策

 
在蔡英文出訪華府之前,台灣一些有識之士思想上已經越過傳統的兩岸思惟。這也是太陽花運動帶來的新思惟靈感。
以前全台灣無論統獨藍綠,都要求政黨必須有一個「兩岸論述」,例如四不一沒有等,但是作家南方朔首先撰文指出,台灣根本不需要「兩岸論述」,因兩岸的話語權完全由中國掌握,台灣的話語權不成為「權」,因為沒有影響現狀的能力與現實。痛苦推出的兩岸論述在國際上毫無被注意的可能,沒有人當回事。
政論家林保華主張蔡英文向美國保證配合美國國家利益,民進黨不會挑釁中國讓美國為難。的確,蔡此行只需讓美國知道民進黨除堅定維護台灣主權外,對外沒有其他使命。
另一項對台灣的刻板控訴,是指台灣是美中關係麻煩製造者,連馬英九都學舌這麼說。學者田台仁推翻此議,直指小英不需要新的兩岸政策,因為自二戰結束以來,台灣四周環境的變遷都是美、中在型塑,台灣何時有能力製造過不同的氣氛?「過去70年來,事實上台灣的立場一直都被華盛頓與北京所操控,根本毫無能力足以挑起區域的任何動盪與不安。」田台仁在文章中說。西太平洋所有因領土主張所引發的動盪,都是北京造成的,但是美中竟把責任推給民進黨及蔡英文,「來掩蓋雙巨霸的無能解決互相間矛盾」。 

應該專心打贏選戰

所以,我們不需要兩岸論述,也不需要兩岸政策,因為都無關宏旨,改變不了什麼,徒然自縛手腳,畫地自限。台灣前總統陳水扁曾為反抗美國的壓迫,提出「一邊一國」論,引起中國向美告狀,惹來小布希總統粗口惡罵扁,並指台灣是麻煩製造者。馬英九對麻煩製造者深感內疚,當選後多次向美中保證絕不當麻煩製造者。從此以後,麻煩製造者就成為台灣的內疚與罪惡感的來源。
台灣有這麼夠力嗎?對美國及盟國而言,在東亞拚命製造麻煩的是中國;在中國來看,在東亞製造麻煩的是美國和日本,說什麼都輪不到弱勢的台灣,因為我們沒有能力當美中兩強的麻煩製造者。
蔡不必浪費時間提什麼兩岸論述和政策,靜靜地率由舊章即可。應該專心的是打勝選戰,修憲修法、促進經濟以及落實轉型正義。 

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台灣變成美國籌碼 (蘋論:蔡英文赴美口試)

蘋論:蔡英文赴美口試

 
本欄多次警告美、中對台政策與態度的微小改變,都預示著日後累積成重大的局勢轉向,尤其在一段時間以後回顧,將發現原來改變竟如此劇烈。就像每天照鏡子不覺自己老化,等拿出前年的照片,才驚覺歲月的殘酷。
最近的警訊不再模糊不清。先是美國國務院次卿謝爾曼在2月27日的記者會中說:「一中與三公報的概念已成標準,兩岸經濟整合(也)是如此。這就是現狀。」這句話的重點不在說出來的部分,而在沒說的部分—《台灣關係法》。以往美國官方一觸及台海問題,一定照本宣科:「《台灣關係法》與三個公報」。現在謝爾曼刻意不提《台灣關係法》,是否明示美國已經把三公報的位階凌駕於關係法之上?理論上關係法是國內法,對行政部門具有法的約束力;而公報只是表態,沒有法律約束力,前者位階高於後者,但謝爾曼卻只強調三公報,意謂著什麼?
接著3月4日習近平在政協大會警告台灣須接受「九二共識」的一中基礎,恫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他卻省略了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各表」部分。美國略去《台灣關係法》,中國不提「各自表述」,是偶然?是巧合?或是中美已達成某種共識?
由於蔡英文即將赴美口試,美國AIT前執行理事施藍旗向民進黨喊話,要蔡提出一個可縮小台海差距並關照美國與國際對兩岸關切的中國政策。 

台灣變成美國籌碼

這些訊息表示出至少五項意義:一、美、中已經把蔡英文勝選總統的可能視為當然。二、習近平已經不滿足於台灣只要不宣布法理台獨即可過關,他正在壓迫台灣領導人明白表態擁護一中;至於各表,以後應該不會再出現於官方的表述。三、美國開始壓迫或說服台灣接受一中論述,這也是美國國力衰退的表徵。四、美國不再容忍台灣躲在關係法下面妨礙美中關係的進展,也越來越擔憂台灣導致美中戰爭的可能。五、北韓挑釁越強,美國給台灣的壓力越大,以交換中國約束北韓。對台灣而言,美國已經從一個可靠的盟友,變成一個拿台灣當作籌碼並可隨時出賣的黑幫老大。這無疑是美國的墮落。
蔡英文赴美口試前,要準備好以上的問題,不要太謙卑,嚴而不厲地教訓美國亦無不可。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新加坡獨立50年要事圖;李光耀去世 新加坡將何去何從

WSJ:李光耀去世 新加坡將何去何從

李光耀(Lee Kuan Yew)上個月因肺炎入院接受治療時,他的這次患病重新引發了公眾常常默默的討論:如果新加坡的開國總理離世,這個富裕的城市國家將會何去何從。

李光耀周一去世,享年91歲。在他主政期間,新加坡從一個瘧疾橫行的英國貿易中轉站奮然崛起為一個耀眼的經濟傳奇,他也因此廣受讚譽。雖然新加坡實行的不是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沒有新聞自由和強烈的不同聲音,但是新加坡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可與日本和先進的歐洲和北美經濟體媲美。

一些觀察人士稱,李光耀的威權統治及強硬社會政策留下的影響頗深,並且可能在未來的多年時間裡影響公眾話語。

不過黨內人士稱,李光耀強硬的治理風格確保了新加坡的穩定,從而使得這個國家實現經濟繁榮。新加坡作家、評論人士林寶音(Catherine Lim)說,新一代領導人可能帶來政治自由化的新浪潮,他們會更好地回應選民的訴求,這些更加年輕的選民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影響下,更加傾向於自由發表意見,也更加老練。



See photos of key moments in Singapore's history -- from general elections to the first Formula One Grand Prix in Asia



The Supertree Grove is illuminated in the rain during a light show at Singapore’s Gardens by the Bay. The Gardens by the Bay opened on June 29, 2012, and features more than 220,000 plants, the vertical gardens the Supertrees, the Flower Dome, Cloud Forest and a skywalk. 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Singapore’s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Important moments in Singapore’s history.
WSJ.COM

2015年3月22日 星期日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by Evan Osnos兩本書「野心」與「剩女」,碰到鐵板一塊的中國政府;China’s Censored World By EVAN OSNOS親歷中國的出版審查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by Evan Osnos


Striving for Wealth and Truth in China, in Face of Monolithic Government

May 28, 2014
 野心與「剩女」碰到鐵板一塊的中國政府

野心與「剩女」,兩本書中的中國

書評2014年05月28日
歐逸文寫了被關押的異見分子劉曉波,圖為中國抗議者舉着他的畫像。
歐逸文寫了被關押的異見分子劉曉波,圖為中國抗議者舉着他的畫像。
Tyrone Siu/Reuters
歐逸文(Evan Osnos)的書《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描繪了一些有事業心、勇敢無畏、富於創意的奮鬥者,而他本人似乎也有同樣的品質。他在中國做了八年引人矚目的報道,其中主要是為《紐約客》 撰稿;他努力找出有趣的人物進行採訪,從億萬富翁、「垃圾女王」張茵,到清掃他在北京所住那條馬路的一位清潔工詩人。他的關係網中有大受歡迎的博主韓寒, 他的網站擁有超過2.5億的訪問者;也有異見人士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還有很多不出名的人,比如邁克爾(Michael),他希望靠寫英語教材賺 錢,他的夢想和自我懷疑正好吻合中國當下的歷史時刻。
歐逸文寫道:「《野心時代》是在描述抱負和權威這兩種力量的衝 突。」此外,它也為一群為身份、價值與未來而極端焦慮的人群勾勒了引人入勝而令人憂慮的畫像。歐逸文筆下的中國被道德危機與激增的挫折感所撕裂,它的國民 極度渴望獲取財富,擔心到頭來一無所有。歐逸文寫道,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已經在道德上與智識上破產,其表面上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繁榮換忠誠」這種不穩定的 交易之上。即便如此,「社會精英階層神話與寡頭政治現實之間的鴻溝日益顯形,愈發巨大。」
李陽,著名英語培訓者。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這本書關注對財產的追求(「財富」)、對異見的打壓(「真相」), 以及面臨道德危機的精神追求(「信念」)。為了闡明這些主題,歐逸文幾乎竭盡所能。他參加了一個中國人的旅行團,通過同行者的眼光去體會歐洲,注意到他們 「對世界狂熱的好奇,同時對於中國在這個世界上的新地位充滿防禦心的驕傲」。他去賭徒的聖地——澳門,探訪洗錢業與政府官員的腐敗。
他選擇的人物有着廣泛的政治立場:他和一個民族主義者、奉行新保守 主義的電視節目製作人交朋友,後來此人去上海就讀,成了哲學系的學生。他曾試過到山東採訪脾氣暴躁的盲人律師陳光誠,他幫助女性反抗獨生子女政策,後來陳 從軟禁中脫身,來到紐約後,兩人終於相見。他和富有的龔海燕結識,她因創辦相親網站而發財(究竟該說自己是個「一毛不拔的顧家男人」還是「酷小伙」,為歐 逸文帶來很多樂趣)。
書中有些人物出現了若干次,令讀者產生一種漸漸增強的感覺:中國已 經迷失方向。其中關於林毅夫的故事格外引人注目,這位台灣逃兵游泳橫渡台灣海峽,當上了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後來又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唱讚歌,他的故事 構成一個有力的敘事線索。受迫害的藝術家艾未未的故事也是如此,他試圖把自己的生活變成藝術,推動現實可能性的底線,後來當局試圖鉗制他的言論,他遭到毆 打、囚禁,還被控告逃稅。
歐逸文。
歐逸文。
Peter Marovich
人們似乎樂於捕捉任何成功的機會。李陽是「瘋狂英語」的創始人,主 張用大喊的方式來學習語言,有着搖滾明星般的地位,他認為英語非常重要,以至於成了「令人脫胎換骨的希望所在」。消費和腐敗密不可分:大多數垃圾郵件廣告 都是關於銷售假髮票的,與此同時,共產黨的不正當行為從一個山西官員身上可見一斑——他有四個老婆、十個孩子;此外,據統計,自1990年以來,有 18000名腐敗官員攜帶共計1200億美元的巨款潛逃。
歐逸文敏銳地捕捉到互聯網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面貌,抵制了政府 在公眾事件上操縱信息的努力。他追蹤報道了深圳兒童小悅悅的故事,她被一輛麵包車和一輛卡車碾過,但路人卻對此完全無視,她的死在中國的博客世界引發了一 場全國性的深思(最終一位大字不識、收破爛的長者停下來幫助小悅悅,但已經太遲了)。他講述了2011年溫州高鐵事故,政府試圖審查相關新聞,這件事最終 暴露出鐵路官員中程度驚人的腐敗、回扣與非法的工程轉包,成了「典型的政府績效失敗」。
博客寫作者和逃避審查者們的網絡世界,以及他們的「平行語言系統」 為事件帶來更可信的版本;有些使用中文雙關語來逃避禁用詞語的方式非常有趣。比如「草泥馬」這個詞的諧音是「對你的母親做不能說出口的事」,2009年, 它開始在網上廣泛傳播,作為對審查者試圖清除網絡低俗內容的回應。網民的帖子被刪了,就說自己被「和諧」了,這是指「創建和諧社會」的官方目標。
洪理達。
洪理達。
Nora Tejada
他通過短訊收到中宣部對新聞機構下達的最新禁令(由總部在加利福尼 亞的《中國數位時報》[China Digital Times]發送到歐逸文的手機上)。有一條是這樣的:「所有網絡必須馬上刪掉如下文章《中國94%的人對財富高度集中表示不滿》」。之後,在「阿拉伯之 春」事件中,有一條是:「禁止將中東政治體制與我國政治體制相對比」。
《野心時代》里的很多重要人物在西方都很有名,但在中國卻罕為人 知。在某個反思的時刻,歐逸文寫下自己曾經為應該讓那些異見人士佔多大篇幅感到猶豫。「他們的不幸命運到底告訴了我們多少關於中國的情況?」他問「有多少 是由於環境,有多少是由於壓迫?對於一個局外人來說,從遠處觀看是很難判斷的,但我發現從近處看也未必會更容易,因為這有賴於你的視角。」最後歐逸文得出 結論,政府付出大量努力和開支,試圖讓這些人不為世人所知,這本身就是一種有力的證據,證明這些人的重要性。
洪理達(Leta Hong Fincher)的《剩女》(Leftover Women)對中國的奮鬥者們所面臨的壓力提供了一份非常不同,但同樣令人驚心的描述。她對渴望通過買房來鞏固中產階級地位的年輕都市女性特別感興趣。洪 理達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的博士生,專門研究住房產權交易,這令她注意到後社會主義時期對女性結構性的經濟歧視。
洪理達認為,女人在25歲左右感受到壓力,接受不適宜的婚姻。她認 為,性別失衡、單身男人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可能性,乃至沒有安全感的父母的焦慮導致了這一局面,如果她們延遲結婚就會被稱為「剩女」。由於父母與配 偶的壓力,這些女人被系統地剝奪了房子的所有權,必須把不動產記在丈夫名下,就算她們或她們的父母在買房中有很大貢獻也是如此。
在中國,三分之一的婚姻以離婚告終;最近一項最高法院的決議決定按 房契上的名字判定房產歸屬。中國女人在婚姻中,經濟上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令她們容易受到虐待,在婚姻解體時也是如此。人們期望《剩女》能很快被翻譯成中 文,因為它似乎在受過教育的都市女性中很有共鳴。共產黨似乎已經忘記了毛時代的語錄:「婦女能頂半邊天。」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
歐逸文/著
403頁,法拉·斯特勞斯與吉魯科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7美元。
《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復活》
洪理達/著
213頁,澤德出版社(Zed Books),24.95美元。
Judith Shapiro是《中國的環境危機》(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和《毛對自然的戰役》(Mao\'s War Against Nature)的作者。
翻譯:董楠
現代中國...
【大紀元2014年05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飛編譯報導)《紐約客》(The New Yorker)特約撰稿人奧斯諾斯(Evan Osnos)原本考慮讓她的新書《野心的年齡:追逐財富、真理和信仰的新中國》(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在中國出版,但經過中共審查者一番折騰後,她決定不在中國出版,建議中國讀者可買臺灣版本,並撰文猛批中共審查制度。
她寫道:“今年二月當我完成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籍後,上海一家出版公司向我要一份早期的副本,以便開始翻譯。這本書追蹤了一些我認識的人,一些是名人,因 為他們試圖改變自己在中國的生活--像一位農民的女兒,同時也是女企業家的宮海燕(Gong Haiyan),她設想自己‘爭分奪秒,在失去前搶佔先機。’”
上海一位編輯在讀了她的手稿後報以熱情的回應,但也發給她一份政治活躍人士的名單,寫道:“很難把這些人納入中國版本:律師陳光誠、作家慕容雪村、韓寒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建議:“請讓我知道,是否有可能讓我們做一個特殊版本配合在中國出版。”她必須作出選擇。
她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中國的定義是互相矛盾的:世界最大的寶馬、捷豹和路虎車的買方市場,卻由共產黨統治。這裡有世界兩大最有價值的網路公司騰訊和百度,也是歷史上審查制度最嚴格的時代。中國既是全球最新的超級大國,也是最大的專制國家。
在中國大部份歷史時期,讀者被限制閱讀國外書籍。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黨內精英被正式禁止閱讀外國文學,學生卻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了塞林格、柯南道爾 等人的著作。過去30年來,外國作家的銷售量開始激增,這應歸功於中國消費者急切地想知道關於自己和世界的新資訊。根據2012年最新統計資料,中國的 580家出版社收購了超過1.6萬份外國著作的出版權,是1995年以來的近10倍 目前的暢銷書包括了瑪律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寂》以及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論中國》。
但今天,要在中國出版一本書籍,外國作家必須接受出版社內部審查員的判斷,他們將判別名稱、術語和黨認為不奉承或威脅政治穩定的歷史事件。
當2006年中國版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說《追風箏的人》(The Kite Runner)出版時,書中對蘇聯佔領阿富汗的關鍵參考被取消。(對中國作家來說,賭注是巨大的:他們要麼聽從限制,要麼失去在本國出版的能力。審查者可 以舉出所出版書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如果出版社忽視了禁忌,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能使書籍下架並嚴懲肇事者。類似的審查也適用於電視 節目、電影和電臺節目,政府也密切關注廣播,因為它能傳播給多數人。奧巴馬總統在第一次就職演說時提到了“面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先輩,被中共國家 電視臺刪除了。“共產主義”這一詞沒有出現在中共媒體的報導中。
作者說自己曾於2005年至2013年在北京生活和寫作,但發現很難界定審查世界。儘管一些條例被透露給公眾--上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建議所有網站“找到 並刪除名為‘成都警方圍毆捍衛自己權利的房主的視頻”,多數審查世界是由不可告人的名稱以及故事組成的,通過本身是秘密的條例定義。
負責“思想工作”的最高機構中宣部不會公佈他們的活動:他們討厭被關注,因此他們在長安街的總部沒有位址或標記。為了量化中共審查制度的境界,卡內基.梅 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在2012年調查了新浪微博的資訊,他們發現16%以上的微博因內容而被刪除。
關於中共審查世界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它仍在增長。電影院每天在增多,好萊塢也必須刪減片斷來迎合他們。最新的007電影《天幕危機》的製片商刪除了一個殺 害中國保安的場景,以及哈威爾 巴登(Javier Bardem)說他在中國的羈押期間成為惡棍的情節。《紐約時報》已在超過1年的時間裡無法為記者獲得新的居留簽證,因為他們報導了中共領導人的家庭財 富。彭博新聞也因對黨官進行調查而面臨同樣的報復。今年3月彭博資訊董事長格勞爾(Peter T. Grauer)說公司“應重新考慮”商業新聞之外的決定,因為它損害了公司在中國的潛在市場。
但當她考慮在中國出書時,當地出版社逐漸提出了審查內容。北京一位元代理以公司代表的身份寫道:“為准許在中國出版,作家將同意修改四分之一的內容。”該 出版社已逐章歸納出有麻煩的片斷,以序言中的一行開始:“中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多元化、城市化和繁榮,但它是世界上唯一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關在監獄裡的國 家。”
一些禁忌是可預見的-出版社擔憂提到毛的“大躍進”,因為它導致3,000至4,500萬人在饑荒中死亡。另一些問題則很微妙,由於共產黨將經濟成就歸功 於鄧小平,作者被建議不要向他的同齡人提出太多讚美。審查者在逐章閱讀後,憤怒道:“第14章:整個一章都是關於陳光誠。”
在一些例子中,審查者的要求令她驚訝:為什麼討論前政治人物薄熙來會很敏感?敏感之處似乎在於如何提到這個問題,以及提多少。當歷史的官方版本已經寫好,一個非官方的版本則變得不受歡迎。
一位外國作家如果希望在中國出版書籍,就必須找到很多理由來忍受審查要求。一本書,即使已妥協,也能發出新一代的讀者尋求超越國界的資訊 它的版費收入可能幫助作者支付下一本書的費用等等。
但這些理由無法超越一個必然問題。關於當代中國的寫作中最難的一部份是捕捉它的比例:故事中有多少真正鼓舞人心的,多少是真正冷酷的?其價值有多少被創作 技術和自我創造所反映,以及其價值有多少在“長城防火牆”和濫用職權中被體現?將接受審查作為利潤問題來考慮,從而修剪,留下故事的核心不變,但正當中國 在根本上選擇其將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時,改變描繪中國的比例將給世界一個虛假的反映。

很有水準的一本書,近年來難得一件的好書!翻譯更是了不起,看不出來是翻譯的洋文書。對於參與中國十五年來的「大躍進」,和兩岸開放之初便造訪過的我來說,更是有所體會,心有戚戚焉。可惜,作者對於中國政治文化的不深入,留下了許多「做作」卻已有定見的問題...Lucian Pye應該在約莫三十年前,就提過研究中國政治文化有兩個切入點,面子與幫派(非黑社會那種,或許用『掛』更傳神),就不會文句中隱含著批判與不欣賞的態度了。如果作者對於中國共產黨發跡到現在的歷史,有著更深的背景認識,也應該更能對他自己的疑惑或者不解而有所解答。就經驗與訪談功力而論,作者一本書可以橫掃台灣現在所謂的各種記者。用心與專業,在本書上體現地一覽無遺!其實他應該在親身經歷之外,多讀兩本書,那麼對於讀者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將會有更大的幫忙:「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官場現形記」。研究中國政治變遷的人,至少必須知道明、清兩朝的官制與官場文化,這樣很多「萬變不離其宗」的中國共產黨現象,就能迎刃而解!結論是,值得一讀,推薦給我的朋友們!

2014.5.5

http://www.amazon.com/Age-Ambition-Chasing-Fortune-Truth/dp/0374280746
我在Amazon 讀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by Evan Osnos第4-6頁,知道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譬如說,中共是改革開放1978-2013 (人均200美元到6000)的最大受益者;比起英國的產業革命,中國現代化的規模是其百倍,速度是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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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China’s Censored World

觀點

親歷中國的出版審查

In February, while I finished work on a book about China, a publishing company in Shanghai asked for an early copy, in order to begin a translation. The book follows people I’ve come to know, some prominent, others not, as they try to change their lives in a country throbbing with possibility — individuals like Gong Haiyan, a farmer’s daughter and businesswoman who envisions herself in a “race against the clock,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before it’s lost.”
今年2月,在我寫完了一本有關中國的書之 後,上海的一家出版公司管我要了一份書稿副本,以便開始翻譯。這本書關注了一些我認識的人,其中既有名人,也有普通人。在一個充滿可能性且富有活力的國度 里,這些個體努力改變着自己的人生——比如龔海燕,她是一個農民的女兒,也是一個「為了不讓機會溜走,要求自己與時間賽跑」的女商人。

After reading the manuscript, an editor in Shanghai replied with enthusiasm, but also sent me a list of politically active people in the narrative who, he wrote, “would be difficult” to include in the Chinese edition: a lawyer (Chen Guangcheng), an artist (Ai Weiwei), three writers (Liu Xiaobo, Murong Xuecun, Han Han) and “a few others.” He made a proposal: “Please kindly let me know if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cooperate on a special version of your book for its Chinese publication.” I had a choice to make.
在讀完書稿之後,上海的一名編輯熱情地回 復了我,但同時也發給了我一份名單,列出了書稿中提到的政治活躍人士的名字,他寫道,中文版會「很難」包括這些人的名字:一位律師(陳光誠)、一位藝術家 (艾未未)、三位作家(劉曉波、慕容雪村、韓寒),以及其他幾個人。他提出了一個建議:「請告訴我,我們是否可以合作推出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特殊版本。」 我必須做出選擇。
The defining fact of China in our time is its contradictions: The world’s largest buyer of BMW, Jaguar and Land Rover vehicles is ruled by a Communist Party that has tried to banish the word “luxury” from advertisements. It is home to two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valued Internet companies (Tencent and Baidu), as well as history’s most sophisticated effort to censor human expression. China is both the world’s newest superpower and its largest authoritarian state.
當今中國的一個關鍵事實,就是它的種種矛盾:這個國家購買了最多的寶馬(BMW)、積架(Jaguar)和路虎(Land Rover),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卻禁止在廣告中使用「奢侈」一詞。這個國家擁有市值在世界上躋身前列的兩家互聯網公司(騰訊和百度),同時也擁有歷史上 最成熟的言論審查系統。中國既是世界最新興的超級大國,也是最大的威權國家。
Eric Hu
For most of Chinese history, readers had limited access to books from abroad. In the 1960s and ’70s, when foreign literature was officially restricted to party elites, students circulated handwritten, string-bound copies of J.D. Salinger, Arthur Conan Doyle and many others. But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rules have relaxed somewhat and sales of foreign writers have ballooned, thanks to Chinese consumers who are ravenous for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In 2012, the most recent year for which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China’s 580 state-owned publishers acquired the rights to more than 16,000 foreign titles, up nearly tenfold since 1995; current hot sellers range from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o Henry A. Kissinger’s “On China.”
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讀者們獲得外國 書籍的渠道都相當有限。上世紀60、70年代,只有中共精英才有權閱讀外國的文學著作,學生們則傳閱着手寫線裝的J·D·塞林格(J.D. Salinger)、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以及許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但過去30年,限制已經有所放鬆,外國作家作品的銷量出現了激增,這都源於中國消費者對有關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更多信息的渴望。據可以得到的最新數據,2012年,中國580家國有出版社獲得了超過1.6萬種外國圖書的版權,是1995年的幾乎10倍;許多外國作家的著 作在中國成為暢銷書,包括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以及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論中國》(On China)。
Ever since the reign of the first emperor, who oversaw the burning of Confucian texts in 213 B.C., Chinese leaders have valued the science of censorship. To release a book in China today, foreign authors must accept the judgment of a publisher’s in-house censors, who identify names, terms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at the party considers unflattering or a threat to political stability.
自從中國始皇帝的統治以來,中國的領導者一直重視審查制度。公元前213年,這位皇帝下令焚燒了儒家的著作。如今,要想在中國出版一本書,外國作家必須接受出版社內部的審查員的評判。這些審查員會從書中找出中共認為使其面上無光或威脅政治穩定的人名、詞彙及歷史事件。
When the Chinese edition of Khaled Hosseini’s novel “The Kite Runner” was published in 2006, critical references to the Soviet occupation of Afghanistan were removed. (For Chinese authors, the stakes are incomparably larger; they either heed restrictions or lose the ability to publish in their home country. Prosecutors can cite published writing as evidence of “incitement to subvert state power.”) If publishers overlook a taboo,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can pull books from the shelves and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Similar scrutiny applies to television shows, films and radio programs, and the government keeps an especially close eye on broadcasting, because it reaches the most people. When President Obama, in hi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entioned earlier generations who “faced down fascism and Communism,” China’s state broadcaster cut away. The word “Communism” did not appear on transcripts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press.
當2006年卡勒德·胡賽尼 (Khaled Hosseini)的小說《追風箏的人》(The Kite Runner)的中文版出版時,書中提到蘇聯佔領阿富汗的關鍵內容都被刪除了。(中國作家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簡直無法相提並論;他們需要接受各種限制, 否則會被禁止在自己的國家出書。檢察官可以把出版作品作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如果出版商在審查時漏掉了一個敏感詞,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有權 令圖書下架,並懲罰責任人。類似的嚴密審視也適用於電視節目、電影和廣播節目,政府格外密切地關注着廣播電視,因為其受眾最多。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首次就 職演說中說到前輩們「擊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的國有電視台立即切換了鏡頭。「共產主義」一詞沒有出現在中國媒體刊登的演講全文里。
Living and writing in Beijing from 2005 to 2013, I found that the precise boundaries of the censored world were difficult to map. Though some rules leak to the public — last month,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dvised all websites to “find and remove the video titled ‘Actual Footage of Chengdu Police Surrounding and Beating Homeowners Who Were Defending Their Rights”’ — most of the censored world is populated by unmentionable names and untellable stories, defined by rules that are themselves secret.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highest-ranking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ought work,” does not report on its activities; it is so averse to attention that its headquarters, on the Avenue of Eternal Peace, have no address or sign. To quantify one realm of Chinese censorship, researchers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2012, studied messages on Sina Weibo, the social media site. They found that more than 16 percent of all posts were deleted because of the content.
從2005到2013年,我一直在北京生 活和寫作,我發現很難精確地描繪出審查範圍的界限。儘管一些規定被公眾得知——上個月,國務院新聞辦建議所有網站「找出並刪除標題為』實拍成都警察被指圍 毆維權業主』的視頻」——處於審查範圍中的主要是不可提及的名字和不可告人的故事,界定它們的規定本身就是秘密。負責「思想工作」的最高機構——中共中央 宣傳部從不公開自己的活動;它是如此討厭關注,以至於它位於長安街上的總部大樓上既沒有門牌號也沒有標牌。為了對中國審查制度的一個方面進行量 化,2012年,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研究了社交媒體網站新浪微博上的信息。他們發現,有超過16%的帖子因為內容敏感而被刪除。
One known fact about China’s censored world is that it is growing. Movie theaters are proliferating by the day, and Hollywood makes the cuts required to reach them. The makers of “Skyfall,” the latest James Bond film, removed a scene involving the killing of a Chinese security guard, and a plot line in which Javier Bardem says he became a villain during his time in Chinese custody. The New York Times has been unable to receive new residency visas for journalists for more than a year, because it reported on the family wealth of Chinese leaders. Bloomberg News is facing similar retaliation for its investigations of party officials. In March, the Bloomberg L.P. chairman, Peter T. Grauer, said the company “should have rethought” the decision to range beyond business news, because it jeopardized the company’s potential market in China.
關於中國的審查制度的一個已知事實是,它 正在不斷擴大。電影院的數量正日益增長,為了達到審查要求,好萊塢會對影片內容進行刪減。最新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電影《大破天幕殺機》(Skyfall)的製作方為此就刪掉了一名中國保安被殺死的鏡頭,還刪掉了賈維爾·巴爾登(Javier Bardem)說自己在中國被關押期間變成了一個惡棍的情節。由於報道了中國領導人的家庭財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年多以來都無法為記者獲得新的居留簽證。由於對中共官員進行的調查,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也遭到了類似的報復。今年3月,彭博資訊公司(Bloomberg L.P.)董事長高逸雅(Peter T. Grauer)說,公司「應該重新考慮」在商業新聞之外進行其他報道的決定,因為這破壞了公司在中國的潛在市場。
But as I considered publishing a book in China, local publishers gradually filled in a road map of the censored world. On behalf of a company in Beijing, an agent wrote, “To allow the public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will agree to revise nearly 1/4 of the contents.” The publisher had itemized trouble spots chapter by chapter, beginning with a line in the prologue: “China has never been more pluralistic, urban, and prosperous, yet it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a winner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pris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ntence could stay.)
然而,我考慮在中國出書的同時,中國的出 版商逐漸為我勾勒出了審查範圍的邊界。北京一家公司的代表寫道,「為了讓著作在中國出版,作者必須同意改動將近四分之一的內容。」這家出版商分章節逐條記 載了有問題之處,從前言的一句話開始:「中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多元、繁榮和城市化,但它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把一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關在獄中的國家。」 (這句話的前半句可以保留。)
Some taboos were foreseeable; the publisher worried about a mention of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because that project resulted in a famine that killed between 30 and 45 million people. Other problems were subtler; since the party credits its economic success to Deng Xiaoping, I was advised not to lavish too much praise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his peers. Judging by the notes, the censor seemed to grow exasperated: “Chapter 14: The whole chapter is about Chen Guangcheng.” (I write about Mr. Chen, a blind lawyer now in ex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of Chinese determination to defy the circumstances of birth.)
一些內容被禁是可以預見的;出版商對一處 提到毛澤東「大躍進」的地方表示擔憂,因為這項運動引發的饑荒令3000萬到4500萬人死亡。還有一些問題則比較微妙;由於中共把經濟上的成就歸功於了 鄧小平,我得到的建議是,不要對其同僚的貢獻給予過多讚美。從注釋來看,審查人員似乎越發被激怒了:「第14章:整章都是關於陳光誠的。」(我寫到了陳光 誠,目前在美國流亡的盲人律師,來展示一些出身卑微的中國人改變命運的決心。)
In some cases, the censors’ requirements startled me: The former politician Bo Xilai, a one-time rising star now serving a life sentence for corruption, was convicted in a trial covered by state television, so why is discussion of him sensitive? The problem, it seemed, is how it can be mentioned, and how much. When an official version of history has been written, an unofficial version becomes unwelcome.
有時,審查人員的要求讓我吃驚:國有電視 台對前中共高官薄熙來的庭審過程進行了報道,他曾是冉冉升起的明星,目前因為腐敗被判無期徒刑,那為什麼對這件事的討論是敏感內容呢?問題似乎在於談論這 件事的方式,以及談論的篇幅。當官方提供了一個歷史的版本之後,非官方的版本就不受歡迎了。
A foreign author who wants to publish in China can find many reasons to tolerate the demands for censorship. A book, even compromised, might inspire a new generation of readers to demand information from beyond their borders; it might help pay for the writing of the next book (or, let’s face it, a new roof). As a writer, it is tempting to rationalize the discomfort by emphasizing the percentage of the book that survives the cuts, rather than the percentage that is censored.
想要在中國出書的外國作家能找到許多理由 來容忍審查要求。一部作品即使被刪減,也可能會激發新一代讀者對國界之外的信息的渴望;這本書還可能資助其下一部作品的寫作(或者,實話實說吧,資助其換 個新房頂)。作為一位作家,把注意力放在沒有被審查的部分,而不是被刪掉的部分,這種做法很有吸引力,因為這會讓你不那麼難受。
But those explanations fail to surmount an inexorable problem.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writing about contemporary China is capturing its proportions: How much of the story is truly inspiring, and how much of it is truly grim? How much of its values are reflected in technology start-ups and stories of self-creation, and how much of its values are reflected in the Great Firewall and abuses of power? It is tempting to accept censorship as a matter of the margins — a pruning that leaves the core of the story intact — but altering the proportions of a portrait of China gives a false reflection of how China appears to the world at a moment when it is making fundamental choices about what kind of country it will become.
但這些解釋並沒有解決一個不可避免的問 題。對當代中國的描寫中,最艱難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例:有關中國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殘酷無情的?針對中國的價值觀,科技初創企業 和自主創業的故事能體現多少,防火牆和濫用權力又能代表多少?一個誘人的想法是,把審查看做對邊邊角角的修理——因為它雖然進行了刪減,但留下了故事完整 的核心。不過,改變了一幅中國素描的各項比例,就無法準確反映出,當中國正在做出關於它將成為何種國家的一些根本性選擇時,它呈現給世界的全貌。
In the end, I decided not to publish my book in mainland China. (It will be available to Chinese readers from a publisher in Taiwan.) To produce a “special version” that plays down dissent, trim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recites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Bo Xilai’s corruption would not help Chinese readers. On the contrary, it would endorse a false image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As a writer, my side of the bargain is to give the truest story I can.
最後,我決定不在大陸出版我的書了。(它 將通過一家台灣出版社與中文讀者見面。)出版一本弱化了異見、刪掉了「大躍進」,並且重複官方對薄熙來腐敗案記錄的特殊版本,這對中國讀者並無益處。相 反,它將加深有關歷史和現狀的錯誤印象。而作為一名作家,我的原則就是盡我所能提供最真實的記錄。
Evan Osnos, a staff writer at The New Yorker, is the author of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歐逸文是《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著有《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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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客》記者歐逸文不願著作受審查,放棄中國出版機會(維基共享資源)
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長期觀察中國局勢,首本見證中國近代轉化史的著作《野心時代》(暫譯,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在幾經思考後,決定因審查制度放棄在中國出版。歐逸文指出,審查刪減對出版品的最大傷害不在於縮水的比例,而是它減弱了作品能夠刺激讀者思考 的能量,甚而造就一種符合官方說法的錯誤暗示。中文讀者仍可透過台灣出版商讀到這本著作全貌。
自我審查先於官方審查
在讀過《野心時代》原稿後,與歐逸文接觸的上海出版社表示,中國版本將「很難」納入部分參與政治活動人士的章節,包括維權律師陳光誠、藝術家艾未未、作家劉曉波、慕容雪村、韓寒與「其他少數幾位」。並希望能獲得作者同意,在中國出版刪減版的《野心時代》。
這是中國出版社的「自我審查」制度。也就是在出版前,自行移除任何中國共產黨審定可能威脅政治安定的人名、詞彙與特定歷史事件。一名北京出版執行曾與作者 協調修訂該書近1/4的內容,前言內的一句話:「這是中國最為多元、繁榮且都市化的時代,但她也是全球唯一一個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關在牢中的國家。」便標 記著「前半句可留」。
對中國作者來說,自我審查也是書寫的第一關卡,否則他們可能因逾界失去國內出版自由。檢察官得以引述其著作內容作為「煽動反對國家權力」的證據,中國的國 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有權將不符審查制度的書籍下架,並懲罰相關負責人士。美國總統歐巴馬首任就職典禮演說中,提及「制止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段落也 在廣播電視上消失,並從報紙演說稿中被刪除。
持續擴張的神秘標準
歐逸文指出,自首代皇帝秦始皇焚燒他國史書以統一人民思想,中國領導者一向瞭解且珍視審查制度的效果與重要。在北京生活與工作的8年間 (2005-2013),歐逸文發現中國當局的審查標準相當難以捉摸。有些禁令會公開規範,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曾明文要求各網站撤除「成都警察圍毆 維權業主」相關影片;但大部分的禁令封鎖不可提及的人物與事件,神秘度高到一般人民也難以察覺。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審查制度正在擴張。歐逸文舉例表示,關於毛澤東「大躍進」運動造成的飢荒是理所當然的禁制事項

全文網址: 「不在中國出版」 紐約客記者拒絕著作審查 | 兩岸 | 新聞 | 風傳媒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


 

Book Review: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by Evan Osnos


“In The Same Boat,” cut paper by Bovey Lee. Photo by Eddie Lam@Image Art Studio.



John Pomfret, the author of “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is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late 1990s, a joke circulated in Beijing depic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go-go China and the all-too-staid United States. In Palo Alto, a young woman goes out to dinner with a Chinese entrepreneur. Driving her home, he accelerates through an intersection as the light changes to red. When they arrive at her house, she won’t invite him in. He obviously isn’t dependable, she says. He risked her life back there at the crossing. In Beijing, the entrepreneur lands another date and, taking that woman home, slows down at a yellow light. At her doorstep, she, too, snubs him. Why did he stop? Clearly he doesn’t know how to grab opportunities when he sees them.

To say that China has transformed itself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s an understatement. The erstwhile “sick man of Asia” now boasts 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and has more trade with more countries than any other nation . Twenty-five years ago, in 1989 — when millions of Chinese marched for more freedom and less corruption in demonstrations that ended with a crackdown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 China’s per-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 measure of its economic output, was a paltry $403 a year. This year it will top $7,000. When my college classmates in China graduated in 1982, their salaries averaged $100 a month; now they all own at least one apartment and boast flat-screen TVs bigger than my family’s minivan.




But this voyage from Third World basket case to global powerhouse has not been without its challenges. China produces more carbon dioxid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ts air, soil and water are laced with heavy metals and other toxin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bigger than America’s. And while economic reforms have raced ahead, people are still thrown in jail for speaking their minds.
In the pages of the New Yorker, Evan Osnos has portrayed, explained and poked fun at this new China better than any other writer from the West or the East. In “Age of Ambition,” Osnos takes his reporting a step further, illuminating what he calls China’s Gilded Age, its appetites,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in a way few have done.
Two themes drive this compelling and accessible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Kingdom. The first is hunger. China is living through “a ravenous era,” Osnos declares early in the book. And it’s a hunger not just for meat — the consumption of which has increased sixfold since the 1970s. After 40 years of dead-end Maoism, Chinese are combing the globe for commodities, wealth, experiences and respect. The second theme is the chase. “All over China people were embarking on journeys, joining 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Osnos writes, and he doesn’t mean that just in physical terms. He peppers the book with tales of characters making spiritual, economic, emotional and philosophical expeditions that have transformed their lives and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it all has happened so fast. As Osnos notes, the 1980 edition of China’s authoritative dictionary, “The Sea of Words,” described individualism as “the heart of the Bourgeois worldview, behavior that benefits oneself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But today Chinese have embraced the idea that they can be the agents of their own fate with an alacrity that perhaps only an American observer can really understand.
Dividing the book into three sections, Osnos depicts the pursuit of wealth, freedom and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Along the way the reader is treated to a series of finely wrought portraits of Chinese searchers. We meet Lin Yifu, who as a young officer in the army on Taiwan makes the remarkable decision to swim to China in 1979, then earn a doctorate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s the World Bank’s chief economist, become one of the principal cheerleaders of China’s hybrid economic model of unfettered capitalism and state control.
There’s Gong Hainan, a peasant who founded a dating Web site in a typical rags-to-riches story that has become central to China’s sense of itself. Tang Jie is a philosophy student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hose problems with the Western media’s portrayal of China’s treatment of Tibet give Osnos a way to explore the critically important world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ixation that the West is out to get China. The prominent dissidents Ai Weiwei and Liu Xiaobo also receive deeply insightful treatment. In all, Osnos ranges omnivorously between rich and poor, Christians and Buddhists, the patriotic and the oppressed, moguls and Mafiosi, democrats, dissidents and dogged supporters of the regime.
Osnos’s book brings to mi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Arthur H. Smith in 1894; it was the most widely read book on China well into the 1920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riddled with the patronizing racism of the time, but it’s also deeply insightful. Smith’s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 inspired China’s best-known writer, Lu Xun, to compose his most famous short story, “The True Story of Ah Q.”
Osnos’s examination of Chinese ambition is equally ambitious in revealing the national traits of modern Chinese. While Chinese describe themselves as more cautious than Americans, Osnos notes at one poi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y take consistently higher risks with their investments than Americans of comparable wealth. I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parents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determining how much a child will earn in adulthood; but in China, Osnos writes in another section, “parental connections” — not education — are the key, making urban China one of the least socially mobile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finally, amid all of China’s frenetic energy and miraculous economic growth, Osnos observes that its Gilded Age is an era without any “central melody”; there’s a huge spiritual hole in the middle of the Chinese soul, and, he argues, it makes that great country’s future uncertain and a bit scary for them and for us — an insight Smith would understand.
A few weeks ago, the director Oliver Stone did something leading dignitaries rarely do when they go to China: He spoke his mind. Addressing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tone lambasted China’s movie industry for its censorship and silly offers of joint production with American directors and production teams. “It’s all platitudes,” he said.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making tourist pictures, photo postcards about girls in villages, this is not interesting to us. We need to see the history . . . for Christ’s sake.”
Stone’s comments caused the predictable quotient of defensive harrumphing from the wardens of China’s system. A middling director rushed to China’s defense. But Stone has a point. China’s censorship is clearly holding back its culture and its understanding of itself. The best work exploring China is being done outside the country, mostly in English. The new novel “Kinder Than Solitude,” by Yiyun Li; the stories of the writer Ha Jin; the recent histories by Odd Arne Westad and Rana Mitter; even DreamWorks’ “Kung Fu Panda” are all examples. Now add to those Osnos’s masterful portrait of China’s Gilded Age.
But as with Westad’s book, it doesn’t look as if there will be a mainland Chinese edition of “Age of Ambition.”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May 2, Osnos noted that a Chinese publisher wanted to airbrush several key characters out of his picture of China to pass muster at Party Central.
As far back as Edgar S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used American writers to sing its praises, wagering correctly on the enormous wellspring of respec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the Chinese. That Osnos understood this dynamic and declined to play this game makes him doubly unique. “As a writer,” he said, “my side of the bargain is to give the truest story I can.” That’s what we get with “Age of Ambition.”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By Evan Osnos
Farrar Straus Giroux.
403 pp. $27

Lee Kuan Yew, the wise man of the East, has died:An astonishing record

謠言:李光耀18日過世:91歲。
23日過世:

Lee Kuan Yew, the wise man of the East, has died
http://econ.st/1EGTCRQ


「 Lee Kuan Yew, the wise man of the East, has died http://econ.st/1EGTCRQ 」

Lee Kuan Yew's Singapore: An astonishing record http://econ.st/1EBtzsT




Lee Kuan Yew, the statesman who transformed Singapore from a small port city into a wealthy global hub, has died at the age of 91:http://bbc.in/1FruZLO


「 In quotes: #LeeKuanYew bbc.in/18RpeJi 」

新加坡獨立之後,總理李光耀曾經對外說了這樣的一段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李光耀觀天下」書中說:
「台灣無法自主命運,就算台灣民意支持獨立的人比統一的人多,這種民調『毫無意義』,因為台灣的前途不是根據台灣人民的意願確定,而是由台灣與中國力量對比的現實及美國是否打算干預和確定」…
蕭新煌打臉說:
李光耀這段話不但干預他國國家事務,汙衊台灣人民民意,違反台灣民主,更違背他同樣在書中所說的「政治家要成就任何事之前,先得爭取人民的信任」。為什麼新加坡的民意和信任重要,台灣的民意和信任就不值一顧?…